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专访 | 如何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

  求是专访

如何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

《求是》杂志记者 侯亚景

  编者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靠宏观政策有力有效，又要靠改革创新释放动力活力。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五个必须”概括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其中第二条就是“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这不仅是应对短期波动、保持经济稳定运行的现实举措，更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长远之策。围绕如何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本刊记者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顾严、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陈斌开、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正图进行了专访。

  记者：“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主要指向是经济治理，从新时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实践看，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顾严：经济治理的主要对象是宏观经济运行，因而宏观经济治理成为经济治理的核心内容。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内外形势深刻演变，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很多改革开放以来没有碰到过的情况，使得宏观经济治理的复杂程度显著提高，对创新宏观经济治理思路和方式提出了紧迫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实践中，我们直面“三期叠加”阶段性特征，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外部围堵遏制打压等风险挑战，探索形成了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的丰富宏观经济治理经验，体现了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之间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注重强化政策协同、增强政策效能，形成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紧密配合的调控手段，为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工具。另一方面，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建立更加有利于经济潜能释放的长效机制，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李正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政策给力，也要改革发力，深刻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的治理智慧。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揭示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深层逻辑，即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效能需要改革举措来支撑和释放，改革的中长期突破则依赖宏观政策的缓冲和托底。越是形势复杂，越要推动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融合促进、相互支撑，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例如，在加大货币信贷政策力度支持民间投资的同时，不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鼓励民间投资参与一些国家重大项目、社会公共项目，才能更充分地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记者：政策支持主要是针对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用及时有效的宏观政策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政策支持的着力点应当体现在哪里？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偏差？

  陈斌开：有力有效的宏观政策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坚实支撑。“十四五”时期，我国宏观政策牢牢扭住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不放松，强化一致性取向不偏离。特别是针对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在推动落实存量政策的同时，果断部署实施一揽子增量政策，不断完善稳就业稳经济的政策工具箱，有效对冲了经济下行压力，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在具体实践中，从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两新”，到创设和实施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科技创新、扩大消费、稳定外贸等提供助力，再到发放育儿补贴、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一件件发展大事和民生实事都离不开宏观政策的大力支持。

  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比上年增长5%，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但也要看到，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对经济平稳运行形成了一定约束。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好局、起好步至关重要。政策支持的关键在于通过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宏观政策是护航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手段。2025年12月10日至11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并明确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张琳/制图

  李正图：把握2026年政策支持的着力点，我理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质增效”。然而，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政策理解的差异、政策之间协同不到位等情况，宏观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偏差，导致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一方面，部门或地方在各自合理的前提下实施政策，但叠加后最终未能达成整体最优甚至出现政策之间相互抵牾的情况。另一方面，虽然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宏观政策目标，但在向部门或地方层面分解过程中，不能有效转化为可执行的具体行动，从而导致宏观政策目标在微观层面无法有效落实。防范和化解这些政策偏差，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提质增效”要求，进一步强化系统观念，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提升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顾严：实际上，从2022年以来，国务院各部门出台文件凡涉及宏观经济稳定和市场预期稳定的，都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实践中，要用好宏观政策一致性评估工作机制，把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取向一致性评估，提升各领域政策的一致性和匹配度。政策出台前，要预判经济运行趋势与潜在风险，经过一致性评估进行充分论证；政策执行或调整时，要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与宏观政策取向持续保持一致；政策落实后，要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全面稳慎评估，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要及时调整或暂停执行。总之，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就是要强化政策统筹，发挥政策协同效应，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发挥实效，更好地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提振社会信心，为经济稳定运行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2025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实施《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旨在引导外卖平台规范服务管理行为、提升服务质量，进一步推动外卖行业规范发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图为2025年12月4日，福建省福州市街头正在送餐的外卖配送员。 中新社记者 张斌/摄

  记者：改革创新主要是通过不失时机地深化改革，持续推动制度创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制度保障，释放长期增长潜力。我国如何通过改革创新来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陈斌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背后不仅有短期冲击因素，也反映出资源配置和增长动能转换中的深层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短期宏观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必须注重以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经济更多转向内生增长。

  顾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明确要求到2029年全面完成，这一时间节点与“十五五”时期高度重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例如，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进一步激发和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各类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进一步清障护航；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扩大内需涵养“源头活水”；等等。这些改革举措兼顾短期稳定和中长期发展需要，以体制机制创新破解深层次矛盾，不断为高质量发展激活力、添动力。

  李正图：进一步来看，改革创新涉及面很广，既包括整个社会层面的思想解放和观念革新，也包括各个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还包括基层干部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从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明医改，到新时代以来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等，大量源于基层的改革创新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要充分尊重和发挥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一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鼓励支持地方基层解放思想，大胆试、大胆闯，最大限度调动基层干部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营造改革创新的良好氛围，综合运用奖励激励、容错纠错等手段，激发基层创造活力。三是树立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选拔一批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优秀干部，形成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良好环境。

  记者：当前，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仍然是制约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在提振消费方面，如何体现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

  李正图：消费是最终需求，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多年来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的传统发展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经济发展必然要转向更多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支撑的阶段。从国际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需要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提振消费是我国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必然选择。

  2025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7%，其中消费贡献率达到52%。我国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市场呈现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动能向新的发展态势。然而，随着消费量的增长和质的升级，消费结构性分化、制度性约束与供给短板问题日益突出。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在40%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特别是服务消费占比偏低。从政策因素看，支持教育、医疗、养老等消费的政策措施还不完善，一些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导致支撑消费升级的新供给不足。从体制因素看，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还不合理，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依然较大，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不足。这些都需要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不断深化改革、推动创新，使消费潜能得到有效释放。

  陈斌开：提振消费，既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也是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的重要领域。在实践中，要区分“释放当期消费潜力”与“增强长期消费能力”两大目标，即政策调整可着力释放短期消费潜力，但长期消费能力的增强必须依靠制度变革。一方面，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进一步优化“两新”政策的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和实施机制，加强财税、金融、产业、投资等政策与消费政策的协同，持续放大政策效能。另一方面，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建立健全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管理办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增强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教育、托育、养老、住房、医疗保障体系，消除消费后顾之忧；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创造良好消费环境。总体来看，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按照“政策稳当前、改革利长远”的思路，形成提振消费的组合路径，既能稳住当前经济运行，又能不断拓展消费增长空间，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增强改革与政策的协同效应”。在推动经济运行和市场预期持续向好过程中，如何更好发挥二者的协同效应，形成政策给力和改革发力的良好局面？

  顾严：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量持续增大和国际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加强宏观调控进而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复杂性也在增加。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大多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和解决的，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面向“十五五”，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必须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治理，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通过政策和改革协同发力，把发展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

  陈斌开：值得注意的是，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短期与长期、治标与治本的结合，二者协同并进、相辅相成，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是增强改革与财政金融政策协同。近期，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涉及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等，将撬动更多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要加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配合联动，形成政策放大效应。

  二是增强改革与消费投资政策协同。消费和投资都是支撑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基础需求。消费方面，要优化“两新”政策实施，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投资方面，要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完善民企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三是增强改革与产业政策协同。一方面，要通过产业政策、标准引领、质量监管等，进一步推动相关产业提质升级。另一方面，落实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部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规范财政补贴政策，推动产业运行和市场预期持续向好。

  四是增强改革与创新政策协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快形成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重点是协同推进准入、要素、场景改革。要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强化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要素支撑。深入推动场景开放和公平高效配置，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

  记者：感谢各位专家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