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读书的留守儿童，走不出命运这座山

阿远则是夹在这两种命运中间不被看到的大多数。长大后走出山村，大专的学历让他一次次被心仪的工作拒之门外，但他也不愿意子承父业，进厂打工。

小时候，他分明是亲戚们口中的“读书种子”，肩负着整个家族对“出个大学生”的期待，却在学业阶梯上两次滑落。他开始叩问自己的命运，读书的种子没能成材，错究竟在谁？

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他为父辈拍了部纪录片，读了不少研究，也随着年龄渐长体会了生活的苦。过去模糊的感觉在他脑海里渐渐成型：对他这样的留守儿童来说，教育是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然而这条路上几乎没有容错的空间。而像父母这样外出务工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即便有很高期望，也不具备相应的投入能力。

“读书种子”在教育阶梯上的攀升，就像播种本身。即便种子本身健壮，如果土地贫瘠，如果风雨骤来，那么庄稼人也就只好看天吃饭。

父母不应被怪罪，社会又无力改变。他觉得，与其像现在这样痛苦，自己还不如从不是一块读书的料。

当老师，吃龙眼

阿远还记得小升初的那个暑假，热浪袭人，比人还高的玉米发蔫地站在地里。他在河边洗衣服，洗到一半，爷爷来了。

“你九阿姨刚才给你打了个电话，说有事情找你。”

阿远手忙脚乱地把剩下的衣服呼噜呼噜地过几遍水，稍微拧了一下，然后就跟着爷爷回家了。

他生活的村庄在西南边陲，离越南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四周都是高低起伏的山，瓦房间散落着一两分田地，只够村民自给自足。直到1997年，村里才通上电。

九阿姨命好，从山村嫁到了县城，在县城的重点初中对面上班。那天，她中午下班，在中学门口看到了小升初的录取名单，上面有阿远的名字，就马上来告诉他，接着又给他在深圳打工的父母打去了电话。

一周后，妈妈又像往常一样，来接阿远和哥哥去深圳一起过暑假。她在车站买了一大碗玉米粥，在车上喝了几口以后，妈妈就问阿远：“在哪里读都一样的，是吧？”

阿远坐在大巴的卧铺上，看着妈妈的脸，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地点点头。

一个月后，阿远独自坐了20多个小时的长途大巴，从深圳回到了村里。爷爷用扁担挑着前一个月就买好的木箱、水桶和席子等行李，把他送到了镇上的初中。

小时候的阿远和哥哥在阳台上玩，身后是就读的小学

阿远从小是爷爷带大的，爷爷是他最亲的人。

农村没有幼儿园，阿远在山间地头玩了7年泥巴以后，才被进了学前班。第一天上学，老师教学生们写“牛羊”。他写了满满的一纸的“羊”，虽然写得乱七八糟，但老师还是给他打了100分，还用红色的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钩。阿远很高兴，下课以后，一路小跑，拿给正在种地的爷爷看。

爷爷也很高兴，虽然他只能看懂纸上的对钩和数字。

一生在山村生活的爷爷是个文盲，但他是最关心阿远学习的人。刚上小学，阿远数学学得吃力，爷爷就会抓起一把玉米粒，分成两堆，教他算术——这也仅限于50以内的加减法，再大的数，他也不会了。

对阿远教育上的很多事，爷爷都有心无力。四年级的某一天，爷爷以为阿远以前的课本都没用了，就全部当废纸卖了，换回了2块钱。等到阿远上了五年级才发现，没有课本复习了，只能和同桌借。

20年后，村里的小学焕然一新

为了鼓励阿远好好读书，爷爷尽力向他描绘出了自己所能想象到的光明前景：“毕业出来当了老师，你吃荔枝也行，你吃鸡蛋也行哦。”

在阿远之前，家族里读书最厉害的一个堂哥，考上了市里的财经中专，工作包分配。爷爷总让阿远好好向堂哥学习，“出来去到新华书店工作，一个月赚1000多”。

爷爷的这些话，在小时候的阿远听来更像是模糊而遥远的故事，然而他还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一定要认真读书。

