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番客婶”的守望

2022-01-28 10:27:19
2.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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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七月初七,因“牛郎织女”的美丽爱情传说,如今已被称作“中国的情人节”,象征的是已婚男女之间恪守双方对爱的承诺、不离不弃的美好感情。

可生于“七夕”的祖母,似乎命定要与爱人相隔两地,只是命运并未如传说般给她美好的爱情,而她的命运,也是一代又一代侨乡女人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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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迫于国内兵连祸结,战火不断,我的家乡,福建泉州县城的一个村里,有不少人选择了“下南洋”。去东南亚国家谋生也被我们称为“过番”(离开故土,到“番邦”谋生),去的人就被称为“番客”。有些番客因为勤劳肯干、头脑活络而发家致富,衣锦还乡,留守家乡的亲人也因此过上了好日子。但许多番客只是一般的务工者,勉强靠打工维持温饱,一辈子滞留在异国他乡,自然无暇顾及留守家乡的亲人。

“番客”多是男人,所以他们留在家乡的妻子就被称为“番客婶”,这是一个因侨而生的美丽又心酸的称呼。

我的祖母,就是其中一位。

闽南把祖母称为“阿嬷”,我的阿嬷生于1919年,家族宗亲多人在马来西亚经商。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太公(外曾祖父),结婚几年后就去“过番”,到马来西亚帮忙打理家族生意,经营布料商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阿嬷作为家中长女,自幼倍受长辈宠爱。外太公将她视作掌上明珠,一到学龄就送她进乡塾,和宗族的男孩子们一起接受启蒙教育。那时候,能上学的孩子都很少,更不用说是个女娃了。

可惜,阿嬷并不是个好学生,学堂的先生教会了她念三字经、千字文、笠翁对韵,却没教会她如何做个大家闺秀。她和男孩子一样调皮捣蛋,戏弄学堂先生、下河玩水捉鱼、上树掏鸟窝,玩得不亦乐乎。

外太嬷(外曾祖母)无计可施,在阿嬷7岁那年,下决心将她裹脚。缠上裹脚布,双脚火辣辣地疼,阿嬷哭嚎着一次次把裹脚布松开扯掉。几经折腾,最后还是外太公心疼闺女,寄回家书劝阻了外太嬷这样做。

阿嬷上了4年学,看得懂书信、能写字后便不读书了。到了婚嫁年龄的阿嬷,出落得水灵,加之家底不薄,说媒的人踏破门槛。18岁时,阿嬷嫁给同村同龄的后生,我的阿公(祖父)朋华。两家算是门当户对,我的太公、太嬷彼时也在印尼谋生,经营一间杂货铺和一家罗屉包(面包)店,虽然做的是小生意,但经常汇钱寄物回家,在乡里算是富户。国内就只有我的高祖父母和阿公留守家园,因为家中人丁少,还雇请了小工打理田园、经营家务。

那年7月,在荔枝飘香的季节,阿嬷和阿公成亲了。18个挑着嫁妆的送亲队伍浩浩荡荡走过村道,从村东到村西,一路鞭炮声响震天。阿嬷风风光光地入门了,婚礼进行了3天,宴席菜式丰富,据说光是南洋寄回来的海参就泡发了3大缸,更不用说鸡鸭鱼肉了。在那个贫瘠的年代,这样的一场婚宴让乡邻们交口称赞,津津乐道了许久。和阿嬷一同进门的,还有她从娘家带过来的小草姑娘(后来,阿嬷心疼她无父无母,认作义妹)。及至年长,阿嬷将她许配给了家里的小工,置办了成家一应物什,一起住在古厝里。

虽然有小工打理家务,但短暂的新婚生活过后,高祖父母就让阿嬷开始学习操持家事。在人丁稀少的富裕人家里,阿嬷的到来让家里多了生机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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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阿公在次年荔枝成熟的季节里,也和族亲们一起去了印尼,帮太公打理杂货铺。此时的阿嬷已有了身孕,年底生下我的伯伯。

就这样,阿嬷开始了和高祖父母的留守生活。以后,每当荔枝开花、成熟的时节,阿嬷的心里总是有些酸楚。好在,她还有个孩子陪在身边,不至于像村里有些没有孩子的“番客婶”那样孤苦伶仃。

