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明：还债|无相|欠债还钱|小生意|进城|乡村|贫穷|拜年|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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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是穷人，习惯被人怜悯，却不知道怎样去怜悯别人。

《无相》第008期

本文选自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网易新闻无相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我们欠着堂叔家一笔钱， 2000块。一直没还的原因是我们家没钱，而堂叔又是村子里最有钱的人，堂叔虽然住在村子里，但他不是农民，大家相信堂叔一家迟早会搬到城里去。我的父母的打算是，一定要在堂叔一家搬走前把钱还上，因为一有了距离，人难免会疏远，就不那么好说话了。他们的想法是对的。之前，每到年前，主要是我的母亲就会上堂叔家的门，目的只有一个：打声招呼，钱是年看样子还不上了。我的母亲神态已经够羞愧，而堂婶甚至比我母亲表现出更多的不好意思来。他们忘了借钱给我们的好处，相反却好象突然发现借钱给我们是为了有巴望着我们还的想法，或者看到我们因为还不上钱表现出来的卑微，让他们有了压力。他们是喊我母亲为嫂子的人。

堂叔一家说搬就搬走了。他们把盖在村子里的气派的洋楼卖给我的一个堂哥，他的一个堂侄，据说是用这笔钱加上他们的存款，在城里的清凉花园买了新房。堂婶解释说，房子本来真不打算卖，卖了以后落脚的地方就没有了，根就没有了，你们不知道，在城里买个房有多贵，人都要脱层皮了。在城里买房当然贵了，那是有钱人才干的事。穷人想都别想，就算买的起房，难道可以在城里种地？这是当笑话讲。堂婶反复讲在城里买房的不易，我的父母就有了压力，他们以为堂婶这话是说给他们听的，是有意为此。虽然他们早就打算一定要在堂叔一家搬走之前把钱还上，可事到临头，夹在屁眼里的屎依然拉不出来。钱还不上，不要说面子，连夹里也没有了。那两天我父母灰溜溜的，走路都沿墙壁走，不敢抬起头来。他们怕被堂婶看见，到时候要是说什么钱不钱的事情，就落得尴尬了。堂叔一家的东西被二辆大卡车拖走，其实远不止二辆，更多的东西他们在搬家之前送给了隔壁邻舍。本来堂婶想要送我们家一个衣柜，我们家用的还是我父母结婚时候置办的那种老式衣柜，已经朽坏的厉害，结果因为找不到我的父母，就送给了永伢娘。永伢娘事后对我母亲说，你们也真是的，再怎么说，搬家也是大事，你们这样面都不露一下再有量为的人也要有点气了。我的父母意识到做的不对，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事情唯一或许可能的补救方法就是赶紧上堂叔新家的门。堂叔新家的地址留给村里的几个人，没有留给我们，这也可看做事情在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下去的一个征兆。我的母亲讨来了堂叔家的新地址：清凉花园19幢乙单元302室。清凉花园该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吧，可能比我们所住的周家湾更大吧，一连串的数字让我的父母眼都花了，他们仿佛一下子陷入一个旋转的空间。他们都不认识字，不知道在一个迷宫样的花园里，怎么才能找到堂叔的家。尤其是那里面住的净是些有钱人，这让我的父母很茫然。等等吧，说不定有其他人已经去过堂叔的新家，知道具体的路线就好办了。

一转眼堂叔家搬走已经快两个月了。两个月下来，我的父母没有下定决心去摸门，他们的惰性一直在作怪，每每要准备去城里，连捎带的东西也准备好了，第二天又打退堂鼓，不是地头有活没做完，就是和某某人约好了去镇上办什么事情，不是怕天气好去了有可能摸了冷大门，就是怕天气不好这样上城会把堂叔的新家弄脏了。以前堂叔家还在村里的时候，上门那真是太方便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笼络一下感情，借以达到放宽期限的目的。甚至上门的次数多了，堂叔一家觉得难以忍受，而我父母却怀着谦卑的态度暗自得意着。现在环境突然发生变化：首先，上堂叔家的门不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能不能找到就是一个问题；其次，在堂叔家因改变地理位置而焕然一新的房子里，我的父母农民式的狡黠在城市格局的套间里再也藏不住。真的，堂叔一家的态度其实左右着我父母的反应。

我父母迟疑着没有上堂叔家在城里的门。这注定要让他们后悔不迭。城里的堂婶让人托话了。托话的是邻村的一个中年男子。他到我们家，第一句说的不是堂婶交代给他的话。他说的是他自己的话。他说，没想到周家佬你外面也空了这么许多的债。意思是，你周家佬家底子虽然穷，可也没听过外面欠谁谁的钱，原来是伪装的好啊。事实上，也就空堂叔家那钱是大头，其他的生活用度钱是借借还还，没有失了信度。而空堂叔家的钱由于堂叔堂婶和我父母的默契，已渐渐不为很多人所知。这也助长了我父母拖欠的羞耻心。现在，堂婶让一个外村人传话，在堂婶也许是一时碰不到本村人，在我父母看来，这就有进一步将脸丢下去的危险。尤其是这笔钱数目也不算小，拖了多年不还，直到人家搬走也不还，就有了赖屁股的嫌疑。堂婶通过托话人的口告诉我们，他们家现在房子装修，需要很多钱，他们也已东挪西借了一些，无奈还差一两千块钱，别人指望不上，就指望哥嫂这里了，就算是帮衬一把，他们是不会忘掉这份面情的。可傻瓜也知道，为了让托话人完整把话从城里带到乡下，堂婶必须对此番话做一番怎样的铺垫。铺垫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我父母的老脸已经黄了。以前是我们家比堂叔家快上一步，抢先将我们的可怜相呈给堂叔堂婶，现在倒了个个，堂婶抢先一步说出了她的窘相。况且，有钱人的窘相必定短暂，古戏文里多的就是贵人落难，有袖手旁观，有倾力搭救，有落井下石等各种世情百相，我的父亲是个老戏迷，他自然知道其中的紧要。更况且，堂婶自曝的窘相也未必是真，有可能只是投石问路，探探我父母的动静以做进一步的举措。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境况就容不得半点乐观了。

其时正是苦水月里。这是我母亲的原话。苦水月原意是青黄不接，筷子头沾不到油水，引申开来就是搞不到钱，缺钱，所以生活难免清汤清水，要熬过这段苦日子，等到庄稼出来了，在队里或给人家做活的小工钱结到手上，生活才会稍有改善。手头没有钱，还钱就是空谈。要去借吧，能贴心的也一样穷，处在苦水月里，也为钱的事坐在家里发愁。身边也不是没有有钱的亲戚，可人一有钱，眼眶子就高到额头上，即使借两钱，也像打发上门的叫花子，徒取其辱而已。对此，我的母亲从她生活出发，引用的一条俗语比较形象：苦瓜结在苦藤上。我的母亲感叹说，只有这样，那才是真穷，身边连一个能提拔照应的也没有，陷在穷里再也难拔出脚竿来。我的父母亲跑了几处估摸着能借到点钱的亲友，失望而归。明知道堂叔那里钱不还上于情于礼都说不过去，但也只有坐等下去了。

