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到来的那个春天

2021-09-22 10:18:19
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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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中旬,老丁决定尽快出国。距离武汉宣布封城已经快两个月了,全国的感染人数仍然每天都有新增。国内航班正在陆续恢复,很多公司都复工了——毕竟得了病不一定死,不开工则大概率要饿死。

老丁是北方人,四十出头,此前他在北欧某国待了十几年,拥有当地的长期居留权,只是为了维持永居,每两年还需要过去一次。早年他大学没毕业就出国留学了,留学期间谈的女朋友都是当地人,顺便还学会了当地语言。在经历了一段失败婚姻之后,回国创业,跟合伙人成立了一家外贸公司。

对于2003年的非典,老丁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那年他人在海外,通过新闻报道依稀知道,非典在国内肆虐一时,又随着夏季来临温度升高就无声无息地结束了。欧洲各国也有零星感染者,但唯一存在过的痕迹仿佛就是当时的几篇报道,当地居民没有戴口罩,更没有片区隔离甚至封城。老丁由此判断,这次的新冠疫情应该也会随着天气转暖逐渐消失,不如趁这段时间去欧洲待一阵子,顺便摆脱国内当时紧张的氛围。

老丁在网上查了下欧洲的疫情,欧洲大部分国家和他的目的地国都已经出现零星感染者,虽然还没有死亡病例,但当地疾控中心已开始呼吁国民减少社交聚会,提倡居家办公,包括图书馆、健身房等公共场所也都已经关闭。对于来自外国、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旅行者,也建议自行居家隔离两周。

老丁决定选择国内的航空公司。疫情之前,随着中国游客海外旅游越来越热,不少航空公司纷纷开辟了海外新航线,甚至也出现了两三千元直飞往返的廉价机票。但疫情开始后,这些航线纷纷停飞,目前只有一两家航空公司还保留着航线——总之情况每天都在变化。

老丁买票的时候,从上海直飞目的地的普通经济舱价格已经涨到了八千多往返,不赶紧买可能价钱更高。

老丁这么想着,利索地在手机上付了款,定了3月底出发、30天的往返机票。

住宿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以往老丁去那边,可以根据逗留时间长短选择不同类型的酒店或民宿,甚至去朋友平时闲置的乡间别墅。但如今,大部分的酒店和民宿都闭门不再营业,特殊时期,老丁也不愿麻烦朋友。

思前想后,老丁在当地华人的微信群里发了条求租信息。

没多久就有人联系老丁,说有套三室一厅的公寓,目前就房东一个人住,可以租一间出来。交通还比较方便,附近有大型购物中心和地铁站。老丁是个怕麻烦的人,做事情喜欢快刀斩乱麻,谈好价钱后就直接定了。

出发前,老丁还去家附近的药店进行了采购。当时国内外对于口罩是否能够防止新冠传播说法不一,但至少国内要求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N95已经断了货,直到2月底才逐渐恢复了供应。老丁买了10个N95,又买了10包50只装的普通外科口罩。保险起见,还从网上订了几个眼罩。

准备妥当,老丁跟公司的合伙人还有几个员工一起吃了个饭。当时不少餐馆已经复工营业了,他们选在一家四川火锅店,偌大的店里晚餐时间只有两三桌客人。

酒桌上,大家一致认为眼下公司一时也无法开展什么业务,等疫情过去再看看市场情况。合伙人半开玩笑地对老丁说,看形势可能出去了就很难回国了,要老丁做好心理准备,不行就在外面临时安个家免得寂寞,引来大家一通笑骂。

走的那天,老丁没告诉家里的老人,也没让人送。他习惯了独来独往,这样就像是去经历新的人生,而不是忧伤分离。

飞机起飞时间是凌晨2点。没了往日的喧嚣,寒夜里的机场显得格外冷清。老丁在门口抽烟,旁边还有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或许是出于对未知旅程的忐忑,他主动跟老丁搭腔,询问他去哪个国家,然后惊奇地发现两个人原来是同一趟航班。年轻人是东北的,通过中介在北欧另一个国家找了份屠宰场的工作,中介保证解决身份。他说老家找不到活儿,年轻人基本都出去闯荡了,家里有点积蓄的都出国了。

