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糖醋排骨，是捆绑我的枷锁

1

初二那年，我数学破天荒考了满分，年级第一。数学老师高兴坏了，拽着我到每个教师办公室展览：“之前我们严重低估了这位张同学，真咧。我就觉得她是个可造之材，好生培养一把，肯定能冲北大清华！”他夸我夸得很激动，唾沫星子飞溅到我脸上，点点滴滴都是认可。

老师说“北大清华”时是那样斩钉截铁，但彼时的我对这两所顶级高校全无兴趣，只惦记着立刻飞奔回家，吃到父亲承诺的那盘糖醋排骨。小时家里条件差，我没吃过什么好东西，长大了便馋一切浓油赤酱的食物，其中糖醋排骨最得我心。

可是哪怕家里开了一家小饭馆，糖醋排骨也不是经常能吃到的。生意忙，父母给我的吃食都是客人点了菜，顺便多炒一份，等食客散去，他俩早已疲乏不堪，也不能指望还给我单独做一道工序复杂的菜了。

那天我回到店里，食客满座，父亲和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碌，热气从两个铁锅蓬蓬往外冒。听说我考了满分，父亲一向严肃刻板的脸上浮出笑容：“好，好，这回争气了……”见我撸起袖子准备洗盘子，他立即摇头轰我出去：“别洗了，上课也怪累的，过去吃个水果休息会儿，看老汉儿（爸爸）来给你整个糖醋排骨。”

他三两下将一丛腰花码进白瓷盘里，转身从肉篮子里取出一扇精瘦的排骨。母亲歪着身子伸手过来端走盘子，锅里干辣椒在热油里滋滋作响，她将腰花丢下锅，一阵带着油花的白雾立即扑了上来。

“火大点，多翻两下！”油雾里，父亲眯着眼冲她吼。

母亲没好气地回：“老娘还要你指挥？”

父亲嘿嘿笑了两声，扭身过去，案板上开始响起“笃笃”的剁肉声。

其实，父亲并不喜欢做饭，大约是觉得一个男人围着灶台转不太好看。即便为生计开饭馆，他开始也只肯买菜、帮厨，不愿意掌勺，直到看见母亲颠锅吃力，他才不情不愿接过了铁勺，但还象征性地坚持不领取“厨师”的身份——无论母亲怎么骂他“装疯日白的”，他都不肯围上那条印着“金宫鸡精”的围裙，只在腰上系了条旧衬衫。天长日久，衬衫上积累了经年的油污。

几分钟后，排骨被父亲剁成两指节大小的肉块，扔进沸水里，再丢进几块姜片和一勺料酒去腥。排骨焯好，下到油锅里煎至表皮焦脆，父亲再重新起锅，倒油和白糖，小火炒出糖色。待排骨在锅里滚上两圈，就全部裹上酱红的糖色，倒水用文火焖上半小时，倒入醋和其余的调料，转大火收汁，撒上粒粒分明的白芝麻，一道糖醋排骨便在瓷盘里偎依着，如同晨曦里积了雪的群山了。

我端着一碗大米饭候在一旁，排骨刚出锅，也顾不上烫嘴，迫不及待夹了块扔进嘴里，只觉得好吃得舌头都要融化了。等我吃完，店里的客人也差不多走光了，母亲又开始准备她和父亲的晚饭。父亲拧了拧腰，搬了把木椅到店门口那盏灯下坐下，朝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我知道，这是又要给我掏耳朵了。

父亲对给我掏耳朵这事儿是有执念的。

8岁那年，他曾带着我在街边采耳，采耳师傅一边掏一边发出“遭遇了职业生涯最大挑战”的啧啧声，最后掏出来黄豆那么大一块耳结，吓呆众人。父亲有他的朴素逻辑，他认为这块耳结就是我小时候脑子不太好使的罪魁祸首：“它把你脑壳堵到起了，晓得吧？”

最初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谁知隔天他就拉着我去医院挂了个耳鼻喉科。当他指着我问“耳屎多了会不会把她脑壳堵住”时，医生愣住了，挠着头小心翼翼地问：“你俩到底谁看病？”

尽管从医生那儿得到了否定回答，父亲还是很固执，坚持认为耳朵和脑子挨这么近，多掏掏总没有坏处。而这次我考了满分，他仿佛得到了证据支撑，更得意了，认为是他长期替我疏通脑子起了效果。

