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有文化的“二里半渡口”

作者／胡云晖

包头二里半，因1934年在其附近修建包头飞机场而闻名于世，但实际上早在清代，伴随着黄河官渡转移至南海子，二里半渡口就依托其地理优势，发展成为西北黄河河运线路上的重要节点。而且，曾作为土默特旗的官渡口，与南海子官渡口相伯仲，起着极为特殊的作用。频繁的贸易活动与多元移民的涌入，为当地信仰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晋商带来的关帝崇拜、中原移民的河神信仰，以及民间文化元素在此交融，构建出以龙王庙为中心的独特民俗体系。

记者：李颖剑

一

关于二里半的得名，众说纷纭，言人人殊。或说因渡口距包头旧城南门约二里半而得名；或说二里半是指该村与包头火车站的距离，总之都是在强调“二里半”作为地理标识的功能。考虑到二里半名称早在火车站修筑之前就已存在，后一说法的不可信是确定无疑的。但其命名缘由究竟怎样，因为暂时无文献资料可以佐证，只好存疑待考了。

据民国时期的《包宁河运调查纪》载：“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处，年产绒毛、皮革、药材、果品殊夥，而所需要之茶布烟糖日用品，悉仰给予绥包平津等处，售皮购布，每年交易额极钜，握此商业枢纽者，为绥属之包头。包商年运日用品西去，而购得皮毛东来，商业颇称繁盛。”“包头船筏停泊之码头有二，一为南海子，在包头城南，距城十五里，一为二里半，亦在包头城南，距城五里，南海子为东来、西去各船只之停泊处，二里半地方，为西来木筏之停泊处。盖东来、西去之船只，在南海子停泊较为便利。盖该地为黄河回水湾，河面宽约三里，水涨时可增至四里，水落时，仅二里许，居民三百余家，俱为河路船工、修制船只之工匠，及养盘运货物之车马户，船只停泊，既易于移动，搬运货物又便利。木筏之多停泊于二里半者，因二里半距车站仅二里许，西来船筏，多装绒毛、皮革，悉须由平绥路东运天津，码头距近，较为便利也。二里半地方，居民较少，不若南海子繁荣，每年仅春秋宁筏来包时，须三数月之活动，过此则无丝毫码头气象。”

由此可见，二里半渡口与南海子渡口毗邻而居，俱为包头重要黄河码头，但其功能却有显著不同，有着明确的分工。

其一，南海子码头因为水域宽广，可以停泊各类大型船只，二里半码头则只停泊西来的筏子。

航行在包头、宁夏、青海间的黄河船筏，分为数种，木船有七站船、五站船、瓜皮船、小划子等，其中七站船最多，可载重三万斤，瓜皮船主要用来摆渡；筏子也即所谓牛羊皮筏子（尚有木筏），则有大中小三种，都用于载运货物。一个大皮筏子由一百二十个牛皮浑脱组成，可载货四万余斤。皮筏子构造特殊，底层入水部分为纵横排列、连缀扎缚的充气浑脱，内装绒毛以增加浮力。其上则捆绑若干合抱巨木（谓之枕头），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整体，为筏子雏形。然后，再纵排许多长木“连心”，加以固定。“连心”之上，密排“水椽”，拴系牢固后，就能装载货物，既可透风，又不受潮。由甘宁青东来的货船在南海子卸货后，可以再装载所需杂货通过拉纤等方式上行西去，而在二里半停泊的皮筏子卸货后却是就地拆卸，并不运货上行。拆下的木材，运到包头城里售卖，皮浑脱等因为在包头毫无用武之地，只好雇船运回西宁等地，以备下次使用。

其二，用皮筏子运输，有其特殊的具体原因。一方面是黄河从西宁到兰州之间，河窄水小，河运只能使用小筏子。到兰州后河道变宽，再把几个皮筏子组合成庞大的筏子。另外，宁夏以西盛产木材，有专门放排者编木为筏，顺水直下，到达包头二里半后上岸出售。包头地区建筑所用木材，主要依赖黄河上游而来的皮筏子和木筏。另一方面，是筏子相对安全。“木筏由宁顺流而下，不虞风沙。风大筏行不稳，纵即触于石碛，有三五红筒（即浑脱）被扯破，亦无沉没之险。搁于沙堆，则静候数日，俟水力渐渐推冲流沙较薄后，稍加人力，筏即可入水流行。至普通大船，则危险较大。”

西来的筏子数量较大，靠岸后需要拆解，而且装载的货物也大多有别于木船，以红盐、药材、皮毛、水烟、粮食等为大宗，加之销售渠道不同，到民国后期，多数需要经过火车远销天津。因而离火车站较近的二里半码头，就成了首选的停泊地点，经过多少年的发展，最终定位成为与南海子截然不同的特色码头。

