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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秋天，65岁的二叔心梗发作，突然离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我们一帮亲戚闻讯赶到医院时，120急救车有两个工作人员还没走，说是400元车费没付，二婶在口袋里摸索好一阵子，只掏出一把零钱。
老叔叹了一口气，帮付了费用，跟母亲抱怨道：“二哥赚了那么多钱，全家一辈子吃利息都够了，也不知道二嫂都给折腾到哪儿去了！”
母亲没多说什么，看着二叔的儿子张莫深深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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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童年的时候，是粮票比钱管用的年代，生活充满操作感。
我家住的是“拉合辫”房。建房前先挖一个大坑，坑里和上稀泥，将铡齐的、1米多长的草，打上结放在坑中，浸透泥浆，像是姑娘的麻花辫，沥干后拖给“编墙”的师傅。编一层，撒上一层土，夯实，砌出房山墙来。房顶盖苫草、屋里报纸糊墙，比一般的土房牢固保暖。但房子的产权并不是个人的——解放前，县里的地主选择南逃，房产收归公有，我父母结婚后每月花3元租下一间，租金只占家庭收入的3%，可以说毫无压力。
老家县城漫长而凛冽的冬天里，父亲在前院“啪啪”地劈柴火柈子，小小的我也跟着凑热闹，胳膊力气不够就用脚把铁戳子踢进煤堆里，再摇摇晃晃提进外屋地。炉膛里的火烧得很旺，通红的炉箅上是一个铁盆，母亲把面粉打的浆子抹在裁成长条的报纸上溜窗缝儿。
80年代中期，我家花了1500元把这房子全款买下。平房前后各有一个院子，前院养鸡、鸭、鹅、猫，后院有3棵枝丫纠缠的樱桃树，树丛再往后便是二叔家了，房子几乎和我家的一模一样。
二叔和父亲是一爷公孙，长得很像，平时都穿深蓝色中山装，前胸口袋别一支钢笔。二叔脾气又臭又硬，倒是二婶能说会道，很会来事，蒸了大馒头必给邻居们送一圈。
那时，我母亲在国有副食品商店上班，月工资41元，父亲在亚麻厂当车间主任，工资要高一个档次，48元。我二婶在化工厂上班，二叔在油脂厂，也当主任，工资差距不到5元，那时我家和二叔家的经济实力几乎没有差别。
我家只有我一颗独苗，二叔家则是儿女双全——为了生儿子，二叔还交了超生罚款。堂姐张倩大我5岁，在小孩子眼里看起来高大成熟，玩不到一起去。于是小我2个月的堂弟张莫，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玩伴。吃过早饭，张莫就翻过低矮的土墙来我家玩，他掀起“克赛帽”的面罩，腰里别着一把“炮子”枪，威风凛凛地装上药圈，叭叭打出火星，弥散开来的火药味道好闻极了。
我擅长上树掏鸟蛋，张莫擅长抓蛤蟆，他随手掰一枝柳条，一把撸掉叶子，就成了条“钢鞭”，在水边蹑手蹑脚走上去，嗖地一下就把蛤蟆抽翻在地。有时我们又会去鱼塘偷鱼、去地里偷苞米，被发现了就没命地跑，兄弟俩的“波棱盖儿（膝盖）”就没有无伤的时候。唯一扫兴的是，只要到了二婶的规定时间，正玩在兴头上的张莫就会立即回家。
亲戚邻里都说二婶是个精明人，管得住急躁粗鲁的二叔，还把两个孩子经管得很好。80年代末，二婶就有“赢在起跑线上”的思维，张莫被送进了稀罕且昂贵的私立幼儿园，还没上小学就识得上千个字。而我上的是半年学费才10块钱的县幼儿园，整天就是玩，小学一年级才开始学拼音，落下一大截，为此我母亲自责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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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县里国营副食品商店实行承包制后，我母亲才赚到些钱。1990年我上小学，父母卖掉平房，加上积蓄，凑了1万9，买了新房楼——当时在县城住楼房是值得炫耀的事，大人欢天喜地，我却为丢失玩乐的院子而郁郁寡欢。二叔家也搬走了，新房子距离学校很近。