我拉了条矮凳在父亲面前坐下，乖乖把头搁他膝盖上。他拿出在地摊上精挑细选的掏耳勺，凝神屏气，开始仔细地扒我耳朵。这时候，我俩都是不说话的，我歪着头，看到他穿的皮外套上有层润泽的湿气——父亲知道我有鼻炎，闻不得烟味，每次给我掏耳朵前先会漱漱口，再拿湿毛巾擦擦衣服，尽量减轻多年吸烟留下的味道。

傍晚天光渐渐在西边收拢，母亲在厨房忙着炒菜，隔壁饭馆的鼎沸人声拌着面食香气飘了过来，我昏昏沉沉，几乎要睡过去了。

这是我们父女俩极少的亲近时刻。多数时候，他留给我的只有早起的、远去的背影，即使闲下来在一张桌上吃饭，我们也总是沉默无言。

2

1993年母亲怀上我时，正是我们这边计划生育抓得最严的时期。我前头还有个哥哥，为了留下我，母亲去点兵山一户偏远亲戚家藏了好几个月，吃喝拉撒全在一个小黑屋里。可后来还是被人举报了，计生干部雄赳赳赶来，要拽7个月身孕的母亲去堕胎，最后父亲求了好些人，罚了5000元钱，才保住了我。

生下我后，父母疲于奔命，又差点弄丢我两次。

几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带着我去山东威海谋生。一次转公交车的途中，他俩累得不行，睡着了，怀里的我滚落在地都没察觉。后来俩人迷迷瞪瞪下了车，母亲大约觉得手上有些松快，问父亲：“我们上车的时候是不是提了个啥东西？”父亲摇头，那边公交车司机却纳闷：好端端出趟车，回来时怎么车座底下塞了个娃？

我被他俩从公交车车座下取出来，长到三四岁，有天又跟着父母外出务工。他们在火车站买票，一茬接一茬的旅客围过来，我被挤出了买票的队伍，还没爬起来，一个胖大妈拎起我就跑。跑出去几十米远，她瞅了瞅我，发现雌雄难辨，一扒裤子，看到没带把儿，骂了句“日你先人”，就撂下我走了，我就一边提裤子一边往回跑。

见我自小命运多舛，父亲就拉我去城东天桥底下算命。瞎老头仰着脸，微眯的眼睛只露出眼白，捉过我的手翻来覆去盘了10来分钟，才煞有介事地啧了一声：“这女娃可以，命格还行，好生培养，将来要给你家争光咧……”

父亲高兴坏了，认定我就是那个将会光耀张家门楣的人物，自此对我抱有莫大期待。我刚上小学那年，他从二手市场淘回一些乐器，期望我搞一搞高雅艺术。但事实证明，我的破坏细胞远多于音乐细胞：拉二胡二胡弦断了，吹笛子笛膜戳破了，吹葫芦丝葫芦掉了，吉他在我跟我哥干架时拍墙上散架了。我爸还不死心，听人夸我手指长，是个弹琴的料，就斥巨资买回一台电子琴。我学了个把月，只学会一首《牧笛》。于是，这便成了家里亲友来访时的固定表演曲目，每次至少弹5遍，让本不亲密的亲戚关系雪上加霜。

眼见着来访的亲戚越来越少，父亲又打算将我培养成文学家。他有天去市里几家二手书店转悠了一下午，最后呼哧带喘蹬着三轮车拉回来七八箱旧书，书脊上全是霉斑。他指着线装版《增广贤文》上的繁体字，教我念“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屋子太小，没地方搁书，父亲就把几箱书满满当当全垒我床下，床被抵得凹凸不平。那时我并不明白知识有多重要，只觉得知识真他娘的硌得慌。第二天，我就跟我哥拖着几箱书去了废品站，卖的钱买了两碗牛肉面，嗦了。

这之后，父亲消沉了一段日子，但又很快打起精神。他买回一堆笔墨纸砚，让附近一位开旅馆的老先生教我写毛笔字，修身养性。为了督促我，还约定每学会100个字，就炸一盘虾片给我。