一转眼,伯伯已能蹒跚迈步,牙牙学语。阿公每隔两三个月会寄封家书回来,太公太嬷也不时从印尼寄些钱物用于赡养一家老小。平淡的日子在期盼中一天天过去。高祖父母看家中人丁稀少,冷冷清清,寻思着抱养了两个男孙支撑门户——这两个孩子便是阿嬷的小叔子,我的二叔公和三叔公。二叔公年长伯伯3岁,三叔公和伯伯同龄,均不谙世事。年轻的阿嬷既要照顾儿子,还要帮忙看顾两个小叔子,日子更忙碌了。

阿嬷性格直爽,本性善良,虽家境富裕,却不骄奢。闻谁家有难,常主动送上钱粮帮扶,家中不时有乡民前来寻医求药,甚至是为孕产妇求高丽参,阿嬷都从不吝啬,因此也赢得了乐善好施的好名声。

一晃几年过去,两位叔公和伯伯也渐渐长大。在这期间,国内战事连连,邮路、航线不通,下南洋的中国人都没办法回来,家用供给也渐渐断了。阿嬷在那些年经历了许多磨难,家里没有钱雇佣小工,曾经养尊处优的她就放下身段,锄地种稻、插秧收割,像男人一般下地劳作。小草姑婆说,那时的阿嬷常感叹:“还好当年没有裹足,不然怎么养得起这个家?”

为贴补家用,秋天阿嬷上山采摘茶籽,榨成茶籽油,夏天熬煮仙草冻,走街串巷地叫卖,一天下来,脚底常常磨出血泡。几年时间,她晒黑了,原本水嫩的皮肤变得粗糙,脸上有了皱纹,变得憔悴、苍老,还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等一身病痛。

她先后送走了高祖父、高祖母,和小草一起,抚育两个10来岁的小叔子和大儿子。白天在忙碌中很快就过去了,每当夜晚来临,看着3个孩子,她总是祈祷战争快点结束,阿公能尽早回来。

1946年,阿公在阿嬷的悬悬而望中回来了。那时候,太公、太嬷的年纪大了,南洋的家也要有个女人帮忙打理家务,阿公这次回来,是准备带着阿嬷和伯伯一起去印尼的。这一年,伯伯8岁,躲在阿嬷身后,偷偷看着眼前这个黝黑高大的男人,怯怯地叫了声“阿爸”。

阿公回来,家里热闹了很多,不时会有亲朋前来探访,这座古大厝多了欢声笑语,阿嬷脸上也有了神采,对于3个男孩的调皮捣蛋更多了一些宽容。那段日子,家里是温馨祥和的,生活也充满了色彩和盼头,阿嬷也幻想着日子就这样过下去。

可是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阿公回来不到一年便又要去南洋了,说是印尼的店铺离不开人。

10月的闽南,已经有些寒意。这一天,阿公就要远行,阿嬷起了个大早,把丈夫的行李又检查了一遍,看看别漏掉什么东西。她还让小草煮了一大碗鸡蛋面——这是闽南的一种风俗,出远门吃鸡蛋面线,图个吉利。随后,她又把衣柜里的棉裤拿过来装到藤编的箱子里,阿公笑着告诉她:“南洋一年到头都是夏天,是不用穿棉裤的。”可阿嬷常想不明白:一样的天,南洋怎么就不冷呢?

吃过鸡蛋面,天已大亮,阿公拎着行李箱出门了,阿嬷牵着伯伯默默地跟在他身后,村里早起的人们热情地同他们夫妻俩打着招呼。可是阿嬷哪有心思回应,此时她的肚子里已经怀上我的父亲。

小草姑婆后来给我们描述起那天的场景,不住地叹气:“那天你阿嬷一路上都在抹泪,我心里也堵得慌,送走你阿公后,她好几天都没怎么吃饭,也没兴致说话。你阿公一去就是十年八年,回来不过就几个月,日子难熬啊。”

原本这一次阿嬷应该带着伯伯和阿公一起走的。但她一有对未知环境与旅途跋涉的担忧,二则也放不下家里两个小叔子。她认为,对于“番客婶”来说,丈夫在外谋生,妻子留守家园是天经地义的事。乡村里好多人家都是这样,她不应该放下一切跟随丈夫一走了之。

这是阿嬷的最后一次送别,往后,屋外的荔枝红了又绿,绿了又红,山上的杜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檐角的燕子飞来又飞走,数不清多少个朝朝暮暮,风霜染白了她的双鬓,阿嬷却再也没有等来阿公。

我常想,辗转反侧时,她会后悔那一次没有随阿公一起走吗?