到了小升初时，阿远和两个同学并列全校第一。但到头来，三个人都没上成县城的初中。

镇中离村子不远，但山路坎坷泥泞，有时路旁就是十几米深的狭窄的山沟。于是阿远寄宿在了学校，只在周五的时候等着村里派来接学生的三轮车。有时车不来，他就冒险走山路回家。

而所谓宿舍，是无限接近危房的瓦房，硬生生塞进了18个学生。

夏天，夜来香随着晚风飘进屋，很容易让人陷入梦乡，然而冬天就很难熬了。风大的时候，需要用钉子把几块木板拼起来，像两扇木门一样挡住寒风。但风还是会从巴掌大的缝隙冲进来，冻得人哆嗦中半睡半醒。

天冷的时候，同学们都喜欢午睡，但是阿远不睡。十年前家里的祖屋着火，红十字会捐了一条厚厚的棉被，爷爷特地给阿远带到了学校。他就披着那条棉被，露出两只冻得紫红的手，趴在床上写英语单词。

初一第一次大考，阿远考了全年级第一名，直到初二都经常考全校前三。他曾经获得过200元的助学金，那是香港的一家企业捐助的。钱发到手上，他首先跑去学校的小卖部买了一瓶30元的洗发水，因为那是那里最贵的东西。

一张一张成绩优异的奖状拿回家，亲戚们开始经常在阿远耳边念叨：“你是我们李氏家族目前啊，唯一的一个读书的种子了。其他人都不行啊，学习差，又不听话。”

有一次，叔叔代替在外打工的父母来给阿远开家长会。到了班里，班主任大力夸赞阿远成绩好，叔叔的朋友也去了，他的孩子和阿远同班，却一直在被批评。叔叔回来后很高兴，对阿远说：“哎！你让叔叔脸上有光了。”

于是阿远也和读了中专的堂哥一样，成了家里的正面教材。而阿远的哥哥则落到了反面——他从小调皮，经常去偷别人家地里的甘蔗，到了初二就辍学跟着父母去深圳打工了。爷爷苦劝无果，无奈之下去学校里把哥哥的桌椅用扁担挑回了家。那是入学时学校要求学生买下的，桌子侧面，还用红漆写着哥哥的名字。

在一片夸赞声中，阿远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这次，父母没有反对。因为乡镇的教育水平只到初中为止，只有县城才有高中。

阿远高二时，父亲回村照顾重病的爷爷。有天，他发现阿远床头有一台磁带机，打开看到里面放着的不是流行音乐，而是英语磁带，于是又满意地合上。

“不然我给它砸烂哦。”回深圳之前，父亲特地和阿远说了这件事，还给了他一个苹果作为奖励。

阿远吓出了一身冷汗，那台磁带机是他跟朋友借的。

这是他记忆里，父亲少有的一次“管”了他的学习。

孩子考上了，家长考不上

爷爷去世的那天，阿远在上学。后来听爸爸说，爷爷死前，把藏在内衣里的积蓄紧紧地攥到手中，说是给阿远念书用的。爸爸和叔叔好说歹说，他才肯松手。

那叠厚厚的纸币，有百元大钞，也有零散的几毛钱，加起来总共832.5元，后来都用来交阿远的高三学费了。

身边再也没有人念叨着要他好好学习，去当老师、吃龙眼了。但为了满足大人对他“做个好孩子”的期待，阿远还是绷着那根好好读书的弦。“网络游戏”在他眼里，成了洪水猛兽般的存在。

同村有两兄弟，之前没有接触过电脑，到县城念书以后，逐渐流连于网吧，成绩从全镇前列一落千丈。最后哥哥的高考只考了200多分，弟弟没有达到本科线。或许是因为家境不好，或许是因为无颜面对亲友老师，他们没有复读，最后都去广东打工了。