堂婶托人带话，也没指望我们家就能爽快地把钱给送上城，她这样做，无非有两个伏笔。其一是给我父母一定的压力，如果能真能把钱给准备好在那，那么也就不会太伤和气。其二是为她进一步的举动打好伏笔，托人带话其实也就是提前通知，这叫先礼后兵。当然，也不就是礼之后紧跟着就来兵，礼兵之间有个缓冲，那就是我的堂婶突然下乡来了。下乡就要东家坐西家转，话话家常，互相奉承。堂婶此番下乡是搞的突然袭击，我母亲想避之已经不及，只好卑微地用毛巾在凳子上使劲摸擦，以让堂婶坐。毛巾被反复使用，直到黑印逐渐化淡，看不出来，犹自不肯罢手，要再换另一条毛巾。堂婶已一屁股坐下来，说，老嫂子，你也太客气了。我母亲又给堂婶上了一碗凉开水。堂婶说，不要倒了，我一路喝过来喝水喝的肚子都快要涨破了。然后就话家常。堂婶是有备而来，我母亲是仓皇应对，高下之势明显。两人之间的谈心好比是在拔河，堂婶要把聊天引到钱上面去，我母亲则奋力要把聊天引离开钱。当堂婶心满意足谈到钱的时候，我母亲就无法抵挡羞愧潮水般的袭击了。堂婶无非就是把托话人的传话再说一遍，但由于此番是亲自出马，不比托话人的说话要受制于人，堂婶的叙述显得更加的圆润和紧迫。一般欠债的迫不得已会拍着屁股或大腿说：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仿佛这是天大的道理，没有人不遵循。一般要债的会一脸后悔相痛心疾首说：借米好下锅，要米难下锅。以感叹要债之难犹如要米。由于我们是欠的堂叔家的钱，所以我们从来用不着向堂叔这样表态，这样表态隐隐有一种走投无路者的决绝和悲悯。堂叔家也不会用米这个典故来暗示我们还钱，因为这无疑骂对方是匹五辣子（匹五辣子，是苏北新化一带一个传奇人物，聪明多智，历代相传下来，竟讹化成为无赖的一个代号）。我的母亲最怕听到的就是这句话，这意味着一个人他不光穷，更是穷的连尊严都不要了。也许，我母亲理解的尊严说到底也只是一个最起码的面子问题，就是不能被人看不起。可是在聊天的结束，堂婶向母亲抱怨道：老嫂子唉，你不知道，现在的世道是借米好下锅，要米难下锅。当然矛头也不是直指我父母，堂婶说的是那些欠她家钱的人家，这自然包括我们家。我的母亲就安慰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放心吧，老婶子，这是赖不掉的。

堂婶那次下乡之后，我们家依然不能把钱还上。

我的母亲开始卖小菜。一开始是把地头的小菜挑一些去市场里卖，一个早上，好歹也能卖个几块钱。这只是一个开始。我的母亲经历了一番折磨，很多东西她要重新学习，比如看秤，比如算账，比如招徕生意。前面两个是技术性的难题，在经过几次可笑的失误之后，母亲终于能够应对，虽然慢，可那损失的只是时间。后面一个则要困难的多。我的母亲舌头非常的笨拙，她常常羡慕那些能拦客的嘴巴，但她喊不出口，通常只是默默坐在自己的菜前，有人来问讯，她就由衷的高兴，甚至于让秤很多。这样，母亲慢慢也就像一个不太会招客的菜农。每天有几块小钱的进账，这对母亲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鼓励。她开始有意识地培植应景的小菜。如果不是欠堂叔家的钱是一块心病，母亲或者可以从卖菜中体会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有一天，我们一家人在昏暗的灯下吃晚饭，结束的时候，又谈起了我们家欠堂叔家的钱，白炽灯越发的黯淡。总是这样，人的情感被转移到物上，然后再折射回来，弥漫成一片。那些被灯光照亮的地方，还有那些躲在阴影中的地方，仿佛都感染上了一种不知所措感，都在沉默中难受着。我的母亲和父亲交流想法，喟叹连连。然后他们把目光转到我身上。那时候我已经足够大，他们希望我能出人头地，有出息什么的。也许，就在那天，我的父母惊喜地发现，我已经长大了，个子比他们要高，嘴上有了胡须，虽然瘦弱点，但承载了他们的优点，也就是说，可以帮他们做点事了。我的父亲说，要是放在古代，我就已经可以讨老婆生孩子自立门户了。他们要我做的事就是上堂叔家一趟，把我母亲以前每到年前必讲的说辞再复述一遍，所不同的是由我来说，这隐含着父债子偿的善良愿望。堂叔堂婶必不会为难他们的子侄辈，何况这个侄子成熟在即，他们多少会把眼光放柔和一些。这件事之所以由我来做，一来我的父母去登门势必难堪，二来我多少读着书不至于找不到堂叔家的门。我觉得这不是难事，也并不丢人，答应去堂叔家一趟。

我。我叫周小伟，小草的小，伟大的伟。堂叔的儿子叫周小亮，比我小一岁，是我的堂弟。周小亮虽然比我小一岁，但我们一直同年级上学。小学里是同班，初中分班后我们不在一个班，但上学放学依然结伴同行。我们的成绩也差不多，但由于周小亮出身有钱人家，他的前途就比我光明的多，这样他的成绩看起来也就比我显眼。到初三的时候，我学习上有些吊儿郎当，那些为我好的人就拿我的堂弟来说我，包括我的父母，还有老师。他们能接受我的堂弟不学好，却决不允许我自甘堕落，这无疑是怜悯心在作怪。同时教我和周小亮的任课老师做家访的时候，必到堂叔家，酒足饭饱之后，周小亮才来我家喊上我，在他家宽敞明亮气派的客厅坐下，听老师说话。老师其实也只是顺带着讲讲我们，他主要是和我堂叔说话。待到老师走后，堂叔才把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对我们的建议或者批评说给我们听。待到填志愿的时候，我的父母陪着我去听取堂叔的意见。中考成绩下来后，我比堂弟考得要好，我的父母难免有小人式的得意，而堂叔却着实为我感到高兴。录取通知书也是堂叔直接从学校拿回，亲手递到我手上。堂叔问我，这下高兴了吧。我的父母不会这样问我，他们只会从他们的角度说我没有让他们失望。我的意思是，相比我那不识字的父母，堂叔给我留下更多敬畏和感激的成分。还有，我和周小亮的关系肯定比我父亲和堂叔的关系要好。这也许是我的父母想要我去堂叔家一趟的原因，也是我毫不犹豫答应下来的原因。

我呼周小亮。周小亮回电问我在哪。当时我站在煤建路上，一个公用电话旁，那是一家小店。我跟周小亮说了，周小亮说，煤建路啊，离我家已不远了。这样吧，你待在那别走开，15分钟后我骑车来接你。我就在原地待了15分钟，15分钟后周小亮还没出现，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渐渐失去了信心。我想，煤建路这么长，是不是周小亮在我不知道的什么地方也在焦急地寻找我呢。于是我就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后，我又想，要是周小亮这时候赶到，在那小店旁岂不是要看不到我了吗。我赶紧又往回走。回去站了一会，周小亮还是没有到，我怀疑是不是我地址说的不够准确，煤建路是煤建路，可煤建路上小店难道就此一家吗？这样一想，我就觉得除了我站的地方，整整一长条街的两面都晃动着堂弟张望的头颅。我开始沿着大街奔跑起来，先是左，后是右，我跑的那么快，快到只要堂弟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待上1秒钟，我就不会错过他。我跑了几个来回，累了，又回到有公用电话的那家小店。我突然想到我干吗不再呼周小亮一次呢。