张莫和我上的是同一所小学，还成了同班同学。他还是那么乖巧听话，尽管家离学校只有几百米，也要等读高年级的张倩来接。我就淘得多，上学没几天就不让父母接送了。离开父母的眼睛，我完全放飞起来，夏天赤脚穿凉鞋故意往水坑里趟，冬天往轴承里砸进颗“溜溜”（玻璃球）做成冰尜，一边抽着，一边打刺溜滑回家。
二叔搬新家后，张莫第一次邀请我去他家玩时，我就被吓到了——我家新楼房使用面积只有40平，二叔家虽然还是平房，却一间连一间，要走上一会儿才能绕到后院，而张倩就在那个超大的院子里骑自行车。我去二叔家做客少说也有几十次，到最后也没弄清他家到底有多少个房间。
二叔年轻时以打架勇狠出名，有时就算我在他家，也时常对闺女儿子一个大耳光招呼过去，吓得我手足无措。要是正巧二叔和堂姐都不在家，我们两个小兄弟就放得很开了，张莫把价格不菲的发光发声的机器人、会咯咯叫的电动下蛋母鸡还有全套的积木和数不清的塑料兵人摆了一地，我的感受堪比刘姥姥进大观园。
但最吸引我的还是地毯上各种各样的画报，我家的书都是《十万个为什么》《上下五千年》以及四大名著之类严肃的大部头，能看到带图的小人书是一种奢侈。可张莫家竟有一大摞奢华全彩的《超时空猴王》和各种杂志。翻开《奥秘》那诡异奇幻的封面——水手们握着鱼叉与巨大的章鱼搏斗，百慕大三角的海底金字塔，飞碟坠毁发现的外星人尸体……看得我如梦如幻、如醉如痴。
张莫领我爬到床下，给我看他发现的宝藏——整盒整盒从来没见过的硬币，上面写着“壹圆”。张莫顺手抓一把给我，20年后，我开始玩钱币收藏，才回忆起来那是价值不菲的“长城币”和“建国35周年纪念币”——可那些硬币都被我买“扑扑星”和圣斗士星矢的不干胶了。
童年的感受都是放大的，我手舞足蹈地向母亲描述二叔家的“豪宅”，母亲就埋怨父亲说：“让你当副厂长你不当，看看人家这日子过得！”
父亲在厂里是技术骨干，领导曾有意提拔他当副厂长，然而父亲性格内向，对“当官”很畏惧，选择了推辞。而二叔则抓住机会当上了油脂厂的副厂长，大房子是厂里帮盖的。年幼的我不能完全理解母亲话的意思，但也模糊意识到，我家和二叔家的生活，开始变得不同。
二叔很快履正一把手，在县城中心位置和临近公园的黄金地段买了两处楼房。二婶自打生了张莫就不爱去上班了，既然自己那点工资和丈夫的进账天差地别，干脆办了病退，专心打理家务。
再去张莫家串门时，我俩就坐在巨大的背投电视前玩游戏机，茶几上的大盘子里堆满了高级糖果和糕点，二叔大声吆喝我吃，我嘴里答应，却不敢伸手。二婶仿佛看穿我的羞怯，抓了一把塞在我手里。我印象深刻的是一种包裹葡萄干的小蛋糕，只有半个拇指大小，去掉薄如蝉翼的纸杯托，放进嘴里，浓厚的奶香、葡萄干的香甜伴随着烤制的松软让人沉醉。我吃光了手里的，只能努力忍住馋意。回家跟母亲描述这个点心，没想到在县城最大副食品商店上班的她，竟然也没见识过。直到我上了大学，才知道它只在省城的副食品商店有专柜售卖。
班主任开了家小卖铺，经常会把零食带到班里来。之前我判断同学家里是不是富裕的唯一标准是有没有炫酷的变形铅笔盒。后来又有了新的依据——能买一个1块5的棒冰的，是普通家庭；能买2块5“气管子”的，是富裕家庭；张莫更高一个等级，他偏爱要花一张“炼钢工（5块）”的大板巧克力，潇洒地扔掉红色外皮，把里面银色的锡纸翻卷开，捧在手里吃。
而那时我只有每天中午消费一根小豆冰棍的实力，还要吮吸出木头的味道才舍得丢掉冰棍杆。