在柜台办登机时,老丁问航班满座情况,工作人员一边熟练地往行李上贴标签,一边回复说只有十几个人,又嘱咐老丁在飞机上尽量减少走动,少使用卫生间,并且全程佩戴口罩。

飞机准点起飞了,一排座位只安排了一位乘客。空姐全副武装,防化服、眼罩和口罩一样不落,给乘客发了一袋装有食品的大纸盒后几乎就不再露面了。那个东北年轻人明显还有同伴,大概七八个人,有男有女,年纪都比他稍长点。

飞机上没有人相互交谈,也看不到人走动。老丁迷迷糊糊睡了会儿起身去卫生间,出奇得整洁,应该还没人用过。看着镜子里自己焦躁的眼神和川字形额头纹,他知道自己也在恐惧——人死屌朝天,该咋地咋地吧,他暗暗想着。

回到座位上,老丁看了会儿电影,累了就眯一会儿,就这样半梦半醒地到了终点。当初中国航班抵达后,游客蜂拥排队过边防的景象不复存在,这时冷清得甚至连排队的步骤都不需要了。

直到走出异国的机场后,老丁才反应过来这边的隔离几乎就是句空话,他抽了颗烟就打车直奔房东给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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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老丁已经在国外两周了,达到当地官方建议的居家隔离时间。

所谓居家隔离,其实也没有任何监督和强制措施,当地没有社区居委会这种基层机构。有限的警力除了开着警车在街上巡逻以外,几乎没什么存在感,更没精力关注每家每户。当然,这里也没有像国内一样发达的送餐和快递业务,不自己出去购物就只能饿着肚子,老丁当然也只能自己去了。

公寓其实是个套内面积只有70平左右的两室一厅。房东改动了布局,把公共客厅隔成一间卧室自己住,其余两间卧室用来出租。老丁应该是他的首位租客,因为老丁第一天到达时,屋子里还有浓浓的油漆味,开窗晾了几天,才稍微好些。

房东四十岁上下,东北人,已经开始谢顶,看上去有些颓废。他的防御心很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告诉老丁,尽管想知道并不难——楼道里的户名板和屋里角落里的邮件信封上都能看到他名字的英文字母。

起先,老丁想着跟房东拉拉近乎,就谈及几个当地待得比较久的华人朋友,有在公司上班的,也有开餐厅的,房东却回了句:“我打我的工,从来不屌这些人。”

老丁错愕半天,不太理解自己到底哪里讲错话了。

过了几天,两人熟络了些,喝酒聊了几次。房东才说他初中没毕业就去当兵了,后来通过中介来的欧洲,辗转几个国家才来到这里定居,现在在中餐馆打工帮厨,有七八年了。后来喝高了,他就开始唠唠叨叨地说自己只是臭打工的,外语实在学不会,日常生活办事甚至看封信,都要托懂外语的朋友帮忙。

“……都40了还是单身,在老家处了个家里做生意有钱的女朋友,但我俩三观不合,加上两地分居,就不了了之了。”话里话外还是最怀念当兵的时候,吃喝不用担心,还代表国家形象,光荣而伟大。

老丁半开玩笑半开解说:“人在不同的环境就要学着去适应。当初既然选择转业,就要适应社会的生存方式,不同职业必然导致报酬有差异,也就是社会分工会导致收入差别。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个人可以通过学习掌握各种工作技能……如果不懂语言,可以先去学语言课程的。”

房东闷不作声。

老丁继续说欧洲很多国家其实对国家的概念不强,对他们来说黄色面孔的都是亚洲人,黑色皮肤的都是非洲人,一般分不清国家民族。既然已经出国就好好过自己的日子,没必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房东喝了口酒,说有个白人邻居老头反感外国人,曾经跟他说过话,他猜对方让他滚远点。老丁开导他说种族歧视的问题有时确实难以避免,不过欧洲各国都有明确的《反种族歧视法》,该保护自己的时候不要犹豫,当然前提是能准确弄明白别人的意思。