煤建路是一条老街，它的两旁都是些不起眼的店铺，卖各式各样的物品。它们的柜台一律陷在屋子的暗处，好象一个老年人瘪嘴瘪舌的模样。在我奔跑的过程中，我发现我超过了一个又一个行人。这些行人真的是行人，他们一直走着，并不停下来向某个店铺看上犹豫的几眼，或猫着腰手臂搭在柜台上和老板聊上几句。他们一路走着，眼神一路飘着，好象他们不紧不慢只为赶往另一处地方。相反，那些店铺却对行人有着天生的好奇和渴望。这些店铺，无人问津，它们靠什么生存呢？很明显，它们不是展览馆，不能依靠展览就能存活下来。跑着跑着我觉得孤单起来。我真想走进店铺，和每个老板说两句话，装做对他们的某件物品感兴趣，问问价格和性能，然后说声对不起，再转进隔壁的店铺。这样我就能在这里详细把煤建路一条街搬到这里，像一个导游一般告诉你们这里有什么，忘了我此行的目的，任天空从我的眼里翻落。

周小亮问我到哪去了。我说没到哪去，我一直在煤建路上。周小亮说奇怪那我怎么没看到你呢。原来他也骑着车在煤建路上好一阵来回，一直在寻找站立不动的周小伟，就好象周小伟一直在寻找一动不动的周小亮一样。两个人真是一对小兄弟啊。周小亮说，现在好了，你就站在你站的地方别动，等我骑到你眼前吧。我于是就一动不动，果真看到周小亮，我的堂弟骑着车，吱嘎一声停在我的面前。他其实也没什么大变样，但我就觉得如果淹没在人群中，我还真不能认出他来。周小亮，他黑了，也更胖了。

周小亮骑着车带着我，沿着奶香路，转一个大弯，过一座小石桥，抬头就看到了清凉花园。在清凉花园里，我们下来推着车走，周小亮边走边告诉我留意哪些建筑，比如花坛，一定是要在六个角的花园左拐，然后是变电器，找到这个巨大的家伙，它旁边就是19幢，从中间那个楼梯上去就是乙单元，302在3楼，靠左手的那个门。这就到周小亮家了。周小亮比比画画，不厌其烦地给我寻找醒目的路标，就是为了我下次再去他家，就可以自己直接上门，不用他接了。（真实情况是自从那次以后，一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能够上堂叔家。）他们的客厅比原来乡下的那个客厅要小很多，一张八仙桌放在那里，古旧不堪，甚是寒碜，可那是正宗的红木家具，客厅靠西面的墙上挂着贺乔迁之喜的横匾，是堂叔所在的单位送的，有署名。客厅装修的很简单，地面是马赛克，没有铺木板，没有他们乡下的家那样光洁。随后我又参观了书房和周小亮的房间，觉得那才是城里人应该有的房间。堂叔堂婶都不在家。他们在下面。周小亮从哪里摸出来一只足球，在地上拍了两下，问我，我们去传会球吧。他换上足球鞋，足球服，给我找了一条大短裤，我穿的是假冒的运动鞋，便宜货，那时候所有的运动鞋我们好象都习惯称之为“耐克鞋”，可以跑步踢球打篮球。周小亮告诉我，他的父母在小区里开了家“水老虎”店，也就是锅炉房，卖开水，我们踢球时会经过那里。

果然在开水房我看到了堂叔和堂婶。开水房除了冲开水外，还兼卖冷饮，一个冰柜放在门口。堂叔坐在锅炉旁的椅子上，一个电风扇对着他吹，这么胖的一个人，坐在锅炉旁，虽说有电风扇对着吹，可脸上没有汗也是让人觉得奇怪。我觉得堂叔奇怪了，就只喊了声叔叔，并没多看两眼。堂婶站在门口，见我们两个过来，就给我们拿冷饮，冰柜门给冻住了，堂婶费了很大劲才打开。堂叔问我，毕业后想在哪里工作。我说，可能留在常州不回来了。堂叔说，留在常州也好，毕竟大地方，人有发展。然后堂叔又说，你要是想回溧阳，我倒可以帮你找个好点的工作，常州我就帮不上什么忙了。旁边堂婶说，你也别说大话了，以为还是那时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堂叔提前退休了。原因是，堂叔帮他自己的二哥，也就是我的另一个堂叔，在他的部门里谋了个职，那是前两年的事了。谁知道这个二哥突然在今年贪污了数目不详的钱，并且事情败露了。作为领导的堂叔除了逼他的二哥吐出脏款，还引咎辞职了，以换取单位不再追究他二哥的事情。可他的二哥并不领这份情，只骂堂叔牺牲兄弟保全自己。闹的凶的时候，二哥腰里别了一把小攮子扬言要杀了堂叔，大家都别想有好日子过。终于兄弟之间再无走动。堂叔退休后，就在小区里开了这家开水房，每天出售开水，因为是夏天了，所以还兼卖冷饮。在我们等堂婶取冷饮的时候，有居民拎着水瓶过来打水，他们把一毛两毛的硬币扔在作为柜台的一张桌子上。堂叔任由硬币在桌上堆积，只有要找钱的时候，堂叔才会打开他身前的抽屉，那里面全是白花花的硬币，在硬币上面，有一个塑料饭盒，里面才是整齐的纸币。我的堂叔，他老了，体态臃肿，神色困倦。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眼前的这个堂叔竟和我们眼中最有钱的堂叔是同一个人。想到他每天看着角币纷纷洒落，每天笼络硬币，把它们按币值用报纸成十成百地卷起，每月或每星期把这些硬币再送到银行，我都为他感到难受。我的堂叔，他以前可是挣大钱的人。现在他却只挣这些小钱。一时间，我都为我的父母感到羞愧和不安了。

吃完冷饮，我和周小亮在小区里找了块草地传球。一开始我们只是用脚把球尽量准确地往对方脚下踢，后来我们慢慢放开，盘带也有了，颠球也有了，传球也随意并且不隐藏力道和讲究脚法了。从小直到堂叔家搬走，我和周小亮几乎形影不离，度过了我们的童年少年，还有青春期的开始阶段。我们一起看动画片，一起做冰棒，一起捉泥知了，一起游泳，一起学骑车，一起学英语单词，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回家，一起长小胡子，一起学会叛逆，一起去镇上理发，租书，打桌球，一起到邻村看露天电影，一起和别人打架，一起开始对女性开始朦胧的向往，一起玩游戏机，一起参加中考，然后我们分开。我们分开后，各自交了女朋友，各自学会了抽烟喝酒，各自看了A片，各自迷上了足球，各自在一个城市上学，一直到现在。周小亮抱着一只足球对周小伟说，我们传会球吧。周小伟想到自己的使命，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吧。他们已经好久没有在一起了，没有互为参照物地成长，好象彼此消失了一样。他们在这个小区，这个城市，这个国家，这个星球的草地上踢着足球，他们的欢笑从草地上茂盛地往上长，他们的汗水流过身体，滴在傍晚的绿色的草地上。这块草地躲在几幢楼中间，从他们开始踢球的时候，这里就是一大块阴影，现在太阳更低，阴影的面积更大了。有时候，足球会滚到小区的道上，阻碍了一个行人或者一辆汽车的前进。他们吃惊地看着球在水泥路上滚，然后沮丧地由靠近的一方去把球拣回来。哈，你输了。失误的一方则更谨慎地玩球，直到又一次失误出现。他们相视而笑。他们好象不是两个人在玩着足球。经过的行人可以感觉到两个大小伙子的快乐，可看不到这两个小伙子身旁隐匿着那么多的奔跑的身影，他们把在各自学校踢球的经历全带回来了。他们融合在各自的球队里，奔跑，传球，进攻。在足球后面，是脚和身体的跟进，是喘气的咻咻，汗水的淋漓，喊叫的呼应，像潮水一样推动着足球。天很快暗淡下来，球依然在两个身体间传递着。两个痴小伙哎，堂婶出现了，她说，不要再玩球了，回家吃晚饭啦。