3

日子随着阿公的离去复归平淡。我都能想象,那些无眠的夜晚,阿嬷透过纱窗仰望天井的一方夜空,看着月儿在浮云中时隐时现,从月牙望到月圆,心里是多么的落寞。

后来小草姑婆对我说,阿嬷最怕的是年节,看着别人家团团圆圆,她一个女人家屋里屋外独自张罗着,有时遇上孩子们吵闹,更觉心酸。阿嬷对丈夫的思念,随着阿公离家的日子越久越发绵长,一听哪户人家有番客返乡了,她总是急急地前去探问,不厌其烦地问阿公的身体、家里的生意、公婆的健康。如果能有一封家书,便会让她安心许多,那段日子她脸上也会多些笑容。

“书是随身宝,技多不压身”,这是阿嬷常挂在嘴边的话。尽管彼时家里因为“断供”,只能靠着阿嬷挑担卖油盐卖米度日,但两位叔公、伯伯和我父亲一到上学年龄,还是被送进了学校。长嫂如母,阿嬷心疼两个小叔子没有父母,平日里吃穿和自己的两个儿子一视同仁,很少对他俩说过重话,唯有在读书上学这件事上,对他们却是少有的严厉,没有完成先生布置的作业是不许吃饭的,考差了要面壁思过。

二叔公顽劣成性,不喜读书,在学校里顶撞老师、捉弄同学,为此阿嬷常被老师上门投诉。勉强上至小学毕业后,二叔公就被阿嬷送去参了军。复员回乡后,二叔公在乡里谋了份差事,又在阿嬷的张罗下娶了媳妇。二婶婆个性乖张,婚后立即闹着分家单过。阿嬷按习俗请来宗亲当公证人,依长幼之序,把家里的一应财物,大到房屋,小至碗筷,一一分割清楚。

三叔公学业顺利,但娶亲之事却颇让阿嬷费心,说亲的媒婆来了一个又一个,不是他看不上人家姑娘,就是人家姑娘看不上他。最后好不容易定下邻乡的一位姑娘,却在结婚当天,中邪一般临时悔婚,死活不肯出门,让婚宴变成一场闹剧。

作为一家子主心骨的阿嬷,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商量,又不能乱了阵脚,只好一面安排好宾客、返还礼金,一边又牵挂着逃得没影儿的三叔公。阿嬷担心三叔公想不开,事情善后得差不多,就在村口等候着。正值寒冬,西北风吹在脸上,灌进领口,她都不在乎,直到看到三叔公进了村才放下心来。阿嬷因此染上了百日咳,此后一到冬季北风起,便整日整夜咳得上气不接下气,辗转求医多年方才治好。

待到三叔公第二次娶亲,阿嬷还心有余悸。好在三婶婆知书达礼,婚后他们夫妻俩相互扶持,三叔公后来在省城当上一家国企的总经济师。

身为长嫂,阿嬷处事公平,没有私心。即便像二婶婆那样刁钻刻薄之人,对阿嬷也挑不出理来,人前人后更不敢有半句不敬言语。而三婶婆曾多次动容地说起阿嬷照顾过她3个月子,一日七餐,端到床前,不是婆婆更胜婆婆,妯娌之间几十年从未有过龃龉。

4

伯伯的婚事倒没让阿嬷操心,他长得高大俊朗,又能说会道,高中毕业去省城上大学认识了伯母,伯母家在县城,是个归侨子女。两人很快就谈到一起,据说伯伯当时把腕表给了女方,私下定了亲,阿嬷都不知道。

1957年,伯伯也过番去了马来西亚。那时他和伯母结婚才一年多。阿嬷的心里仿佛又被剐去了一块肉。伯伯孝顺,虽然长期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几个国家闯荡,但家书频频,日常起居的问候、四时衣物的供给从不间断。我曾经看过阿嬷收藏的一摞信件,信的开头必是“母亲大人安好”,落款是“儿叩首”。