虾片是超市里两块钱一大包的透明塑料片儿，像被碾平的玻璃弹珠，下热油里翻炸一下，膨胀开又蜷进去，开成一朵朵五颜六色的花。出锅后撒上白糖，酥甜中带着海虾的鲜味，十分可口。

在食物的诱惑下，我勉强学会了毛笔字。这项技能后来好歹有了用武之地：为了多挣点钱，父亲在每年7月半鬼节到来的前段日子，都会在出租屋附近摆摊卖袱子（川东地区烧给逝者的黄纸包），我学会毛笔字后，父亲就多支了张小桌，我俩轮番替买家写袱子。

每逢买家夸我字不错，父亲比我还高兴：“这娃出息，比我写得好！”

除了食物诱惑，更多时候，父亲对我成才的鞭笞，体现在暴力教育上。

说起来，我哥倒算得上是我挨打史上的最大助力。他大我3岁，从小我就爱跟着他到处野，爬树下河，翻墙打架，俩混世魔王。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我的挨打次数几乎能与他一较高下，大有你超我赶之势。

最初，我哥教我抽烟——是真的抽“烟”，他把报纸或旧书撕下个角，搓成细卷儿，打火机点燃再快速吹熄，然后把冒着烟的细纸卷儿递到我嘴边，我就着余烟猛嘬了一口，顿时被呛得涕泗横流。我哥问：“巴不巴适？”我揩着眼泪直点头：“巴适。”

自那后，我哥三天两头带着我“抽烟”。被父亲抓现行那天，我俩正在家里蹲着，面前各有一小簇失温的灰烬。我们一边抽，一边煞有介事地交流心得，最后得出了经验性总结：白纸比报纸好抽些。

房门传来锁舌转动的“咔哒”声。我转过头去，透过缭缭烟雾，看见父亲正捏着钥匙走了进来。我那时大约是吸二氧化碳吸得有点上头，抬起烟熏火燎的小脸儿冲他傻笑：“老汉儿，你回来了哇！”

父亲僵在原地，用一种“我们老张家要完了”的眼神看着我们兄妹俩，最后得出经验性总结：这俩二傻子，不打不行。

那之后，只要我和我哥继续胡作非为，两三天就要被揍一次：翻墙进一个废弃幼儿园玩，我差点脑袋朝下早早夭折；跟隔壁邻居的狗打架，把狗咬秃了；饿着肚子，把早饭钱拿去游戏厅打水果机；揍班上的男同学，连人带课桌给掀翻了；把教科书全拖去废品站卖了买零食吃……

那几年，挨揍几乎成了我和父亲为数不多的见面时的主要交流方式。其他时间，父亲总是在为生活奔波忙碌——凌晨4点，他就要赶去邻县批发水果回来，一箱箱地码在出租屋里。出租屋不足20平米，这些箱子进一步压缩了我们的生活空间。

但没办法，要生存。

白天我去上学，我哥逃课去鬼混，父亲和母亲则背着几十斤水果，在农贸市场或街上流动摆摊叫卖。快到饭点时，父亲看摊，母亲回家给我们兄妹俩做饭，做得最多的是番茄炒蛋和炝炒时蔬。偶尔有卖不掉的烂水果，母亲就剜去烂疤给我们吃，或下锅滑糖，做成拔丝苹果、拔丝雪梨。

我们兄妹长身体，吃这些总吃不饱。我哥就带着我去山里翻捡食物。树上的野板栗、桑葚，地里的野番茄、地果儿，都曾短暂慰藉过我的饥饿肠胃。更多时候，我俩会去涵洞摸螃蟹，涵洞极冷，大热天时里面也只有七八度。我俩挽起裤腿下了河，哆嗦着翻捡石头，找藏在石下的河蟹，往往还没找到几只，浸在水里的腿脚就已失去知觉。上岸，架起火堆，树枝上挂一个午餐肉罐头的空铁盒，倒入清冽河水，再把螃蟹扔进去煮。等蟹身通红，捞起来撕开蟹腿，鲜味就满溢鼻腔了。

每逢周末，我们还去农贸市场二楼的河鲜摊位碰运气。有时运气好，等他们打烊，青石板砖的地缝里会嵌着几条黄鳝。我们趴在地上，用细棍儿小心翼翼把黄鳝撬出来，拿回家剖开洗净，让母亲用干辣椒炒了吃。