直到吃过晚饭，我都没想好怎么才跟堂叔堂婶说那件事情。收拾桌子之后，堂叔进他们的卧室看新闻联播，堂婶和我还有周小亮坐着谈天。问过我爸妈好，又问了些家里村里的事，堂婶开始说周小亮的事给我听，说周小亮就爱踢什么足球，可平时又找不到人踢球，有你来陪他踢球不知道有多高兴呢。周小亮说，小伟你不知道他们多老古董，连踢足球都不许，好象是多大的坏事。堂婶说，你敢说踢球不影响学习吗？周小亮不说话，过会对周小伟诉苦说，我妈还是什么都管，整天学习成绩什么的，她就看到这些，整天罗嗦。妈，你不知道你有多罗嗦。堂婶说，好啊，现在就嫌我罗嗦了，等我老了还会是养人的天啊。周小亮说，你老是这样说，好也被你说到不好啦。堂婶转过来又跟我说话，这次是问我工作的事情。你还是别回来啦，堂婶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溧阳是个小地方，不懂得用人才啊。原来堂婶的单位里，新来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竟然被委屈到只能干扫扫地这样的杂活，连堂婶都看不过去了。大学毕业生都只能扫扫地，而我只是一个中专毕业生，我要是回来还有什么能让我干呢。我虽然不大相信，却还是吓了一跳，未来陡然变得沉重起来。出去了就别回来。我的堂婶给我忠告，你不像小亮，你自己考出去了，能够留在外面真的不要回来。小亮要是当初中考的时候自己不考砸，也就能出去啦。结果只能考本地的技校，毕业之后能有什么出息呢。堂婶喟叹一声。我和周小亮一时都不知说什么好，都把头闷到桌子上。

这时候有个女人过来串门，手里拎着一串粽子，才煮熟的，还冒着热气，用一个塑料袋装着。看样子是一个邻居，和堂婶显得很熟悉。她进门看到我说，哎呀，你家有小亲戚在啊。堂婶说，是周金辉那边的侄子。周金辉就是我堂叔。女人打量了我几眼。我想她一定看出我的寒酸了。虽然刚吃过饭，这个女人还是盛情邀请我们吃她的粽子。才煮熟的，趁热吃才好吃。她很殷勤。堂婶说，我真的吃不下了，怕吃了不消化，晚上睡不好觉呢。这样吧，让他们两个吃吧。于是，在堂婶和那个女人的目光注视下，我和周小亮剥开粽叶，开始吃那冒着热气的粽子。周小亮吃的漫不经心。我不能像他那样，只有一口一口一五一十地吃着那粽子，一直把它吃完。那个女人一直看着我们吃，好象急于知道我们对粽子的评价，可她不问，我们也就没说。女人张大着眼，好象失望于我们默默地吃她的粽子。我好不容易吃完一个，那个女人忙不迭地说，啊，再吃一个吧。我看着堂婶，堂婶也说，要吃的下就再吃一个吧。我说我吃不下了。旁边周小亮突然把光粽子扔在了桌上，大声说，粽子还是生的呢。那个送粽子的女人吓了一跳，狐疑地看了看我。是有点生。我说，不过，还好……那又怎么样呢，我皱着眉头吃完了一个里面夹生的粽子，硬硬的米粒被我艰难地咀嚼，下咽，消化。但我不可能像周小亮那样直呼：粽子是生的。其实我吃到发现里面夹生的时候，我就放慢了速度，尽量先啃食粽子的外部，想等周小亮发现粽子是生的，然后由他把这个事实说出来，那样就可以放弃吃它了。可周小亮吃的太慢了，也许他对粽子充满了厌恶，因为她们要他吃它，他根本就不想吃这个粽子，他吃，只是做做样子，或者，只是陪陪我。所以等到我吃完了，他就把粽子扔到桌子上，皱着眉头撅着嘴巴说，粽子是生的。其实他根本不知道粽子是不是生的，他只吃了粽子的外围一点点。那个女人看了看周小亮扔在桌上的粽子，那上面有周小亮的牙齿印，但她看不出生的痕迹。于是又看看我，好像明白周小亮只是不想吃粽子所以才说粽子是生的，而我呢，我把粽子吃进肚里，却说是生的，那就是说谎了。如果是生的，我会一声不响的咂咂有味地把它全吃到肚里吗？我吃了她的粽子，却又附和周小亮的随口之词（啊，周小亮的有钱人家的公子哥脾气），那不是很无耻吗？我被她看的很不安，我应该能知道这个女人送粽子来的用心，就是想让堂叔一家尝尝，刚煮熟的就送过来，她是堂婶的一个朋友呢还是堂叔以前的一个下属的妻子？她没想到粽子竟然会有可能是生的，这让她很惶惑，而这惶惑竟然是我给她的，我不应该说这粽子是生的。后来她说，啊，生的，可能是太急着出锅了，明天我再送几只过来吧。她笑起来闪闪烁烁的。两个家庭妇女继续她们的话题。我则跟着周小亮到他卧室里，听歌，看他画的画。

在周小亮的书房里，我跟周小亮坦白了这次来访的目的。周小亮要我晚上住在他家，我想起我来不仅是为了陪周小亮踢球，吃邻居送来的粽子，和周小亮促膝谈心，抵足而眠。我跟周小亮说我这次来是有任务在身的。知道吗，周小亮，我家欠了你家2000块钱，这钱已经一拖再拖了好几年，早就该还了，可就是一直还不上，现在还是还不起，因为我们家没有钱，你妈第一次托人传话，第二次亲自上门，就是要我们还这笔钱，我们也知道不能太拖下去了，这样对你们不公平，可是，我们家还是没有钱，所以我的父母让我过来跟你爸妈说说，打个招呼。你看，我就要毕业了。毕业了我就能工作了，那时候我的父母就不用供养我读书，而且我也能挣到钱了，那时候，我想，最多半年时间，就能把你们家的钱还上了。我说的时候很诚恳，并没体会到羞愧，或者说是羞愧感并不强烈。周小亮显然吃了一惊，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会他说，我去帮你把那女人赶走。他好象从来不知道我们家欠他家钱的事情，一直以为我只是一个他从小玩到大的堂兄弟而已。