张莫在班里得的小红花最多，成绩也比我好，常考第一名，作文总被当做范文读，还最先当上班长。等到我也别上“两道杠”，张莫已经成了大队长。听家长话、学习好，张莫的完美形象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成了母亲对标、训骂我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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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莫和我读的小学是县城最好的，对口的初中也是最好的，如无意外，我们哥俩是可以延续同学关系的。但小升初那年，全县唯一的省重点高中第一中学出了个幺蛾子，开办了2个初中实验班，只招100人，需交8000元巨款才能上。二婶觉得贵有贵的道理，再加上省重点中学的名声加持，绝对错不了。于是，张莫去了一中初中部，而我去了对口初中。
上初中后，我开始沉迷街机游戏厅，也总掺和校园打架事件，班主任甚至找我母亲谈话：“现在不是你家孩子能不能考进一中的问题，而是还没等到中考就会不会被人拿刀攮了的问题！”
母亲对我的在校表现很担忧，她的更年期和我的青春期杠上了。她辩论不过我，只好又搬出张莫来压我，说人家孩子怎么怎么听家长话。当时我沉迷于倪匡的《卫斯理》，蹦出一句：“人类之所以有进步的主要原因是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
眼看我和堂弟的差距越来越大，母亲便向二婶取经，二婶传授教子心得：“不许谈恋爱，少跟坏同学来往，禁止接触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去哪儿见谁要早请示晚汇报，还要定期检查房间、书包甚至包括偷看日记。”
然而这些招数对我都不管用，初中时代的我是不折不扣的问题少年，相比之下，张莫被二婶经管得很好，不抽烟，没早恋，掺和打架就更不可能了。他也爱玩街机，放学后打几局就回家，在对战中我能轻松战胜他。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中考结束后，野上天的我顺利升入县一中，而被寄予厚望的一中初中部仅有2人分数达到高中部录取线——原来他们初中部的老师都是从附近乡镇抽调上来的，教学和管理经验都不行，就这样，一中的初中部只办了一届就解散了。母亲知道后，劫后余生似地说，当年她也想过借钱让我去一中初中部。
家长们大闹起来，堵住一中教学楼门要讨个说法。校方最终处理方案是扩出20多个“议价”名额，交一笔2万元的“议价费”，孩子就能进高中部就读。那时县里招商引资，做了多年厂长的二叔被一家大型三资公司挖走做总监，收入已经是天文数字，钱的事都是小事。
议价生被平均分入高一年级的10个班，一中的老师们一切皆为冲刺名牌大学，讲起课来快车不等人，张莫初中底子薄，很快就跟不上趟了，始终在全学年大榜末尾打转。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成为校园明星——他的身高已经窜到1米82，长相变得英俊帅气，梳着最流行的偏分发型，像极了磁带封皮上的林志颖或孙耀威。他的篮球技术还非常不错，下课铃声一响，我总能从教室窗户看见他一路运球跑到操场，抓紧利用短短的10分钟投篮，他喜欢高个子少有的滞空跳投，总是激起女生们的一片惊呼。
高二时我也参加篮球联赛，为了买双质量好些的篮球鞋，专程去省城的体育用品一条街，才发现张莫穿的篮球鞋是大名鼎鼎全掌气垫的“乔丹12代”，售价超过我父亲俩月工资。我跟张莫在球场也有过几次对抗，他极富力量的冲撞，用力拨开我断球的手，让我印象深刻。那时距离我俩爬樱桃树、他不敢下来哭鼻子才相隔不到10年，生命的蜕变竟如此飞快。