因为缺乏营养，我们兄妹都长得瘦小，好像风吹大点儿就得抱着电线桩子。父亲为此十分自责，怪自己不能给我们好的生活。但那时我对贫穷并不太有实感，只觉得一家人在一起，每天玩玩闹闹，还挺快乐。

3

贫穷还是在我的童年留下过痕迹，例如手掌里那块米粒大小的疤。那是小学三年级班主任用削尖的铅笔扎的，笔芯断在里头，长进肉里，成为惩罚我僭越阶级的标记。

时至今日我都记得跟班主任的第一次见面，她皱着眉打量我，像打量一件残次品——这所小学是市里最顶尖的，学生家长非富即贵，我能混迹其中，是因为父亲求了一位在电视台做主任的远房亲戚。

深知班主任憎恶我，一开始我还用小孩子的方式讨好她：拼命做作业，上课积极回答问题，把抓来的螃蟹也送给她吃。但她依旧讨厌我，用戒尺打我，扇我耳光，让我在讲台上站一上午。那时我就开始害怕睡觉，害怕天亮了就得去学校，心里塞满巨大恐惧。

后来我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她：逃课，再也不写作业了。尽管随之而来的是班主任更盛的怒火和更多的惩罚，但我总觉得能得到泄恨的痛快，在学校的日子仿佛也没那么难熬了。

不过这种幼稚的反抗终究只是蚍蜉撼树。

有天班主任拽着我出了学校，走到街上，来到我父亲水果摊位前。那时日头正盛，父亲正坐在小马扎上给背篼里的苹果喷水，脚下一堆果皮和烂菜叶子。班主任在背篼前站定，木着脸俯视他：“这位家长，你家娃娃我没法教了，你带回去吧，反正她长大了也只能像你们一样摆地摊。”

她将我搡过去，那是个斜坡，我被推得没站稳，不小心带翻了面前的背篼。在我的尖叫声中，背篼倒了，几十个苹果沿斜坡滚了下去。

父亲显出惊慌破碎的神情，但他还是勉强挤出个笑脸，先跟班主任打了个招呼，才佝着腰去追那些已经磕得烂巴巴的苹果。他跑得仓皇又狼狈，还差点绊了一跤，裤腿和衣袖上全蹭上了泥。

我对这件事的最后印象便定格在这个画面。没等父亲回来，我就扔下班主任跑回了家。

那时我们一家住在城中村的一栋筒子楼里。楼里泥地凹凸不平，墙体灰败潮湿，门前用废电线拉成一根晾衣绳，十几户人的衣服凝成一堵墙，王家男人的破内裤和李家孩子的旧校服裹在里面，无法区分，也无需区分。总之，细菌和贫穷暗自滋长。

我矮着身子钻过去，开了门，扑床上哭了起来。我开始怨恨一切，恨班主任，恨学校，恨滚落的那背篼苹果，甚至恨门前晾的那排衣服。哭累了，也就昏昏沉沉睡过去了。

我是被一阵开门声惊醒的，迷迷糊糊睁开眼，看到父亲在门前的公用灶台那儿灭了膛火，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我腾地爬起来，见他把一盘排骨放到了木桌上，排骨在花瓷盘里颤颤巍巍地挨挤着，底层浸着酱红色汤汁，面上浮着油花儿，空气里满是甜丝丝的肉香。

他夹了块排骨放我嘴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到糖醋排骨，我瞪直了眼，几乎是怀着莫大的虔诚在咀嚼。肉块那么香，汤汁那么甜，似乎只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原谅之前所有的痛苦。

我一边吃一边轻轻啜泣：“老师为啥不喜欢我喃，我很乖的。”

父亲半晌没说话，好一会儿才吐出一口气，郑重地看着我：“你要好好读书，晓得不？”

我嚼着排骨猛点头，眼泪全砸进那盘肉里。

4

数学考了第一名后，父亲仿佛又看到了我会光耀张家门楣的曙光，甚至打电话回老家，展开了一场细致的全村人口学历普查：

“王二哥，你家苗苗现在在哪儿上学？哦，在深圳打工？”

“李嬢，你外孙考了哪里的大学？诶？高中都没读完嗦……”