伯母婚后很快便怀了孩子,伯伯没让她出去工作。虽然上过大学,但伯母性情骄纵,常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撒泼哭闹,甚至对阿嬷出言不逊,而她却写信告诉伯伯她在家里受气。

父亲曾跟我们讲过,每次家里做了好吃食,阿嬷总是让伯母带着堂哥堂姐们先吃。而伯母则认为家里的吃穿用度都是自己丈夫寄钱回来买的,所以丝毫不顾及他人,不会想着给阿嬷留点,更不用说留给我父亲了。

父亲印象最深是一次,是伯母到县城公安局问移民情况的进展,回家后一脸阴霾。那天阿嬷光顾着照看堂哥堂姐,把午饭烧糊了。伯母一揭开锅盖,闻到焦糊味,狠狠地把锅铲扔到锅里,硬是把锅给敲破了个洞。又拽过堂哥,拿着竹蔑条抽了几下,打得堂哥哇哇大哭。阿嬷默默地收拾好,又给她做了一碗米粉汤。

因为文革,我父亲高中毕业后就没有再继续上学,闲居在家。看到阿嬷受委屈,年轻气盛的他有时看不过眼,也会和伯母发生口角。阿嬷为了息事宁人,总是先骂父亲,护着伯母。私底下,她对父亲说:“你大哥不在家,你嫂子心里难受,让着她点。她迟早是要出去的,你是小叔子,就不该和嫂子吵架。妈苦点累点没关系,只要你嫂子心里畅快。”

阿嬷体谅伯母的心情,也为了让伯伯在外能放心,处处小心翼翼,尽心尽力带好孙子孙女。伯母晚上怕孩子吵觉,3个孩子一直到断奶,都是阿嬷带着睡觉的。

即便懂得这些道理,血气方刚的父亲也常常忍不住为阿嬷出头。为了家宅安宁,也为让父亲能有一门技术傍身,阿嬷托人在县城给他找了个裁缝师傅,拜师学手艺。那几年父亲吃住在裁缝铺里,学成了缝纫的好手艺,母亲嫁过来后,他又教会了母亲。那时的农村,人们很少买现成的衣裳,都是到布店里扯上几尺布,请裁缝加工。父母亲因为手艺好,一年四季,活儿满满,家里缝纫机的声音日夜不辍,日子过得比村里人好很多。

1978年,伯伯最终在香港定居下来,移民手续办好,就把伯母和3个孩子都接走了,那时最小的堂兄已经15岁了。家宅一下子变得冷清,但也祥和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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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父亲从印尼回来的华侨那里打听到阿公在印尼又娶了个“番婆(印尼土著女人)”,太公太嬷早已去世,阿公生意经营不好,又要养育和番婆的4个子女,日子过得并不轻松。父亲听闻这些,心里并未泛起多大波澜,对于从不曾见过的父亲,“阿爸”对他来说就只是个符号而已。当然,关于阿公续娶一事,大家都瞒着阿嬷。

听父亲说,伯伯当年曾去印尼找过阿公,他应该早就知晓了阿公在当地又娶妻生子,但一直不愿告诉家里,也是怕阿嬷承受不起。

可是,心细的阿嬷又怎能没有感知到呢?自从第二次回印尼过后,阿公的家书就渐渐少了,也不再寄回家用,直至断了音讯。小草姑婆曾对父亲谈起这件事:“那年村西头的番客返乡,你母亲去问过你爸的情况,人家说话躲躲闪闪的,她就知道有问题了。回家后在房里躺了一整天,我端进去的饭都没吃,心里苦啊。”

倔强的阿嬷,或许是为了维护最后的一点自尊,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独自一人抚养着两个小叔子和两个儿子,也没有去信要求寄钱物家用,更没有探询过阿公的感情。但是,她却再也没有在人前谈起阿公了。

记得小时候,我曾在阿嬷房间的抽屉角落里翻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男子,穿着衬衣,脚上踩着一双凉鞋。我好奇地拿去问阿嬷,她眯着眼睛一瞟,说:“是那个死鬼。”看她脸色不好,我也不敢多问,但仔细一看,那人眉眼和父亲很是相像。

后来,那张照片也找不见了。

在村里,乡亲们之间的寒暄总是围绕着家庭琐事展开,人们会借此打听彼此的家庭是否和顺、夫妻是否融洽、孩子是否乖巧。他们用这种表面善意的问候来偷窥他人家庭的隐私,偶尔也会有真诚的祝福,在阿嬷几十年的寡居生活里,这种探问不计其数。