临近高考时，县城里开始兴起补课班，母亲一连给我报了英语、数学、化学3个费用不菲的班。而以前对教育颇有先见之明的二婶却不为所动了。当时社会上有“搞原子弹的不如买茶蛋的”说法，二叔发达后，快速膨胀的财富似乎改变了二婶的信仰，觉得子女学业不那么重要了。如今家庭兴衰的干系在二叔那边，她时常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二叔单位转一圈，显示“主权”。为防有“小妖精”上位，还按月收缴二叔的绝大部分收入。大家都夸二婶有能耐——除“张总”喝酒管不了，一切尽在掌控中。
90年代末，我父母先后选择提前退休，每月发200元养老金。没过两年，轰轰烈烈的“下岗再就业”开始了。父亲的提前退休是二叔找关系办的，母亲送去500元钱表示感谢，二叔说什么也不收，只好买了辆400元的自行车送去，却从来没见二叔家有人骑过。张莫平时上学骑的是一辆昂贵的直把山地变速车，他的衬衫下摆系起来，裤子挂着一条金色的链子，拴着汉显BP机。耳朵里垂下两条耳机线，线那一头是进口的松下随身听，潇洒极了。同学间都传，他收到的女生情书堆满书桌的半个抽屉。
可那时没人会料到，属于这个鲜衣怒马的潇洒少年的好时光快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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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二叔的事业如日中天，我父亲“再就业”月工资涨到400元时，二叔一次发奖金就有20万元，在当时能买本地的4套房。
堂姐张倩念完初中就不上学了，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她认识了一个在保险公司上班的小伙子，两人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小伙子叫大亮，长得挺精神，人也机灵，和二婶第二次见面，就叫上“妈”了。当着外人面，更是把二婶夸得跟菩萨现世一般。别人听了肉麻，但这似乎让常年做家庭主妇的二婶非常受用。
那时家族上一辈的老人们大多健在，亲戚联系很紧密。我大姑、老叔都不同意这门婚事，他们打听到这个大亮不仅家庭条件不好，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生活作风也不太好，天天跟一群酒肉朋友吃吃喝喝，长辈们觉得大亮是看中了二叔的地位和经济实力，根本不是喜欢张倩。“咱可是正经家庭……”在县政府当小头头的老叔话说了半句，咽了回去，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怎奈二婶被大亮哄得心花怒放，力挺这门婚事，就这样，刚满20岁的张倩结婚了。
婚礼敬酒时，大亮对我母亲说：“婶啊，你家穷，张倩都跟我说了，我准备开4家手机话费站，没钱没事，以后我养你老。”母亲连连称谢，回家后却对父亲说：“大亮这人太会说，看起来又虚又浮，恐怕不是什么好选择啊……”
大亮没有房子，婚后住在二叔家的一套房里，逢人便说：“我老丈人家一共3套房，我一套也不要……”
没多久，二叔家之前平房和院子也因旧城改造拆迁了，换来一套楼房和金额不算夸张的拆迁款。
2002年高考结束，我估分不高，但执意报了211里的A大。母亲开始担忧我落空，还好分数公布后，我的成绩高出录取线十几分，很快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母亲欣喜异常，自此以后没再在重大问题上替我做主。
张莫没过本科分数线，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复读，而直接去省城一所专科院校报到了。二婶对母亲说：“专科先上着呗，念两年专升本，毕业和本科一样。”