一番摸底排查下来，父亲很快有了结论：全村还没人考上大学。我正感慨村里文化教育水平低，父亲却很高兴，恨不得在我额头烙上“全村的希望”几个字：“幺儿，你一定要考上大学，还要考个名牌大学，给我们争光！”

父亲开始对我倾尽所有，像被生活逼到无路可退的赌徒，把最后一注全押在了我身上。

一次参加数学竞赛，他天不亮就带我赶公交，车在泥地里摇晃了两个小时才到目的地。学校门口早已停满私家车，家长们衣着光鲜，都提着水壶、保温盒围在一起聊天。父亲兴致勃勃地凑上去，在外圈转悠了几分钟，都没插上话，只好讪讪退了出来，拐进了旁边一家副食店。

从店里出来，他递了一瓶鲜橙多给我，又捞起T恤抹了一把汗：“我先回去看店了，你好好考。”他把几个衣兜掏了个底朝天，最后将身上所有零钱都掏出来塞给我，只留了1块钱搭公交车。

我抽出5块钱想让父亲也买瓶水，但他不接，只说：“我回店里喝就行了。你别管，好好考试。”他舔舔干裂的嘴唇，冲我摆摆手，走了。我捏着那沓零钱看他走远，心里坠了铅一样沉重。

父亲尽全力给予我最好的生活，同时也不断对我大倒苦水，将这个家庭消极的、贫穷的、不体面的、狼狈求生的一面全展现给我，以此软硬兼施让我努力学习。他跟我罗列每天家庭的开支和收入，细数这些年在我身上投入了多少钱，甚至翻出了当年因为超生我罚钱的事儿：“93年的5000块钱有多值钱你晓得不？”

我没好气：“不晓得。”

“你妈身体一直不太舒服，都舍不得花钱买点药。”

“那就去医院看看啊。”

“我跟你妈这辈子光围着你打转了，你要是读不出来书，你说你对得起谁？”

这话是父亲的杀手锏，每每说完，我只能哑口无言，对话也就此被掐断。这句话也被我的记忆打上注脚，总在某一时刻忽然跳出来掐我喉咙。我被阉割掉作为“个体”的特质，成为要按最大比例分担他们一切的四分之一，甚至整个家族的几十分之一。我开始失去感受，失去声音。

连食物也成了他胁迫我学习的工具。虽然家里日子好了些，但父亲还是十分节俭，平时他们吃的都是干瘪的、失去水分的水果，给我留的却永远是饱满新鲜的。

“你要是读不出来书，就对不起我们了。”父亲说。

我被这话烫了手，想放回去，他又着急了：“专门给你一个人买的，你不吃我们咋吃？”

与此同时，父亲对我的老师们近乎谄媚。每回开家长会，全场挂着最讨好笑容的就是他，会开完了还极力邀请每位老师去免费吃饭。我家饭馆原本是语文老师每天回家的必经之地，后来因为父亲热情过了头，总要强拉她进去吃饭，有一回甚至招来巡警，以为在搞什么强制消费，害得人家一位堂堂的人民教师，之后每天回家都得鬼鬼祟祟，趁我父亲不注意，快速从我家的店前弹射过去。

重压之下，我的焦虑情绪开始凸显，在家时总喜欢把房门锁上一个人发呆，在学校上课也总让我觉得紧张，开始频繁举手上厕所。

一回两回便罢了，次数多了，就引起班主任的警觉。他见每次别的同学都得站起来给我让位置，太过兴师动众，就将我调讲台旁坐着。

众所周知，那里是每个班重点人物的专座，我开始被迫接受其他班学生的目光洗礼，觉得很是丢脸。之后我想了个法子，在课桌侧面贴了张纸，写上“我是为了上厕所才坐这儿我不是调皮捣蛋的”；想想字太多了别人根本看不清，就换成“我是好学生”；最后被天天展览得恼了，直接简化成三个字：“看锤子”。

化学老师脾气爆，见我老去上厕所，当着全班人的面训斥：“你是故意装怪还是尿频？！”那时我生理卫生课上得不好，对尿频的认知还只限于“尿频尿急尿不尽，前列腺有问题”这个家喻户晓的广告。当天放学回家，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梗着脖子让父亲带我去医院看病：“我前列腺可能出了点问题……”