二

二里半码头这种特殊的停泊形态和业务特点，极大地促进了当地运输行、甘草行、牙纪行、旅店业、货店业、木材业、饮食业、船筏拆解等产业的兴旺。老包头的许多著名商号，如广恒西、复新和、义同厚等，均在其地建有分号，提供货栈仓储、客商住宿、货物转运等服务，进一步推动了渡口的商贸发展和繁荣。

码头的运作依托于庞大的工人群体，货物的装卸、搬运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到繁忙时期，码头上熙熙攘攘，介绍和兜揽生意的人以及车马、脚夫、船工、小商小贩等摩肩接踵，其热闹场景绝不逊色于南海子码头。

可能正是在这样一种多功能发展的背景下，才逐渐形成了南二里半、东二里半、北二里半等几个村落。其居民构成，既有“走西口”而来的山西农民，也有定居当地的西北筏户；既有小本经营的行商，也有财力雄厚的坐贾。至于引车卖浆者、扛包抬木者、结网捕鱼者、造舟补漏者、划船摆渡者、游方郎中、跑河牙纪，甚至医卜星象、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一派江湖社会的景象。

随着码头业务的兴旺发展以及从业人口、居民的增多，行业纠纷、社会矛盾层见叠出，为了协调关系，加强管理，二里半村成立了自己的行会组织——平安社，以维护自身权益。他们除了向停靠船筏收取一定的社费外，还规定运输行等在使用人力时优先雇用当地居民，对拉运货物时践踏农田的情况，也要求给予赔偿，所有这些，都由平安社的社首代表村民出面协调解决。社首几年一换，率由村中德高望重者公推充任。

二里半码头的繁荣，还催生出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就是抢夺盗窃船筏客商的货物。当时的地方报纸《包头日报》等，每年对此都有报道。如“包头黄河码头，每年于春秋两季，照例由西面兰州、西宁、宁夏一带，有大批筏子来包，春来者曰春筏，秋来者曰秋筏，春筏东来期，约在阴历三四月间，秋筏多在九十月间，日来正是秋筏来包之时，连日大批筏子由兰州来包，大多装载驼毛及兰州水烟等物，计前后共来一百四十三支，均在南二里半黄河之边栉比排列，煞是好看。因而近日来包市已有此货物之输入，故市面骤现活跃之况，各税局、毛店大形忙碌，一般穷小子均成群结伙，积聚河岸一带，专以偷毛为生，统计为数约在数百余人之谱。”

偷盗抢夺现象的猖獗，当然会引起西路筏商的强烈反击，经常会发生打斗甚至人命事件。“本市南海子、二里半两码头，每年于春秋两季，船筏西来时，一般无工可作之贫苦民众，即有扶老携幼前往乞食或讨要残余粮秣等物，以资度日者。间有强壮之流勇，以明目讨要，所得有限，辄乘人不备，每有偷盗事情发生。然因船筏面积狭小，水手满布，且又在水中停留，故行盗之人，大感不便。因此一般少壮盗徒，则屡有乘夜结队，大显窃掠之技者。故一般河运商人，皆视本县之码头为畏途，因以船筏一至，即派人伙防守。今春黄河解冻以来，西路之船筏，复陆续而来，一般形同强盗之无业游民，又大肆活动，以便趁火打劫。故前日由宁省运来之毛筏，停泊于二里半河岸，即首先被该等盗徒明抢暗窃，职是之故，该毛筏水手乃有值更之举，以防窃掠。不意于前日午夜，突有一年约三十上下之盗徒，腰系猪尿囊五六个，拟入水行窃，不知何故，突于昨晨发现僵卧河岸，满嘴污泥，气已断绝。”

这些无业游民往往与当地奸商相互勾结，偷抢来的货物可以就地销赃变卖，当局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屡次三番地贴出告示，禁止买卖来历不明的羊毛等，并制定没收、罚款等惩处措施。西宁筏商则成立有同业公会，其驻包临时办事处，就设在富三元巷的交通旅社院内，遇有纠纷，即出面进行交涉。

拍客：捷燕

三

与南海子一样，二里半因河而建，因河而兴，不仅是商贸往来的枢纽，更在漫长的河运历史中孕育出独特的信仰文化。

二里半村建有龙王庙，迄今所知文献中未见有河神庙、关帝庙的记载，但从其自然环境、人口构成及商业模式来考察，仅仅祭祀龙王而不祭祀河神和关帝是不可想象的。可能这些神祇都合祀在龙王庙中，在不同的节日里分别通过顶礼膜拜、烧香祈祷、献戏娱乐等形式进行祭祀。