阿远并非纯粹的好学生，他也很想玩游戏。但听说了这些故事，他害怕上瘾，所以就不允许自己玩。

埋葬着爷爷的山坡

但阿远拒绝不了电影，这是他看到外面世界的窗口。

村里的电视盒早就坏掉了，整个村都没电视看。直到上高中，阿远才通过同学的mp4播放器第一次看到了电影。小小的屏幕上，是想象力无法抵达的世界。

有次，他偶然看到了一部电影的介绍：“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它的每一片羽毛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内心忽然掀起波澜。后来，男生宿舍施工，他就趁午休，偷偷通过脚手架爬出去，溜到网吧看那部惦念以久的电影。电影很长，他花了三个午休才看完。

高中大门旁立着的光荣榜，在另外一个维度上为他标记了外面的世界。10米长的公告栏，一半贴满了学生照片，下面写上了一所所985高校的名字。

另有几个牌子，单独介绍了杰出校友：考上清华北大的，到早稻田大学读博的……但都是十多年前的事。再往后，就没人考上清华北大了。于是老师和校长把那些考上顶尖名校的学生挂在嘴边，一再强调他们如何努力学习，改变了命运。

鸡汤故事听久了，阿远开始幻想自己的未来，似乎努力一把，自己也能成为老师口中的榜样。

但从初三开始，阿远的数学就有点跟不上了。镇上买不到教辅，更没有辅导班，最后他靠找同学请教加勤奋刷题，才有惊无险地上了高中。一个学期后他就自觉数学没救了，靠文化课根本不可能考上那些光荣榜上的大学。

在美术课上，他看到了一条新的出路。老师说，艺考可以让文化课成绩不太好的同学考上二本甚至一本的院校。于是阿远就加入了轰轰烈烈的艺考大军，每天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泡在画室里画水果和石膏像，直到快熄灯时才回宿舍。

然而三年后，一出成绩，阿远傻眼了：突袭一年半的专业课刚过及格线，文化课靠120分的英语撑着，只能上三本院校。

他自己靠百度检索，选了一所据称是“北京最好的三本”，每年的学费要3万多。他犹豫地去问父亲，父亲反而安慰他：“没事，我跟几个老师也打听过了，这个学校还行，你填吧。”

高考后的暑假，阿远去深圳找父母，在路边等车的时候，父亲慌慌张张地来了个电话，叮嘱阿远赶快打电话到北京的学校去，确认要去上学，不然就不发录取通知书。

那通电话让他更加确信，父亲是支持他读大学的，哪怕只是三本。

等他到了父母身边，一家人开始讨论怎么解决学费。

母亲说：“学费太贵，还是复读吧。”

父亲一听，急了：“谁不让我儿子去北京念书我就杀了谁！”

那几天，父亲很高兴，到处去和亲朋好友喝酒，每天喝到晚上十二点才回来。

直到后来的某个晚上，父亲忽然对阿远说：“我们家没这么多钱，你还是回去复读吧。”此刻的他似乎酒醒了，或者是梦醒了，接受了自己没那么多钱供儿子去北京上大学的现实。

在阿远高三时，哥哥和女友开始谈婚论嫁。父母先是出了六万块给哥哥买了车，然后又开始修建新房子。

家里确实已经没有多少积蓄了，父母从没想到过要攒钱给他当学费，也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村子周边没人上过大学，没人知道学费要多少钱。

在阿远高考前，家里的房子修了一半，哥哥的女友却和他分手了。女方家给出的理由，很快传到了阿远家里：“不要嫁到他们家，房子还没建好，而且还有个弟弟在读书。”

在这之后，哥哥总时不时地抱怨阿远上学费钱。阿远猜想，在哥哥心里，这次分手有阿远一半的责任。这让他隐隐约约地觉得，上大学，对于家人来说是一种负担，甚至是耻辱。

面对父亲的决定，当时的阿远最终只是顺从地点了点头。

新房终于建成封顶时，一位亲戚来帮忙，看到阿远，就问：“你不是去北京上大学了吗？怎么还在这里？”

“我爸没钱，又让我回来复读了。”