父亲很震惊，弄清原委后，他带着我去医院挂号做了个全身检查，检查报告显示一切正常。第二天他又拽着我去学校，第一次在老师面前显出强硬姿态，要求化学老师向我道歉，最后让班主任把我的座位调了回去。

那之后，父亲大约觉察到我的异常，有时等饭馆里的食客走光了，他总会擦擦手靠过来跟我说话。但我拒绝交流，余光看到他走近，就立刻把电视调到《新闻联播》或《百家讲坛》，假装沉浸其中。他便站在原地沉默地盯着我，最后叹着气走掉。

5

到了高中，住校，学业沉重，加上那年母亲患重病进了ICU，我心理防线全面溃败，患上暴食症。除了食物，我对其他任何事物都失去兴趣，对暴涨30斤的自己也厌恶到极点。我很少再去上课，多数时间是装病逃回宿舍发呆，或坐床上一边狂塞食物一边流泪。

我无可避免地长大，随之而来的是，我发现父亲并不是全能和强壮的。我见过他被食客呵斥，被一家人的生计搞得灰头土脸，也见过他认知和学历跟社会脱节的窘迫。在我心里，他已经没剩多少作为父亲的威严。我讨厌看到这样的他，也讨厌这样的自己，于是变得愈发尖锐。

周末回到家，我变成一点就着的火药桶，凡事都要跟父亲作对，我知道临近高考，他会无限度地忍让我。从前他用来逼迫我的，现在枪口调转，成了我对付他的利器。

那段时间，父亲医院、饭馆两头跑，揽下店里所有的活儿，也更加沉默和瘦削。他还是会给我准备各种好吃的，我知道这是在向我示好，故意不领情，宁愿在外面胡乱吃些零食，也不肯再好好坐下来吃顿饭。要是看到有糖醋排骨，我便会更加愤怒，有几回直接将盘子扔进了泔水桶里。

每次跟他大吵大叫后，他总是干瞪着眼大喘气，显出受伤的神情，最后转身走掉了。等再回来，耷着脑袋，皮鞋上落了一层烟灰。他在门口磕了磕鞋子，就重新摆出个笑脸，招呼食客去了。

一个午后，医院打来电话，说母亲病情加重，要下病危通知书。我和父亲赶去的时候，母亲正突发癫痫，整个人已经失去意识，浑身像被电击了一样抽搐着。医护人员在病床两侧死死摁着她的手脚，将一块毛巾塞进她紧咬的牙关，又往她血管里注射镇静药物。

我瞪着眼站在病房门口，脑子一片空白，只是张着嘴大喘气。父亲则被医生拉到一旁签病危通知。将一堆文件递还给医生后，他仿佛被抽掉筋骨，顺着墙瘫坐在地上，捂着脸，先是低声呜咽着，最后忽然放声痛哭。

那天我和父亲一直守在ICU病房外，寸步不离。走廊里没有座位，我俩就蹲着吃完了晚饭。我还记得买的是青椒肉丝和番茄炒蛋，父亲将肉丝和蛋全拨我碗里，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吃饱了早点回家去，明天还要上学呢。这里有我照顾着的，不用你担心。”

我含着眼泪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刨饭。他抬起头往病房看了看，沉沉叹了口气：“这人活一辈子啊，其实啥子都是虚的，一家人在一起才是真的。”

好在半个月后，母亲病情开始好转，转入普通病房，我们都松了口气。

母亲出院后，父亲仿佛忽然变了一个人，收敛起了从前的脾气，整个人柔和了许多。对我也不再严苛，有时还会坐下来跟我谈谈心，见我成绩下滑，也不着急上火了，只是告诉我“尽力就行”。

但我的糟糕情绪没有因此缓解，暴食症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我出现抑郁倾向，开始平静地计划死亡。我在许多个下午请假出去，坐公交车来回几个小时，一路观察附近的高层建筑，筛选适合跳楼的地点，甚至用小本子记下了一些关键事项，例如：该处最高多少层，焊了几个雨棚或其他遮挡物，跳楼前还要扔下一个牌子，写“此处有人跳楼，请绕道”……