送粽子来的那个女邻居走后，我跟堂婶说了我母亲要我转说的话。本来我想，跟堂叔说可能更管用，可是吃过晚饭后，新闻联播起，一直到现在，堂叔就没有出来过。我跟堂婶说了这番话后，就很想从堂叔家逃走。原来跟人说这样的事还是很难为情的。不过好在堂婶很有耐心，她很认真地听完了我的陈述，然后安慰我说，回去跟你爸妈说，别为钱的事太多心了，老叔子老婶子难道这么不讲人情吗。我把这个看作是对我们最后一次要求的默许。我的任务基本完成。我起身告辞，周小亮送我，一直送我出了小区。他问我，这么晚了住在哪儿，回去显然是不可能了。我告诉他我住在一个朋友家中，我那个朋友的父母为他在城郊买了幢房子，目前就他一个人住，我住过去很方便，而且已经提前电话联系过了。这样，周小亮才放心回去。

第二天我回家，跟我父母详细汇报了事情的进展。我的母亲松了口气。开始问我一些其他的事情。譬如堂叔堂婶好吗，我想到堂叔发福的身体陷在椅子里的碍呆样，回答说好。譬如小亮见到你后还亲热吗，我说亲热。譬如说房间大不大，我就具体说了说。譬如说还做了些什么事，我就说了足球和粽子的事。我的母亲知道堂弟还能和我玩的投机，感觉很欣慰；粽子的事情她批评我傻。问及晚上住在哪里，我说住在一个朋友家。如果说此行还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就是住宿这件事了。母亲的意思是晚上我应该睡在堂叔家，和堂弟挤一张床，抵足而眠什么的，那样无疑能增加我和堂弟之间的兄弟情谊。

不过，事情还是按照它自己的路线固执地延伸着，我的行为毫无意义。远在城市的堂婶终于对我们失去了耐心和怜悯，将一个巴掌狠狠甩在我家庭的脸上。是的，那是一记响亮的巴掌，随着那声清响，我的父母颜面几乎丢尽。我的父母迅速衰老，以对应耻辱涟漪般的扩散。他们是农民，他们根本无法想象法庭，那是一个让人眩晕的场所。然而堂婶现在已经是个城里人，和众多的城里人为伍，她已经不惧怕法庭，甚至敢于为了一点钱而要上法庭了。堂婶要为了2000块钱的债务，和我的父母法庭相见。那又是种怎样的相见场面。法院是不讲人情的地方，堂婶的脸已经铁青的可怕，脸放到刀也斩不进的地步，这和法院给人的感觉已经非常吻合了。据说，堂婶首先是在西门菜场和一个上城买菜的人扬言的。这不排除谣言的可能性，我的父母更愿意相信这是谣言。可那是真的，虽然谁是那个上城买菜的人始终揪不出来，我的父母无法和她做到三对六面，但在众多张口舌后，这个消失的沉默的人无疑证明了事态的确凿性。我的母亲牙龈发炎了，只能啜稀饭，讲话也讲不清楚，为了减缓疼痛，她用一只手掌托着捂着腮帮子，好象那面腮帮子里的牙齿会突然掉下来。即使这样，我的母亲还得起早摸夜，继续卖小菜。生活到了这个地步，真的是不易且不齿了。就是在镇上那简陋的菜场里，堂婶的弟弟，隔着菜摊证实了传言不是流言。他说，嬷嬷，我姐说了，那笔钱再不还的话就只有上法庭解决了。他说，嬷嬷，我姐说了，那笔钱再不还的话就只有上法庭解决了。

母亲卖小菜，用一根扁担，一头菜篮子上别把秤（曾经丢失过一把秤，价值50元，等于一个星期的菜都白卖了），一头菜篮子上挂张小板凳，这样忽悠忽悠挑着上街。路上遇着的都是些上街喝茶的老头，他们也都赶早，边走边咳，咳的咯噔咯噔的。遇着了说话，母亲一开始挺难为情，后来也就坦然了。伊挑着菜担子，走的很快，一会超过一个喝茶的老头，一会又超过一个喝茶的老头。扁担在肩上嘎吱嘎吱响着，告诉人们母亲一路走的有多快。

母亲卖小菜，赶早了能在菜场里拣个好旮旯，然后用塑料瓶子去接来自来水，敷在铺开来的菜上，让水一层一层渗下去。一切摆弄停当后就坐在菜后面的小板凳上，开始等顾客。母亲不会拦顾客，对那些能言善辩者，母亲羡慕之余有些不屑，瞧那些个逼嘴。一句俗口，多少有些愤愤之意。母亲也不会结交朋友，她来就是卖菜，到点市场上人散去，她也就回家。卖的好就高兴点，卖的不好则失落些。她不怎么和挤在她边上的同样是卖小菜的人搭话，是不想让人知道她卖小菜的苦衷。那些卖小菜的，母亲眼观耳听，知道她们都是碎嘴皮子，过话筒。

堂婶的弟弟侧着身子把腰弯向我母亲的时候，真像个买菜的。母亲以为是个买菜的，心里一阵高兴，她抬起头，看着这个随时准备挑走一把小菜，留下一块两块钱的男子。她没有认出来这是堂婶的弟弟。当他说出那番话后，母亲脑子里乱的厉害。一时间，乱糟糟的市场消失了，那些晃动的身影叫嚣的声音都不见了，母亲坐在板凳上，她身前的小菜摊子移到了她的身后，紧跟着也小下去了，小板凳也没了，母亲坐在地上，周围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丝动静。那一瞬间，困扰母亲多日的牙疼不治而愈。真的，牙就不疼了。

母亲没有按时收摊。别人都走了，母亲还坐在那里，想着多卖点菜出去，其实，她神情恍惚的厉害，有人来买她的菜，她都没有反应。买菜的人咕哝两声就去别家了。现在人都散的差不多了，只有有摊位的还在继续卖菜，但已经没有来买菜的人了。疏疏散散的几个人就像严重脱发的脑袋上的几根毛。市场显得很空。有个卖红薯的女人一直在看着我的母亲，这会儿人少了，就推着由柴油桶改装的烤箱过来这边。“没生意做啦。”卖红薯的女人搭讪。她问母亲刚才发生什么事了，那个男人是什么人，为了多少钱要打官司。刚才一幕她看在眼里，连说的话也由别人口中知道了。市场上有什么事传的是真快。她们两个在渐渐毒起来的阳光中聊起来。