县城距离省城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上大学后，二婶叮嘱母亲说：“放假就让张林回家！不然孩子离开你眼睛都不知道在外面干啥，我家张莫可是每个大礼拜都回家。”
听了母亲的转述，我嘴撇到耳朵根。一直在小城镇打转的我早已被大学宽阔的阶梯教室、巨大的图书馆所征服。课余时间我还可以做家教，收入可观。平时参加辩论赛、篮球赛、组织魔兽比赛并担任解说，还要和寝室兄弟们一起谋划以各种借口约系里的漂亮女同学看电影、逛街、吃饭……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家里老人陆续离世，几家亲戚各过各的日子，聚会和联系大幅减少，昔日的玩伴早已各奔东西，回家除了看电视，还能做些什么呢？所以我只有在寒暑假、过年时才回去。
虽然我上了大学让母亲十分欣慰，但人生的关口是永远过不完的，她和二婶聊天时又开始倾吐新的烦恼：“张林毕业要是留在省城，没房子可咋整？只能把现在的房子卖了，给他交首付，我跟你哥就得租房住了。”
“我家张莫倒是没有这个担心，到时候买他二姨的房子，二姨的儿子在温州开鞋厂赚了大钱，准备全家搬到那边去。那房子很大，估计人家都不一定要钱呢。”二婶说。
3年后，张莫专升本没成功，比我早毕业一年。
不知为何，二婶口中亲戚的大房子没买成。张莫的大学老师很喜欢他，学校新建了教职工楼，卖给本校教师每平980元，那位老师或许差点钱，就准备把原来的住所卖给张莫，60平米，5万。2005年，省城房价已经抬头，我们大学门口拆迁刚挖大坑时，期房就卖900一平，建到一半就卖1350元一平了。奇怪的是，向来算盘珠子拨得叭叭响的二婶，竟然决定不捡这个大便宜，反而卖掉了县城的一套房子。几个亲戚知道后都私下嘀咕：看不上小户型，转手卖也能赚不少啊？说来说去，只道是二叔在三资企业当二把手，挣了大钱，懒得赚这三瓜两枣的吧。
往后的十几年，大家才恍然大悟，其实二叔家的情况，和我们推测的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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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莫的学历在求职市场上不吃香，找不到好工作，就在省城小商品城里打工。
大亮那时一心想着做大买卖，结婚不久就拿了保险公司的6万元“买断”了。他的手机缴费站开了半年就倒闭了，就这样，两口子都无业，天天睡到大中午才起床，懒得做饭就去二叔家吃。后来干脆住到二叔家，过起了饭来张口的日子。亲戚们都觉得年轻人长期闲着不是个事，得找个营生干，这话二婶勉强能听得进去，但谁要说她姑爷一点不是，就一蹦三尺高。
不知道是因为无所事事，还是狐朋狗友教的，大亮接触到了“黑彩”，先是小有盈利，然后大败亏输，很快就债台高筑。时间一长，纸包不住火，债主找上门来，二婶问他欠了多少，大亮说40多万。二婶虽然很气，但实在稀罕这个女婿，琢磨着破财消灾，还掉就完事了，免得闹得尽人皆知，甚至还幻想，经过这挫折，大亮也能加倍对女儿好。
但还完账没多久，又有新债冒出来，大亮每次都是又下跪又磕头，说二婶比他的亲妈还好，还完这最后一笔就彻底清了，死也不会再买黑彩了。沉没成本垒得高，二婶只好继续偷偷摸摸帮女婿还钱，还不敢让二叔知道。她哪知道大亮这小子满嘴跑火车，鬼知道到他到底欠了多少钱。
2006年，我毕业后进入银行工作，二婶问我一个月能开多少钱。
“发到手七八百块。”母亲据实回答。
“那真不多，还得是做买卖，我们家张莫现在一个月能赚1500，老板特别欣赏他，还要给他买车呢。”二婶说。
这话说完不到一年，张莫就辞职回到县城，利用打工时的进货渠道开了一家饰品小店。那时二叔的三资公司也在走下坡路，他又不能只手遮天给没有本科学历的儿子安排很好的岗位。他觉得既然家里有积蓄，儿子做生意打基础，未尝不是件好事。二婶很享受把孩子们聚拢在身边的感觉。张倩曾有个机会去外市人民医院当护士，她坚决不同意。张莫回县城开店，她就很支持。