脑子里灌满这些事，我晚上便严重失眠，常常趴在阳台看天空从滴水的墨色变成透亮的天光。一次期中考试时，我犯了困，趴桌上睡着了，那门政治考了27分。班主任把我叫进办公室谈心，他大概从我短期暴增几十斤，认定我应该想要减肥，从而推测我考试时睡觉是因为节食身体不适，一脸忧心忡忡：“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在减肥？”

我盯着他，认真解释：“我没减肥。”

“女娃娃爱美是正常的，但是现在马上要高考了，你要分清轻重缓急……”

“我真的没减肥。”

“你现在要把全部精力放到学习上，不要东想西想的，等你考上大学了再减也可以……”

在那两个小时里，我们进行了一场驴唇不对马嘴的对话。从办公室出来，我回了寝室，一头栽倒在床上。没过多久，手机响了，父亲说他在校门口，让我去接他。

我磨蹭了一会儿才下了楼去。那时烈日当头，校门口连棵遮阴的树也没有，父亲就直挺挺立在那儿，前襟和后背都已经湿透了，发尖的汗珠在阳光下闪着光。

见我走近，他提着两饭盒糖醋排骨、三箱牛奶和一些水果走过来：“听班主任说你在考场上饿晕过去了？”

我没搭腔，父亲找了处背靠树荫的石凳，示意我过去坐下。我跟他并排坐着，不说话，只瞪着眼看远处篮球场。

他抬起手肘胡乱抹了把汗，撕开包装纸箱，拿出一盒纯牛奶递给我，我没接。

他又打开糖醋排骨的饭盒，筷子在衣角上擦了擦，送到我面前，我还是摇头。

他缩回手，叹了口气：“你最近是不是心里有啥事？有事不要自己一个人闷着，你不想跟我们讲，就去找你那些朋友聊一聊。”

听到这句话，我忽然觉得有些讽刺，嘴里的话也就不受控地蹦了出来：“如果我考不上一本咋办？”

说完，我死死盯着他，不想漏掉他任何一丝表情。这时我才发现，他的鬓角竟已冒出不少白发，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之前我倒从未注意到。但我强迫自己忽略掉这些，调动起过往所有对他的愤恨，强压下冒出的心软。

我以为他会生气，会骂我没出息，甚至又会开始拿那套他的人生哲理来鞭笞我。但他神情变得更加柔和，语气也淡淡的：“考不上也就考不上了，那么多人没考上大学不也活得好好的。以前我教育你要好好学习，是想让你以后能有更多路能选，不至于像你妈老汉儿这样挣苦钱。可说到底，我们做父母的，最希望的还是你健健康康，高高兴兴的……”

他眼眶微微发红，我忽然想起，上次见他这幅神情，还是在我有次摔破头的时候。

那天他带着我去诊所缝针，大夫说头上注射麻醉药对脑子不好，就没打麻药，直接给我缭了4针。我痛得要死，可又怕父亲会因为我调皮摔破头揍我，就强忍着没嚎出来，还冲他嘿嘿笑了笑。

父亲板着脸不理我，转身去后面上厕所。过了一会儿却带着一身烟味回来，眼周还红红的。后来诊所大夫偷偷跟我讲：“你老汉儿刚刚在厕所哭了呢。你看看，你们这些细娃儿遭罪，做父母的还是最心痛了。”

6

高考结束，我考得很不理想，只上了一所二本医学院。父亲倒挺高兴，当天晚上从冰箱上摸出积了灰的通讯录，挨个给亲朋好友打电话，要给我办升学宴。

“不用了吧，别人办升学宴的都是考重本、一本的，我办个啥？”我有些犹豫。

“别的娃儿都在办，我们也得给你办个。你不管，去洗澡。”父亲笑了笑，继续打电话去了。

那晚我洗漱完正要躺下，母亲来房间叫我先别睡：“你老汉儿看你今天没咋吃饭，给你弄了盘糖醋排骨，你吃两口再睡。”

客厅里，父亲正坐在沙发上用手撑着额头，睡着了，电话薄散在一旁。我坐在温黄的灯光下，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排骨，拖出一根细细的糖线。排骨还是多年前的味道，只是有些发苦，大约是糖色炒过了。但那股苦味却从舌根一路向下，直抵心门：父亲老了。

最终，他接受了我只会是个普通孩子的事实，我也接受了他只是个普通父亲的事实。我们跟对方和解了，也跟过去的自己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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