这样，我的母亲有了她在市场上的第一个朋友，这个卖红薯的女人是我一个初中同学的母亲。我的初中同学叫王海。当母亲说起王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已经记不起当年的初中同学长什么样了。但是王海的母亲知道我的名字。两个母亲谈到自己的孩子，发现年纪差不多大，在同一个学堂里读过书，有可能是同学的时候，她们就各自说出了自己孩子的名字。我母亲对王海的名字跟我一样陌生，但当王海的母亲听到我的名字的时候，她一把抓住了母亲的手。怎么不早说呢，原来你儿子就是周小伟，你就是周小伟的母亲啊。两个母亲顿时亲近了不少。母亲跟我说，她（指王海的母亲）怎么对你印象这么深呢。但我是真记不得了。王海到底是谁，她的母亲怎么一听到名字就能想起我，而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你同学的妈真好。我的母亲对我说，真是个热心人，知道他们逼债的做法，很是愤愤不平，说她要来帮助我们，说要回去跟你同学的爸爸商量商量，明天早上给答复。这个答复就是，他们愿意借钱给我们还债。但是他们的钱在银行里，存的是死期，如果不到期拿出来就没有利息了，如果他们取出来给我们，只要我们承担银行的利息钱。也就是说，他们只不过把钱从银行换一个地方，除了有可能承担的风险外，他们这么做没有任何不利，相反能得到我们的感激，如果这件事情传扬出去，他们还将得到邻里的赞誉。不过如果到时候，他们的钱我们还是还不上的话，那除了借出的钱钱让他们揪心，还要承受邻里的笑话那是肯定的。这个世道还有这样傻的人吗，竟然去帮助人，家里就是有十万八千的家产，也不应该平白无故的帮助人啊。难道真的是钱多到烧都烧不掉吗。他们肯定也隐隐有这样的担心。所以他们提出一个要求：钱，我们给你准备在家里了，让你的儿子来拿。顺便同学之间玩玩，王海回来了。

傍晚的时候我骑着车去王海家。那个村子我知道，沿着去后周的公路直接往前骑，就能看到一个村子淹没在一大片农田中。那是个叫方里的村子。母亲让我去方里的王海家，美其名曰是看望老同学，其实是去借钱。但我不知道王海家具体在什么位置，村头村中还是村尾，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母亲说，怎么会呢，你同学妈说你以前去过他们家。你去的那会他们还是老房子，现在盖了楼房了。但我还是想不起来。王海是我的初中同学那是无疑了，我也肯定去过他们家，也许还不止一次。一路骑着一路想着，我总要找出一点熟悉一点话题，母亲临行前交代，要对人客气点，哪怕是你同学家。客气的意思就是低卑。半路上下起蒙蒙细雨来，湿了我的头发，我的视力被阻，看不很远。额头的头发垂下来，往下滴着水，然后在脸颊上流淌。其实雨很小，有点像雾一样，虽然感觉全身都在往下滴水，但并不是真的，我的衣服好象还能抵挡一阵子，贴肉的地方还是干的，这让我好受点。之所以傍晚前往，是因为我同学，也就是王海的父母要到傍晚才能回到他们的家。其实王海的母亲跟我母亲说我可以早点去，王海在家。母亲的意思是早去了大人不在家也没用，不如晚点去，母亲的意图只是钱。我害怕我根本不认识王海，或者王海真是我同学，但我已经不知道和他说什么好了。我只希望这雨不要大下来，最好在我回家的时候能停下来。

我们家所在的村子叫周家湾，周围的村子计有大沈家，小沈家，潘家，霍家等。从小我们就会念这样的顺口溜，比如：大沈家小沈家，逼上炖蛋蛋（我们的方言，家念guo，蛋蛋也念成guoguo，是以压韵）。潘家，旮旯头；霍家，翻跟头。周家湾后头湾，并起来打台湾。周家湾是最大的，所以最有气势，可以嘲笑周围的一些小村小队。在我小时候，光靠念这些顺口溜就能把诸如大小沈家潘家霍家之流的小孩子弄哭。但是后头湾我始终不知道在哪里，也不相信两个湾并起来就真能把台湾怎么样。在我们村口有座桥，就叫周家湾桥。孩子们经常从桥上往河里尿尿，边尿边说，尿台湾喽尿台湾喽。其实台湾跟我们周家湾真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现在都21世纪了，全村上下仍没有发掘出一个台湾佬亲戚就是明证。跟我们村有关系的只能是周围的村，相互村子里的孩子们经常打仗，形成割据势力，在形势紧张的时候，落单经过别村是件危险的事情。

我在好象是王海家的门前停下，那果然是王海家。不过，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敢确认。那是一幢小楼，有围墙，围墙里面是院子，一扇铁门，上面还有锁。我想有锁可能就没有人在家了，立了有一会，就想还不如去村口等王海父母。王海父母骑着一辆三轮车回来了。坐在车上的王海母亲大脸盘子。远远看见我就亲热地招呼我，哎呀周小伟你来啦。看到王海母亲我想起来这真是我同学母亲，不过我没想到的是王海龙竟然改了个名字叫王海。改名字是为了复读考学校，而王海龙改名王海后，果真考上了天津的一所学校。现在我就知道为什么王海母亲对我印象深刻了，当王海还叫王海龙的时候，他和我同班同学，有一次中午王海龙在操场和几个男生追逐打闹，突然小腿骨折了，不知道一起玩的人中间有没有我，不过后来送王海龙去医院的人中有我。腿骨矫正之后，王海龙上着石膏回校继续跟班，直到跟不上趟了才休学一年，然后再中考又复读的。在他跟班的那段时间，他母亲留在学校照顾他，有时间和精力熟悉他儿子的同学们。我跟着王海父母又回到小铁门前。他们开始以为我摸不着他们家了，我告诉他们我找到了这里，发现铁门上锁才到村口等他们的。王海母亲说，周小伟你真好记性。王海父亲说，你没喊王海，王海在家呀。他们开始喊，王海王海，快下来开门。王海龙跑下楼，开了院门。他母亲说，王海，周小伟来啦。语调里有一种怂恿的热情。于是，王海龙就很热情地跟我握手。他们非得要我吃了晚饭再走。王海龙父母忙晚饭的时候我和王海就在楼上听歌聊天（第二天我还从他那里借了两盘磁带，后来直到磁带丢失了也没再去还他）。我想还是不吃晚饭的好，几次下楼，却都被他们挡回楼上，我也就不好再坚持了，那样显得我来他们家只是为了拿钱。有一次，我几乎听到他们喉咙口的怪罪：周小伟啊周小伟，是不是没有借钱的事你就不会想到来看看我们家王海啊。我很羞愧，而且晚饭也快好了，这顿可以说是为我而准备的晚饭，我要是不吃的话就太辜负他们的一片心意了，虽然没有我他们晚饭还是照吃。我和王海龙继续聊天，得知去了天津的王海乒乓球技艺突飞猛进，竟然拿了天津市乒乓球赛业余组的冠军，让我大吃一惊。要知道王海龙骨折之后手术并不是很圆满，当时他走路就有点瘸相，到现在，王海走路依然带点跛，没想到却促成了他的球技。