张莫帮姐夫大亮在我们当年的小学门口开了家分店，我母亲却说大亮的店很快就得黄——她去过店里一次，看见大亮一个人吃饭，桌上摆着从饭店要的两样饺子、四样菜。有顾客问价，他爱答不理，自顾着吃。
果然不久，大亮的分店就倒闭了。
堂姐嫁了这么个人，难免心中郁闷，不知道从哪学会了“嗑药”。此时大亮露出了阴险狡诈的一面，他发现张倩吸毒后非但不制止，反而还怂恿、鼓励，说是能缓解压力，挺好的，控制好量就不会上瘾。转头那边就对二叔和二婶说：“张倩不学好染上毒品，这要是让人给举报了不得强制戒毒，关进去几年啊？”
这些，我们也是后来才听说的，好面子的二叔二婶，当时一个字也都没透露。
2009年，我在省城贷款买了房，首付的8万元中有6万是从五姨那里借来的。神奇的是，我当年销售掉了很多保险产品，靠年终绩效很快就把债还清了。那时省城建设新区，老家县城手里有点钱的人都去新区买房了，连县一中学也迁到省城的新区。年轻人考上大学极少再回家乡工作，县城街道上都是中老年人的面孔，县城的商业环境没落了。
张莫的店也倒闭了，2014年他只好重回省城找工作。本来他要去面试的企业要求本科学历，幸运的是他同学的父亲是该企业二把手，亲自出面说情，他才被破格录用，每月工资四五千元，还给他提供了一间宿舍。那家企业在我们银行有贷款，我特意去查看了他们的信用材料，是一家颇有潜力的科技制造公司。我知道二婶家近些年来过得不算好，就对母亲说：“再看见二婶，你就跟她说，张莫的公司不错，工资比我收入还高一截呢！”
这话似乎只能给二婶些许慰藉，像是寒冬里靠一支蜡烛取暖。持家哪有败家快？那时张莫赚多少钱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姐姐、姐夫败了多少钱。二叔一家都是很要面子的人，二婶更是对家庭剧变讳莫如深，多年间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像当年没人知道二叔赚了多少钱一样，十几年来亲戚们也没人知道到他家到底借了多少钱。直到二婶卖掉了位于县城中心地点的房子、生活的窘迫再也掩盖不住去开口借钱时，女婿玩黑彩、女儿吸毒的事才被证实。小院拆迁的那套房子，据说也早已经卖了。
大亮确实不玩黑彩了，而是改成了赌博。两三年前，二叔一家就已知晓，张莫当时还差点和姐夫动起手来。张倩那时还埋怨弟弟，也不先跟她沟通一下：“你打架，大亮吵着要和我离婚，他是男的好找，我可就难找了。”
亲戚们不知道张倩和大亮什么时候离的婚，2012年母亲和二婶在街上遇见，二婶还说两人过得很好。实际上，大亮已经在县城消失很久了，债务和儿子都扔给了二婶二叔家。
6
2015年，拿高退休金的二叔去世后，张倩去了南方，留下的债务暗河，只能由张莫继续趟——毕竟，二婶退休金也就2000多元。债主找到张莫的公司来，每一笔都得到张倩的确认，张莫只好代为偿还。到后来，二婶的退休金连供外孙子读中学也不够了，只好又向张莫伸手。小外甥学习成绩不好，张莫就省吃俭用，请老师帮他补习。
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两三年，估计债务着实太多，2018年初，二婶像是疯了一样又在亲戚朋友间借钱，能想到的人都借遍了。没过多久，二叔家最后一所房子被法院查封拍卖，二婶领着读高中的外孙无家可归，张莫只好租了一间房子给一老一小做容身之所。
即便如此，时不时仍有债主找到张莫单位来，就仿佛有一只鬼眼盯着他的钱包，只要他攒下一点钱，就有新的债务钻出来。张莫几乎崩溃，他打电话质问姐姐到底还欠多少钱，张倩痛哭着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根本就不敢算。”
2019年，二婶的养老金账户被法院查封用于偿债，三代人的日子雪上加霜。