我常听到的一句是:“番客婶啊,你尪(闽南语“丈夫”)在南洋赚大钱了吧,要回来了吗?”以至于后来,阿嬷一概回答:“他死了,还没‘引魂’,不会回来了。”

“引魂”是闽南地区对客死异国他乡、无法安葬在故里的亡人举行的一种招魂仪式,一般在路口或河边,意思是指引在外的亡灵魂归故里。阿嬷说这句话时,神情淡然,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哀莫大于心死。随着年纪变大,阿嬷日渐衰老,她很少走出古厝的大门,再也没人问起阿公,自然也就没有人叫她“番客婶”了。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阿嬷从一个富家小姐变成“番客婶”,经历过佣人侍候、穿金戴银的舒适生活,也有过下地劳作、街巷贩卖的艰辛。她几十年来背负的家族使命完成了,小叔子和儿子们都已成家立业,也有了6个孙子孙女。她终于可以清闲下来,不用操心家事,可以含饴弄孙,安度晚年了。

小时候,母亲总是忙着裁缝铺里的活儿,我们姐弟都是阿嬷带大的。阿嬷对孙辈很是疼爱,但从不娇惯。在我七八岁时,她就开始教我洗衣做饭,打扫庭前屋后的卫生。每次干完活,她总会拿出几颗糖果或者饼干奖励我。她有风湿病关节炎,一遇到阴雨天浑身酸痛,我常边给她抹药边听她念叨:“阿妹,书是随身宝,你要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前途。”但是当我考上县里的重点中学要到学校寄宿时,她又舍不得了。

兴致好时,或者身体松快些,阿嬷也会给我讲些她小时候上学堂时的趣事,她用闽南语念着:“人之初,性本善(xian四声),先生偷吃鸡胗(gian四声)。”说完自己笑作一团,眼里顿时有了神采。虽然童年的幸福生活不过短短几年,却塑造了阿嬷乐观、善良、坚韧的品格,也是阿嬷一生最温暖的慰藉。

我催着她继续讲下去,她又笑着说:“忘了,都忘光了。”古大厝的天井里,夕阳的余晖斜洒下来,在她的身上氤氲成一圈金黄的光晕,几根银白的发丝被微风吹起,又贴在脸颊上,她缓缓地抬起一只手,向耳后拂去,浑浊的目光望向远方,默然不语。这一幕已在我的记忆中定格成永恒。

后来,阿嬷因高血压中风,母亲尽心侍候,三叔公和三婶婆一到节假日也回到老家来,在阿嬷最后的日子里,他们夫妻俩和父亲母亲一起,侍奉左右。阿嬷在她77岁那年的春天,安然离世。

阿嬷的葬礼办得风光,也办得从容。当家大半辈子的她,事事有打算,寿衣、寿鞋以及棺材都在她的安排下早早定好备用,墓地也是她生前让父亲找来风水先生选好的。葬礼时,伯伯也带着伯母从香港回来了。二叔公当时已去世,但二婶婆也带着家人里里外外地帮忙。葬礼过后,装殓阿嬷的棺材埋进了阿公家的祖坟,家人把墓地修得肃穆堂皇。

只是这热闹的背后,也有阿嬷的决绝与辛酸。她给父亲留下遗言,说哪天阿公过世,不得给他引魂。而且,一般进宗祠的牌位都刻有夫妻双方的名字,但阿嬷特意交代,她不要和阿公的名字刻在一起。

每年阿嬷的忌日,我们都会祭拜,小草姑婆总会说:“你阿嬷心里头恨啊,一辈子的怨念都带地底下去了。”

看着阿嬷孤零零的牌位,我们知晓,她早已把不幸揉进了心底,平日笑脸对人,不忘当家人的责任和担当,但她一生都活在思念和失望之中。“七夕”是阿嬷的生日,我常想,生于此日,是否冥冥之中就预示着她悲戚的婚姻结局?又或者,这就是大多数“番客婶”的宿命吧。