晚饭后他们又一次盛情挽留我。他们很有把握地说，天又下雨，晚了不回去我父母是会想到的，他们家又不是别人家。又说，这么晚了，让我带这么多钱回去他们也不放心。等等。我就住了下来。他们家湿气很重，也许是淫雨的缘故，也许是新房的缘故，到处都是湿里湿糟的。吃完饭我们玩四付牌的升级，坐在王海的大床上，那床也是新打的，房间里只有这里光线亮点。一张小方桌正好可以放在上面当牌桌，我们四个人盘腿而坐，很容易感到疲劳。我和王海对家，他父母对家。他母亲喊王海王海，喊我却是小伟小伟的，我想到在学校的时候她好像也是这样，喊王海龙全名，喊我却是小伟。她看上去很活泼健谈，不时的笑，因为是四付牌，手抓不开，有时候就会把一门两门牌反扣在桌面上，出错牌的时候表情很无辜也很夸张。相反王海的父亲却不怎么说话。我们晚上吃了韭菜，四个人都吃了韭菜，房间里弥漫了韭菜味。我注意到王海的母亲牙齿上面嵌着一根韭菜叶，在牙齿表面打成团，非常醒目。想避开不看却总是能看到，我的头就有点晕了。我怀疑我的牙齿说不定也嵌了一根韭菜叶，试着用舌头舔了好几遍，感觉牙齿缝里真有嵌物，可能是肉也可能是韭菜的碎片，只有尽量少开口说话。有一阵子外面雨下的大起来。我们就停下来听雨声。其实雨声听不出什么名头。但王海的母亲一说，听，雨点子又大起来了。我们就不由自主放下手中的牌，垂听起来。王海的母亲还起来把窗打开，以便我们能更清晰地听到雨声。雨夜的空气清新，冲淡了房间里面重重的韭菜味，但窗子很快又被关上。四个人又团团坐下，韭菜味又开始包围我们。直到王海的父母回到他们的房间，我和王海睡下后，韭菜味才开始减轻。

我和王海龙关了灯，在黑暗里说着话，回忆往事。上初中的时候，王海龙的腿没有受伤之前，我确实来过他家。当时，他家还是砖瓦房，带个小院子，有桃树和梨树。卧室在东面，东墙上嵌一扇两叶的窗户，一根电视的外天线就竖在窗户边。那时是春天，桃梨都开花的时令，方里村后有块被水环绕的一小块土地，王海龙称之为蛇岛，其实是几家人家的菜园子，上面有很多的蛇，什么样奇形怪状的都有，那些蛇会在晒太阳的时候吐出紫色的雾，捉蛇的人都不敢上这个小岛，我们问王海龙是真的吗，王海龙点点头说是真的。我们就计划去这个蛇岛上探险，于是来到王海龙家。最大的问题是不要被蛇咬到，要穿上长衣裤，走没有草的地方，手里还要拿上一根棍子。到小岛上只有通过一条船，那是一条小木船，船主人看得很紧，不轻易给人用，这也被我们看作蛇岛凶险的一个证据。王海龙可能还说过别的什么，好象是说蛇岛下面是一个宝藏，这是就它四面环水的地理特征说的。其实那次探险什么也没有探到，连一条蛇也没有看到，在春天嗡嗡作响的空气里，我们空自紧张了一回。失败让王海龙备感沮丧，他似乎还想再组织一次，但已经没有人响应他了，虽然为了增加诱惑力，他添加了详细的关于宝藏的传说，而忽略了众多可怕的蛇。那个拥有小船的人，他其实是看守宝藏者，从他的祖上开始，看守宝藏就是他们父子相传的任务了。但眼前的王海已经不记得这些了。他像一个成年人那样下结论说，什么地方没有蛇呢，什么地方没有未被挖掘的宝藏呢，什么地方没有死人呢。少年时期的王海龙不是这样的，在我的想象中，当他的同学们不再受他鼓动后，他没有放弃，n多次偷偷走上小岛，置身于遍地吐着火焰的蛇群，看到那紫色红色黑色蓝色的雾气氤氲，甚至有一次，他放弃了所有安全的装备，渴望被最毒的毒蛇咬到，渴望死在小岛上，消息传出，以向我们证实他所言不虚。那情景又会是怎样呢，他伤了一条腿的时候，他的妈妈是那样伤心，如果他死了，他的父母也会伤心而死吗？这启发了随之潜入我脑海的一个梦。

我，在蒙蒙细雨中向一个叫方里的村子出发，找一个叫王海的人。细雨打湿了我的头发，有些水打到我的眼睛里。我来到了方里的村子。已是黄昏。虽然下着雨，可黄昏还是来临了。我找不到王海的家。这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孩子，他在村后放几只鹅，知道王海这个人和他的家，自告奋勇要给我带路。我怀着感激跟在孩子的后面，转了很多条弯路，后来就出村了。他在一个坟墓前停下，对我说，这就是王海的家了。说完孩子就跑了，他的几只鹅跟在他后面摇摇晃晃，几团雨线中的白影很快就变黑了。王海给我开门，我们坐在墓室摇曳的灯光下，谈的都是一百多年前的往事。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好象装的很心安理得，可我是多么的怕啊。醒来后，梦境挥之不去，窗外是淅沥的雨声，旁边一侧躺着王海，他响着鼾声，可多像是假的，我摸了摸他的脚，有点冰凉地贴在我手指上。我觉得我好象在墓室里，躺在一个死人的身边，我不能吵醒他，周围漆黑一团，找不到窗；即使摸黑打开窗，打开了还是黑暗。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村子，陌生的家。我睁着眼睛，体会到小时候经过邻村的恐惧：那么多孩子的眼睛逼上来，恶狠狠的不带半点怜悯之情。是的，没有怜悯，小时候我们就这样了，长大了，在没有怜悯的路上我们更邪恶，更勇敢。

王海的父母早就起来了，做好了早饭，然后喊我和王海起床。我没有刷牙，只洗了把脸。他们已经把做小生意的家伙都搬上了三轮车。吃完饭，我等了他们一会，可他们好象忘了他们答应的借钱给我们的事，于是我只好说我要回家了，然后他们才恍过来，拿了钱给我，一再嘱咐我要收好了，又拿出欠条来让我签字，在一式两份欠条上我都签了周小伟，他们收了一张，我收了另一张，他们说等还了钱他们的欠条就会还给我。我又一再的跟他们说谢谢。王海还在吃饭，他父母给我钱的时候他没有抬头看这边，我走的时候他已经跑到楼上去了，在阳台上跟我说再见，让我经常来玩。王海的父母要我和他们一起走，王海的妈妈骑三轮车，他的爸爸骑自行车，也准备要赶早市了，他们已经比平时晚了。可我不想和他们一起走，就先走了。

堂叔家那头的窟窿终于填补上了。我的父母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他们觉得他们不再欠堂叔家什么了，他们还觉得和堂叔家再没有什么关系了，也不是毫无关系可言，现在我的母亲可到底对堂叔一家颇有一番微言了。她把矛头指向堂婶，认为所有的事体都出在我的堂婶身上，我的堂叔在我母亲眼里依然是一个好人。当没有经济纠葛的时候，我的母亲头脑里的小农意识抬头了，无债一身轻，她再也没必要感到低卑了，现在堂婶出现，我的母亲可以平等对待之，也就是说，可以有恩报恩，有怨报怨了。毕业之后我顺利留在了常州，工作其实差强人意，不过，在我母亲看来，常州总比溧阳强，而且，当她得知周小亮的工作并不好，好象堂叔在周小亮工作一事上并没有起到什么关键性的作用之后，她的满意加强了。原来，考虑到我如果回溧阳工作，势必要找堂叔帮忙，这件求人的事情让母亲到底收敛和保留许多。现在这最后一件制约消除了，我的母亲觉得真的没什么了，真的不用和远在城里的堂叔家有任何交道可打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可还钱的故事，那种影响还远没有结束呢。