1932年，包头发生大规模的“虎烈拉”霍乱瘟疫，二里半村的人民以为是瘟神作祟，大起恐慌，于是遵循老办法，准备用演戏酬神的方式“送瘟神”，消灾免难。当时的报纸对此有明确记载：“本县南门外二里半村，以本年虎疫猖獗，一般迷信瘟神下界，于是集资演戏酬神，兹闻花洋八十元，由萨县北坡下齐村，写到山西梆子戏一台，于昨日假村中龙王庙开演。上搭高棚，极为雄壮，台下观众，人山人海，四周围以小贩，或搭席棚，或支布帐，极为热闹。其中，尤以西瓜小贩为多，观众争相购买，大吃大嚼，咸谓瘟疫从此告绝。至所演之戏，虽属不佳，但颇称一时之盛云。”说明献戏的戏台是在龙王庙的对面，受祭者则可以视情况选择任何一尊神祇，并不仅限于龙王。

二里半村最主要的社戏是中元节的祭祀河神戏，照例必演戏四天，七月十五日当天夜里，还要燃放河灯。平安社作为村社的应事组织，除了负责征收社费、募集布施、调解劳资、支应差役之职外，举凡筹办演戏、祭祀神灵等，也是责无旁贷的。为这些活动出资上布施的，多数是与码头有密切关系的“毛店、河路、草行、小脚行及会期在场之货摊、轿车等”。

二里半村将庙会的举行时间安排在中元节，绝对具有全方位的考量，一者是为了与南海子七月初的唱大戏错开，避免竞争。另外，在中元节时，包头老城的市民及邻近村落的乡民百姓，或商号放假，或农民歇工，都要上坟祭祖，能够腾出较多的空余时间前来赶会，有利于庙会红火性的提高和经济收入。每届其时，龙王庙前高搭戏台，一过铁道，即遥遥可见。戏场的北面“轿车、牛车层层排列，其中以平康妓女坐车者占居多数，余则为小姐太太，莫不饰得花枝招展，称盛一时。彼等之好热闹心，于此可见。”

关于二里半村唱戏酬神和放河灯等情况，民国时期的报纸有“中元节二里半放河灯记”的详细报道，足可引用，无需笔者赘言：“本县二里半村靠黄河岸，村民除少数务农者外，大多以船筏、脚运为生。他们以为终岁靠着河路生活，‘河神’是必须虔诚地敬奉，否则，获罪于神，生活就得大起恐慌，所以不论困难到什么程度，赶每年之七月十三至十六四日，总得演戏酬神。本年因了河水暴涨，永恒西、公记二草行，为祈祷平安计，也醵资加做河灯七百二十盏，与官渡口的合起来，总共千零八十盏，在昨天傍晚时分，大放河灯，因而较往年加倍热闹。”“昨日是七月十五，即中元节，俗谓‘鬼节’。是日也，家家户户上坟茔，烧点纸，送点钱，借以表示一点孝心。至市民们也有种举动，就是‘盂兰圣会’，焚个法船，请几个和尚唪唪经，据说是为‘普渡亡魂’而设。”“向例每年的这天，城里的人，有的因为坟茔较远，为省得多跑腿计，便都拿着烧纸、点心，前往南门外的旷野里、田垄上，焚钱化纸。因而这天南门外是热闹异常，加以二里半演唱社戏，当然更加喧哗……甫出新城，一片悲凄嘹亮的哭声，阵阵送人耳鼓，张目四眺，好多红红绿绿的女子，星散四野，大放悲声。”“在夕阳西坠，玉兔东升的傍晚时分，十数支小舟，由水手们开始拨动着，舟中满载着游客及河灯、爆竹一类的东西，一支较大的船里，和尚、鼓手在不停地奏着乐，鼓乐喧天，悠扬入耳，炮火齐发，耀人耳目。移时，在远远的河心，无数灯盏，随波逐流，闪闪烁烁，犹如明星，历时三钟，始告完结。”

总之，包头二里半渡口的酬神唱戏与祭祀放河灯等民俗信仰活动，不仅是娱神，更是形成跨阶层的文化共享，是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百姓通过戏曲表演、放河灯祈求河神平息风浪、保佑航行平安，祭悼亡灵，获得心理慰藉，商人则通过赞助庙会彰显财力与社会地位。更深层次上，通过这些民俗活动，我们看到了先民在艰苦环境中对生命的珍视、对和谐的追求，以及各种文化的交汇与包容。二里半庙会及其民俗信仰活动，无疑是黄河文明在包头地区的独特呈现。

（责任编辑：吴存德；校对：黄韵；值班主任：张燕青；一审：张飞；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