6

在这番客婶聚集的故乡,阿嬷晚年生活富裕,儿孙绕膝,子孝媳娴,在外人看来,也算是个好命人。这么说,是较之那些一生不幸的番客婶——比如村里的贵婶,她比阿嬷小三五岁,成亲时也只有十七八岁,还没生下一儿半女,家里的男人就跟着族亲去了印尼,贵婶守着公婆在村里熬着日子。开头几年,她男人还有书信寄回来,她和公婆盼着自家男人能在南洋赚到钱,回家光耀门楣。后来,他男人没了音信,贵婶就在家侍奉公婆,也做些针线活。公婆去世后,就剩贵婶一个人守着两间泥瓦房过日子。小时候,我常看到她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迈着小脚到我们家和阿嬷聊天,说着说着就抹起了泪,阿嬷劝着劝着也跟着掉了眼泪。

或许是常年流泪的缘故,贵婶去世前眼睛就瞎了。听母亲讲,贵婶可能预感到自己快死了,自己摸索着穿好寿衣躺在床上,过了两天才被村里人发现。

2006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母亲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阿妹,你阿公打电话回来了!”我一时愣住,半天没反应过来,对我来说“阿公”仅仅只是个符号。母亲告诉我,是村里一位老人到印尼探望堂哥,谈起当年下南洋的几个乡民,才知道阿公一直没跟家里人联系。老人家热心,冒着酷暑让堂哥带着他辗转找到阿公。

阿公和印尼的番婆生养了4个子女,大儿子和父亲年龄相差三四岁,最小的女儿和伯伯家的堂哥一般大。番婆此时已经过世了,阿公独自住在一间简陋的公寓里,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子女只偶尔探问一下。

那天的电话是父亲接的,据母亲讲,父亲接到电话久久说不出话来,他没有叫“阿爸”,只是让阿公照顾好身体,有机会回家看看。阿公问了家里情况,却没有问起阿嬷,是遗忘还是愧疚,就不得而知了。

这一年阿公87岁,对家乡的印象还停留在50年代。他托人带了100美元给父亲,说是给孙子孙女买糖吃。此后不久阿公病逝,父亲得知消息只说了句:“阿爸这次真的死了,只是还没给他引魂。”

后记

2011年,姨丈患癌去世,家里欠下不少外债。表弟打工的陶瓷厂又经常拖欠工资,他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那时我有个朋友,他们公司承包一些国外的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我带着表弟去了一趟,仔细询问出国务工的工资待遇,刚好新加坡项目有劳务需求,表弟一看工资比在县城工厂打工高了近一倍,当场便签了2年合同。

小姨平日在家里照顾2个孙子,弟妹是个朴实的农村女人,白天在镇里的针织厂打工,下班回家又饲养鸡鸭,过几天就挑几只肥硕的去镇上卖。田里的活儿也不能耽误,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加之当时越洋电话费贵,她和表弟的联系并不多。只在每个月领了工资汇款时打个电话告知,光这个简短的问候,弟妹和小姨都会高兴好几天。虽然新加坡离家就5个小时的航程,但想着回一次家要花掉好些钱,又要扣工资,表弟那2年都不曾回过家。

合同到期后,表弟回了家,用这2年的辛苦偿清了外债。不过,老房子翻新,孩子也准备上学,处处都需要钱,而在周边依然没找到合意的工作,于是又去了新加坡务工。好在,这时候微信已经普及,他给弟妹买了一部智能手机。

此后的五六年,表弟一直都在国外打工,随着家庭经济好转,他每年春节也都会回来。平时天天都可以微信电话、视频,孩子们对着手机叫爸爸,小姨摸着手机上表弟的脸,细细叮嘱着,弟妹也常常躲在房间里说着悄悄话,似乎表弟就在身边。

2019年底,表弟回来过春节,也顺便调养身体。这么多年在外打拼,他患上了腰肌劳损,一到阴雨天便痛得直不起身来。弟妹心疼老公多年来在外奔波劳碌,劝说表弟在县城找个活,家里也能帮忙看顾。表弟看着老婆一个人里里外外操持,也动了留在家的念头。而后新冠疫情暴发,工厂也停工了,村里那些如表弟一样从国外回来过年的人们暂时滞留在家,难得多了些时间陪家人。表弟也顺理成章留下来了。

侨乡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远渡重洋,他们在外拼搏,初心都是为了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而留守家园的人,将生活给予的艰辛和苦难默默嚼碎,独自品尝思念之苦,也把守望化成责任和担当,一代代传承。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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