过了几天,老丁在楼下抽烟,有个邻居老人主动跟他打招呼,发现他讲当地语言之后很开心,跟他聊了半天,又说之前跟楼下一个抽烟的亚洲人打招呼,结果那个亚洲人听不懂,只是点头,然后灭掉香烟就跑掉了。老丁猜测房东可能多半是误会了,还回屋好心解释了一下,房东估计是好面子,讪讪地也没说啥。

又过了一周左右,老丁接到航空公司通知说是航班有变动,本来预定日期的回国班机已经取消。

当地疫情那段时间也在恶化。本来,亚洲的航班减少,疫情已经被逐渐控制,但由于部分国民出国度假回来了,很快又扩散开来,感染者以每天七八十例递增,转眼就达到了数千人,而且出现了死亡病例。

当地政府终于认识到疫情的可怕,除超市和卖食品的商店以外的经营场所,如餐厅、酒吧等相继都被要求关闭,欧洲国家之间的边境也不再开放,首都与其他城市之间也实行了封城措施。

为了保险起见,老丁定了两家欧洲航空公司的航班,都在5月底,中间相差一天,价格都在6000人民币左右,同时跟房东商量着又续租了一个月。

房东打工的餐厅关门了,没了工作,开始日夜颠倒的作息——晚上打游戏,白天睡觉。老丁虽然因为机票的事情心烦意乱,但经历了国内的隔离,平时在家上上网看看书,能出门能跑步能购物,觉得日子也能熬下去。

3

4月底,房东又租了一间卧室出去。

新房客是一位姓陈的川妹子,三十来岁,圆脸大眼睛,看着精明强干。她的到来打破了原来两个男人居住时的沉闷,经常咿咿呀呀地在屋子里用手机视频,嗲声嗲气的方言让人心情都觉得轻松起来。

偶尔一次闲聊,陈妹儿知晓老丁会当地语言,眼睛一亮,回屋拿了几封公司的信件让老丁帮她看一下。老丁看了一眼,基本都是工商注册、税局会计之类的内容,给她翻译之后又根据她的意思打了几个电话,把她公司紧要的几件事都给解决了。

陈妹儿出国才半年多,出国前在国营百货公司做销售管理,收入不菲。老公在当地国企,儿子上小学,学习成绩中等,升学压力很大。陈妹儿有亲戚在当地的一个小城,她本人也曾来这里旅游,了解到当地的基础教育水平很高,就动了投资移民的心思,通过亲戚盘下一家首都的餐厅,2019年下半年就独自出来了。

本来,她已经递交了老公和孩子的签证申请,结果疫情原因,所在国驻华领馆已经停止签证和居留的审批。她的餐馆也被迫暂时没法营业,她本人短期内也无法回国,与家人团聚变得遥遥无期。

搬来前,她自己租了套公寓,虽然交通还算便利,但是周围除了便利店就没有大型购物中心。加之餐厅不能营业,就决定改租一个单间,能省上几百欧元的房租。

过了几天,陈妹儿了解到老丁有当地驾照,就问他能不能开车帮她拉点东西。老丁闲着也是闲着,痛快地答应了。

两个人开着一辆借来的小货车,先去中国食品店买了不少中国食品,又去陈妹儿朋友那里拉回两个大行李箱。晚上,陈妹儿在自家店里煮四川红油火锅答谢老丁,两人在空荡荡的店里,天南海北地摆龙门阵,陈妹儿能说会道,丁锅()丁锅()的,把老丁叫得一个热络,那是老丁这次出国以后最开心的一顿饭。

天气很快转暖,当地的疫情好转,首都封城措施结束了,市中心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政府决定将在6月初开始恢复餐厅等场所的正常营业。

老丁本想将带来的口罩在华人微信群里卖掉,但没人感兴趣。后来看新闻报道才知道,欧洲多个国家曾在疫情开始时,进口了大批中国口罩,结果实验室检测结果都不合格,为这事追究了采购方的司法责任,还有人坐了牢,当地华人也不确定从国内带出来的口罩质量如何。