家里的债务像是一个贪婪的海绵怪物，吸干了张莫辛劳的汗水。工作十几年，他只干了两件事，代姐姐还债，供姐姐儿子念书。母亲总是叹息这孩子“白瞎了”，聪明、帅气、开朗、仁义，没有借过一分钱，却被沉重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
“富”这个字，对张莫来说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尽管已经是大叔年纪，但他的高和帅还是没变。在同事、同学牵线搭桥下，也处过两三个女朋友，谈婚论嫁时一交底，姑娘无一例外都被吓退了。男人到了这个年龄没房、没车、没存款，还要供养没保障的母亲和接济外甥，哪个女孩肯嫁啊？
张莫不甘心这辈子就这样过去了，他再一次辞去工作，和同学合伙开了一家培训学校。在完整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二婶眼里，做老板是一定赚大钱的。可事与愿违的是，2020年疫情突然袭来，学校倒闭了。
大姑和老叔对二婶的不满溢于言表。二叔生前是个工作狂人，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赚的钱都是二婶打理。
“喝酒能喝多少钱？二哥赚的钱，姐俩这辈子都花不完，吃利息都比别人工资高几倍。二嫂却把家搞成这个样子！”
“张倩和大亮结婚大家都反对，就她被忽悠得五迷三道，发现苗头不对早就应该离婚，面子值几个大子儿？”
“一开始以为二嫂借钱给娘家亲戚，说是人家在南方开鞋厂入股，后来鞋厂倒闭是玩财产消失术。现在连她的养老金都冻结了，看来是真的打水漂了。”
我和母亲也像20年那样又争论起来：“我要是二婶，家产一掰两半，盈亏自负，败家子自作自受，别来找我。”
母亲连连摇头：“你不养儿不知父母心，当爹妈哪能不救自己的孩子？”
“救归救，发现坑太深就不该让张莫去填那个无底洞，害他半辈子！”
“父母总是更宠爱弱的那个孩子。没处弄钱，自然就会向强的那个伸手。再说，张莫是你姥接生的，小时候又瘦又小，一会儿不抱就哭。你二婶上班时都是张倩照顾弟弟……”母亲的思维方式不走理性那条线。
我脑海里浮现出姐弟俩牵小手一起放学回家的背影——是啊，就凭一个母亲的理性，能战胜复杂而黏稠的亲情吗？
培训学校倒闭后，张莫去了北京投奔同学，找了一家日资企业的工作，据说月收入接近2万。他和同学合租了一处房子，成为一个39岁才起步的“北漂”。张莫的外甥高考只考了200分，只好念专科，2021年大专毕业后，在本市找不到工作，经同学介绍也去了北京一家公司，收入只有4千左右，房租高昂生活窘迫。张莫就让他搬到离自己住所近的地方租房，帮扶他生活，经济负担的辔头仍未完全解开。
张倩如今长居四川，嫁了个装修工人，收入也不高。又一次打电话跟张莫借钱时，张莫愤怒地咆哮道：“今后我只管妈，你别再找我了。”姐弟关系最终还是闹得半僵。
二婶人至暮年，儿女环身、子孙满堂的幻境如烟消散。去年秋天，母亲请县城的几家亲戚吃饭，二婶对她说：“我自己在这边还得租房，多花一份钱，过一段时间我也去北京，和张莫他们住一起，还能帮他们做做饭。”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北落师门
编辑：唐糖
题图：《七个会议》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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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落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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