还记得在水房里堂叔陷在椅子里的表情吗，堂叔真的生病了，而且是一场大病，是癌。消息传到村里的时候，堂叔已经奄奄一息，大限将至了。几乎全村人都出动去医院看望堂叔，或者去堂叔家里，适值不在家的也托人带上礼，不管礼重礼轻，那是一份人情啊。我说几乎，那是因为我们家没去，父亲本来要去的，被我母亲制止了，很多人都来邀母亲的，但她回绝了，捏了个什么理由我不知道，反正是在堂叔患病期间，甚至是他要死的那段时候，我们都没有去看望过堂叔。这是不应该的。也许母亲只是不想见到堂婶，那是母亲看得很重的一段恩怨。如果换了是堂婶生病，我想母亲会乐意一去的，人死为大，恩怨也就消泯了。堂叔生病，母亲其实也是很关心的，在人面前，她就不止一次感叹，说像堂叔这样好的人怎么会得这个恶病呢，并希望堂叔好起来的。母亲虽然没有去看望过堂叔一次，但她却对好几拨去看望堂叔的人说起过，如果大医院看不好，不如信信邪，两头都不放弃，机会总要大一点。后来堂婶真的就堂叔生病这事搞了点迷信活动，堂叔竟然真的就好起来了。

堂叔生病期间，周小亮来过常州一次，在我这里住了三天，然后回去了。一开始我们避开堂叔这个话题，中午饭我们各吃各的，到晚饭才在一起吃，还都喝了酒。我已经知道堂叔的病情严重，周小亮的表情却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不轻松。白天在我上班期间，周小亮给屋子打扫卫生，顿时清洁明亮了许多，他还给我买了一把鲜花，插在我桌子的花瓶里。他还谈起了小建的事情。小建是我们另一个从小玩到大的伙伴，现在金坛，一个电器公司上班。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想请那女孩子吃肯德鸡，趁机表白自己的感情，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做把握更大一点，效果更好一点，他不知道怎样去握那女孩子的手。那么你呢，周小亮问我，有对劲的女孩子了吗？我说没有。以前的女朋友毕业后就断了，现在刚毕业，什么都还要慢慢来，没想到找女朋友的事情。他也没有确定关系的女孩，不过网上认识不少女孩，他都喊她们妹妹，其中一个很喜欢他，是那种看的出来的喜欢，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周小亮对我说，我爸现在这样，我什么事情都做不来。周小亮，也许在等他可怜的父亲死掉，既然是非死不可的，那为什么不早死早好呢。不是。周小亮很爱他的父亲，不想他的父亲死掉，他在尽一份儿子的责任。堂婶为堂叔的病情，或者说是生命，信邪，虽然是抱着一试，却也是全力而为。作为当事人的儿子，周小亮的行为被赋予了某种神奇的意味。比如说这次周小亮来常州，就是因为命数上说，周小亮只有东行，不能北上，才能对病人有利。于是周小亮东行，先到了金坛，在小建那住了几天，接着来到我这里。这样巫医规定的时间也就到了，他可以回去了。在堂叔最危急的时候，周小亮告诉我，甚至在溧阳城里，他可行动的区域也被严格规划，只有在划定的区域活动，他的父亲才有可能度过危机，而只要他擅自走出这个范围，他的父亲就会暴毙身亡。其实，堂叔真的是命悬周小亮的双脚。而周小亮呢，双脚被他父亲的生死所束缚，行走之间，难免举步唯艰。不止一次，周小亮心中涌起冲动，想走上不能踏足的界限，那样，如果命数是真的话，那他父亲必死无疑，关键是周小亮就可以提前获知和宣布他父亲的死期了。他被允许行走的是他父亲的阳界，他被禁止行走的就是他父亲的阴界，只要他走在阳界上，他父亲就能存活下来，如果他胆敢踏上死地，他的父亲就大难临头了。可谁也不能保证周小亮在意识中有多少次想踏上死地，或者是其意识已经在他父亲的死地翩翩起舞。死亡只是一个证明而已。可是不。周小亮害怕了，谁叫他是他的父亲呢，难道他可以大逆不道到制造他父亲的死亡吗。周小亮回去之前的那天晚上，我们谈起了堂叔的病，堂叔的死亡。虽然我尊重堂叔，爱他如爱我的父亲，希望他好起来，不至于死去，可我还是显得冷淡了。当堂弟终于忍不住流出眼泪的时候，我竟然在想着他是不是想过要亲手终结自己父亲的生命。

堂叔终于好起来了。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宽慰。几年之后，周小亮结婚了，婚礼被安排在溧阳最豪华的酒店举行。在堂叔生病期间，凡是去看望过堂叔的村里的人都被邀请去参加了婚礼。那是一场盛大的体面的婚礼，参加婚礼回来的人都赞不绝口。我们家没有被邀请，因为我们没有在堂叔生病期间去看过堂叔。现在堂婶利用堂弟的婚礼而不需用堂叔的葬礼来给我们一个难堪。也许，堂婶根本不是想打击我们，在她眼里，我们没有那么重，她只是利用婚礼的机会给众人一个答谢而已。可是我的母亲又一次受到了打击，这次她连一句怨言都找不到。在众人不厌其烦夸谈喜宴的时候，我的母亲觉得丢人到家了。

回头说借钱给我们家的王海一家。我的母亲在规定期限之前把本金和利息还上了。王海的母亲本来这样说过，因为我和王海都是独生子，没有个兄弟姐妹的，不如走动亲热起来，好同学也胜过亲兄弟啊。可是我再没有去过王海家，因为我觉得别扭。我的母亲本来要强求我的，逼我要在正月里去王海家拜年。可我觉得如果把这作为借钱的附加条件，那有什么意思呢。我根本不想去王海家，他们帮助过我们，怜悯过我们，我们就非得有什么表达吗，那还不如他们一开始就不要伸出援手，我也不会接受的。我现在长大了，心里有点恨恨的。我想我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怜悯，我也不会去怜悯任何人，因为包括你我，其实都不懂怜悯为何物。也是在几年后，那时候我的母亲和王海的母亲的姐妹情谊已经凉了下来。母亲目睹了王海的母亲在街上羊癫风发作，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这个突然的场面让母亲一阵昏阙，当母亲醒过来挤上前去的时候，她的姐妹已被人拖往医院了。母亲没有想到这个帮助过我们的好女人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其实她的可怜不光于此，早在王海龙上初中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嫌弃她了，当时她是一个农妇，而他却在水利局上班，他在外面赌，也在外面嫖，家底搞的一塌糊涂。后来因为作风问题，他被单位开除，而她开始做一系列活计，终于使这个家又像点家的样子了。在他们帮助我们的时候，是他们最好的时候，可是后来，王海的父亲又开始不学好了，王海的母亲之所以主动提出要把钱借给我们，也是怕放在银行不保险，会被她男人取出糟蹋掉。等我们把钱还上的时候，王海也就毕业了，这笔钱正好派上用场，因为刚工作的时候有很多地方需要花钱。现在他的男人要跟她离婚了，而王海竟然很厌恶她……我的母亲好不容易把事情的枝节弄清楚，暗自庆幸还好没有拖欠他们的钱不还。因为我们是穷人，习惯被人怜悯，却不知道怎样去怜悯别人。

中国华侨出版社《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

题图：《山河故人》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