大部分当地人仍然对戴口罩非常抵制,他们坚持认为只有染病的人才应该戴口罩,因此有意识戴口罩的亚洲人就成了被歧视的目标。

有一次,老丁和陈妹儿在市中心戴着口罩乘坐地铁,有个当地白人女人就故意从他身边走过,嘴里骂骂咧咧地说中国人到处传播瘟疫,滚回你们国家。还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确保没其他人能听到。

这次,老丁却选择了保持沉默。想来他在这个国家度过了自己生命中一半的时光,但这场疫情却让他成了异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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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的工作依然没有着落,他私下里向陈妹儿表示想去她店里打工。但陈妹儿以他不懂语言坚定拒绝了,后来跟老丁单独说了此事,说自己听说房东以前打工曾跟雇主发生过纠纷,当地华人餐饮行业的圈子本来就不大,口碑一旦坏了,就不太容易找到固定的工作。谁也不愿意惹不必要的麻烦。

老丁觉得这些事跟自己没半毛钱关系,就没放在心上。

过了几天,房东请人到家里做客,估计还是为了找工作的事情。两人下午4点钟开始就坐在只有七八平米的厨房里聊天喝酒抽烟,老丁和陈妹儿看这情况,就一起出去买了东西,在楼下的公共烧烤炉烧烤解决晚餐(当地每栋居民楼楼下都有砖或者水泥搭的公共烧烤炉)。陈妹儿提到她的亲戚在其他城市开餐馆,邀请她过去玩,她想和老丁一起租个车去,两人聊得很开心。

可能是看到老丁与陈妹儿走得近了,自己又整天无事可做,房东对老丁的态度明显不耐烦起来,很快就告诉老丁,自己已经找到了新房客,不管老丁回不回国都不能续租了。

老丁懒得计较,反正疫情期间也无所事事,干脆天天不是出去逛,就在陈妹儿的餐厅待着,把房东当成了空气一般的存在。终于有一天,房东在两人从餐厅回来之后来了次爆发,喝得醉醺醺,当着两个人的面,命令老丁离陈妹儿远点儿。

老丁几乎忍无可忍,强行压下动手的冲动,和房东吼了几句之后拿出手机准备报警。房东愣住了,大概报警这个选项完全不在他考虑的后果范畴之内,态度立刻软了下来。

老丁不想再住下去了,想着反正也没剩几天,就让房东把房租和押金退还给他,到陈妹儿店里打起了地铺。

没成想,第二天中午,老丁就收到了短信,通知他所定的两个航班都已经取消。

老丁立刻上网查询,这才得知5月份国内开始施行“四个一”的航空管制规定——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周一个航班。疫情在包括欧洲在内世界各国的蔓延和激增,让当地华人的恐慌不断发酵,原本几千元人民币的回国机票很快涨到了几万,甚至有人以每人十几万的价格开始组团包机回国。

老丁联系国航,被告知6月份只剩一张公务舱的机票了,将近十万人民币,还是有点肉痛,只好暂时作罢。

接连发生的倒霉事儿让老丁有点郁闷,陈妹儿开导他不要跟烂人烂事纠缠,图一时痛快并不能解决问题,毕竟都40了。

陈妹儿还说,像房东这种早些年出来在中餐馆打工的人,吃过不少的苦,脾气都有点怪,“他们语言不通,也没什么其它的生活技能,往往是求着餐厅老板给报税来办理居留解决身份,所以任其摆布。一般餐厅老板会把他们的护照一收,每个月报完税只发两三百欧元的零花钱,让他们睡着餐厅地下室或者很差的廉租房里,这样熬几年下来,等有了身份才能自己出去找工作。”

既然眼下是这种情况,不如就去陈妹儿的亲戚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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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出发的那天是一个周六,蓝天白云,阳光明媚,已是夏天的温度。公路两边时不时看到嫩绿的草地和翻起黑土的燕麦田,以及甩着尾巴吃草的牛群。老丁曾经干过导游,当地各种奇闻趣事信手拈来,逗得陈妹儿笑声不断,一个劲儿地说老丁回国发展可惜了。

老丁感叹说自己身上一定有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基因,当时回国发展,一方面是想换个环境证明自己,另一方面是受到了现代成功学的蛊惑,满心以为收入、房产、豪车是人生的目标。

回国这几年,又觉得大城市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各个方面仿佛都标准化、数据化了,人们几乎完全以消费能力高低来评判彼此的社会地位——即是否成功,而忽略了人生其实应该还有其他的乐趣和选择。

陈妹儿说,老丁就是想回国浑水摸鱼,结果还没摸着大鱼,还把没吃着葡萄的酸劲儿说得跟哲学似的。至于她自己,其实只想跟家人在一起平平静静的生活,如果不是为孩子的前途和家庭里的一些变故,她是不会独自在外打拼的。

车行过一个码头,两人在粉色灯塔旁边的露天餐厅吃午饭,几十张桌子座无虚席,聊天声和碰杯声交错,热闹得让人几乎忘记了疫情的存在。

餐厅厨师在旁边铁板烧,白色油烟升腾而起,散发着烤肉的香气,又很快被海风吹散。几只海鸥在上方盘旋,不时发出高亢嘹亮的叫声。

这一次,两个人都默契地没戴口罩,仿佛是不忍心破坏周围人来之不易的欢快。

午饭后,两人临时起意,乘船去了附近海岛游玩。船长是个希腊人,本希望趁着夏季能赚一笔,结果疫情却让他的生意今年一落千丈,能否保本还很难说。不过,他随口提起,前两天政府出台了补助政策,餐饮等服务业公司可以从政府申请补助,他在准备网上申请。

老丁有心,上网查了一下,陈妹儿的公司也符合申请补贴的条件。

陈妹儿掩饰不住兴奋,说这次出行的费用她出就当请客。老丁说等补贴到手了再说吧。陈妹儿反而大气地挥着手说,“老子耿直,说请就必须要请。”

老丁明白陈妹儿是担心自己身上带的钱不多,回国的事情又没个准信,也就没再推辞,心里却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她把补贴要到手。

傍晚时分,两个人抵达陈妹儿亲戚所在的小城。

陈妹儿说,自己的堂叔是这个小城唯一一家中餐厅的老板,在小城待了十几年,生意一直不错。堂叔年龄大了,也赚到了钱,平时就把餐厅交给了儿子、也就是陈妹儿的堂弟打理,自己就在国内待着,喝茶、打麻将,“日子巴适得板”。

今年堂叔带着老婆回国过春节,赶上了疫情,正好就在国内多住一段时间,反正餐厅有堂弟盯着也不用担心。

当晚,堂弟在自家餐厅里热情地招待了他们,饭后两人住在堂叔家里。堂叔家是一栋两层联排别墅,房间很多,还有两个厨师。堂弟在堂叔家冰箱里准备了不少啤酒饮料,大家边聊边感慨,小城市虽然偏远,但租金便宜生意稳定,不像首都中餐馆林立,竞争激烈,结果疫情一来纷纷破产倒闭。

而且,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城,有高耸的灯塔、长长的海岸线和天然沙滩。散步、游泳、晒太阳,每一处景致都令人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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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妹儿餐厅的补助申请批下来了,由于关闭期间房租得到了房东的减免,工人工资也由政府来支出,算下来,其实比餐厅正式营业的时候的收入还高不少,可见政府对疫情期间受到影响的企业主扶持力度很大。两人在小城停留了几天,得知首都的疫情在夏天来临之后确实缓解了,市中心的人流明显多了起来,两人商量后决定回去复工。

临走之前,他们一起登上了灯塔。上午游客很少,海风里有淡淡的咸味,映入眼帘的是远方的海天一色以及点缀着欧式尖顶的绿色葱郁,让人只想静静享受此时此刻。

或许是受到美景感染,陈妹儿没了之前的泼辣,对老丁说自己出国还有个原因,是老公好赌,“家里已经抵了两套房子出去还债了”。她担心这样下去迟早倾家荡产,还不如赶快把部分资产拿出来做生意,搞到当地身份,至少给孩子留条后路。陈妹儿的语气里透着些许无奈和凄凉,感慨好人似乎总是没好报,善心得不到善待,下不了狠心,受罪的最后还是自己。

老丁也只能跟着叹气。

返程的途中,陈妹儿说对小城非常留恋,她来这个国家快一年了,首都虽然人多繁华,但人与人之间明显要淡漠许多,疫情之前生意就越来越难做。

老丁也说,早些年好多中国人都是留学出来的,工作机会多,开餐馆做生意竞争也没那么激烈。这些年华人多了,中餐馆数量激增,而且竞相压低价格,的确把市场做乱了。

如此看来,反倒不如在小城市,生意稳定也没那么累。

回到首都,陈妹儿的餐厅就复工了。六七月原本就是当地公司休假的季节,市中心餐饮行业的淡季,加上疫情影响,各国还没有开放边境的迹象。每天餐厅的客人加起来也就二三十个人,还几乎都是外卖。陈妹儿叫了个厨师来炒菜,老丁就当起了服务生,也顺便在附近又租了个房子。陈妹儿之前的房子没退,还是在之前房东那里住。

老丁一直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系,看有没有可能挤出个位置,终于在6月底接到通知,说下周的航班有个经济舱空位,开价4万人民币。老丁考虑了一下,下决心定了票。

算起来他这次已经在外面待了3个多月,国内公司也有不少事情等他回去处理。

分别的时候,老丁没让陈妹儿送,自己去了机场。

机场的候机厅里人满为患,有的甚至穿上了生化防护服,脸上佩戴着防毒面具。登机的时候有人被国航工作人员拦住了,据说是没有在航班出发前连续三十天每天进行健康行程码登记。

老丁一直坚持每天打卡,尽管“自测体温,自报是否异常”的选项,怎么看怎么都是自欺欺人。身边被拦下的人无助地呆立着,有个人气急败坏跟国航的人在争执,穿戴着各式防护服装的乘客们默默地从他们身边经过,当地工作人员则眼神冷漠地站在远处。

飞机终于降落在了浦东机场,所有的乘客沿着早已划定好的通道,先是做了核酸检测,然后上了安排好的大巴,去往张家滨河边的一家商务酒店。

那段时间由于长江上游雨水不断,河水水量暴涨,被长长的围堤困在河道里,眼看着已经高出了围堤旁边的路面。人们陆续下车排成一队,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们过来用喷头喷每个人脚下消毒。人们在门口排着队,一次一人进入大堂登记入住。

酒店的走廊地板和墙壁都包裹在厚厚的塑料薄膜里,地上还铺着硬纸箱板。老丁的房间在走廊尽头,每天三顿饭都放在门口的塑料凳子上,手机发消息通知取餐。

房间里也不许抽烟,难熬的时候,老丁就站在窗前看着那条被困的河流,想象河流的源头应该就是陈妹儿的故乡,这会让他觉得和这个世界的距离近了一些。

后记

2021年8月,距离老丁出国又是一年过去。

这一年,国内外疫情时起时落,经济下行物价高涨,中国到欧洲的海运运费比疫情前涨了10倍。老丁的公司经营惨淡,艰难维持。很多时候,老丁都想干脆关掉公司回欧洲去,但是疫情没结束前回去,有太多现实问题需要考虑,他决定再等等看。

之前的那个房东,因为一直找不到工作,听陈妹儿说也回国了。

而陈妹儿已经把之前首都的火锅店卖掉,搬去了亲戚所在的那个小城,开了一家寿司店。眼下维持生计不成问题,只是家人的居留申请依然杳无音讯。

老丁经常会在晚上八九点钟沿河边散步,走着走着,偶尔会生出一种对那段漂泊日子的怀念。他和陈妹儿曾打过一次视频,当时她正好忙完了中午午餐会空一些,可以边备菜边聊天。老丁喜欢看她盘起头发切三文鱼的样子,她的神情专注安静,偶尔会有一缕秀发垂下来。她会不时抬头让眼神掠过面前的手机镜头,嘴唇边和酒窝里荡漾着丝丝微笑。那个画面会让老丁希望,时光能够就此静止。

老丁无限向往岁月静好,但多年的漂泊经历,让他担心一切美好都会被裹挟着随波逐流,他只有选择活在当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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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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