亲戚连声说：“哎呀你这孩子是考上了，但家长考不上，没办法。”

但他那时并不怨父母，只是想着，明年再努力一点，考个更好的成绩，上一个更好的学校，学费可能会便宜一点。指导老师劝他去画室培训，他想着省钱，就只是自己跟着画册临摹。

又一年过去，复读的成绩陆续出来了，阿远的专业课没过及格线，文化课成绩和去年一样，就连英语也还是120分。

阿远认命了，再怎么努力也是一样的结果，他也不想再浪费钱复读了。

他填了3个大专院校，结果被第三志愿的学校录取了。虽然心有不甘，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去报道了。后来有了专升本的机会，他也因耻于再花家里的钱而放弃了。

“他是命对。”

高中时，阿远去同学家吃饭，同学的家长问起他家里的情况，他老实回答：“爸妈都去广东打工了。”

“啊，留守儿童啊。"对方说完，笑了一下。

那笑，也许是戏谑，也许是怜悯，也许是尴尬。他分辨不清，只想着叔叔阿姨之前对他很好，应该不是在笑话他。

然而笑声过后，阿远才知道，原来像他这样的孩子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

村子附近十里八乡的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也都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没有接不接受的选择。

阿远始终记得初中时一个“惊为天人”的同学。音乐课上，她听到老师唱出来的旋律，就能把简谱写下来，最多只写错一拍。

但这样的天资，在山村并没有得到被精心栽培的机会。

同学在高中毕业以后，就早早结婚了。婚后，她每日照顾完孩子和公婆，就去洗家里的矿，铲到车上，再洗下一堆，如此循环往复。丈夫则终日不见人影，不是去喝酒就是去赌博。

她想离婚，但是丈夫不签字，一拖再拖，还隔三差五去她娘家闹事。

她忍到到孩子大一些，离开家到了深圳打工。做了两年，熬到前夫终于同意离婚，她就辞职回了老家。

离开深圳前，她找阿远和几个同学去KTV小聚，歌声仍然如阿远记忆中那样，惊为天人。

阿远曾经统计过，小学班上一共有38个同学，其中28人一毕业就去外地打工了，大多都去了村里首富在广东办的厂，一个月休息一两天，临近年关就放个半个月的长假，提早回村过年。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就会在县城买车买房，结婚生孩子。

如果阿远从来没被家里人看作是“读书的料”，那这也可能是他甘愿过下去的一种人生。他想，那样的生活未必是麻木的，也会有诸如还房贷、和老婆吵架这样的烦恼，但至少不会像他现在这样痛苦。

大专毕业后，阿远一直想到影视行业工作，也曾到北京闯荡。因为没有光鲜的学历，他被影视圈子拒之门外。唯一一笔相关的收入，是临时帮画分镜赚来的400块钱。

决定要离开北京时，他逛遍了高中时向往过的所有景点和高校，唯独没有去自己考上又没钱读的那所三本学校。他没有勇气，而且也太远了。

离开北京前，阿远还去电影资料馆看了好几场电影

回到南方后，他辗转换了好几份糟心的工作，后来总算稳定地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疫情那年，他在封控期间，被扣掉了七成的工资。

这些波折让他心底渐渐生出了埋怨。他想知道，父母为什么一次次草率地对待他的教育，让他听天由命，导致他落到如此地步。

阿远找不到机会和他们好好谈谈。父母和他，从来是一件事情，两三句话说清楚就行。在阿远看来，从小聚少离多，他们实在是不太擅长跟自己的孩子沟通，哪怕他已经长大成人。

前几年春节回家，阿远决定给父辈们拍一部纪录片，希望借此理解他们。

在他的镜头前，父亲一边组装手表，一边把时间拉回到了1990年。

那年，父亲放下了老家的修表摊子，进了深圳的手表厂。厂里计件算工钱，一只手表只赚7分，通宵返工是常有的事，同车间的一个工人甚至崩溃大哭过，“哭完还是得接着干”。

就这样每天加班到两三点，一个月只赚300块。父亲干不下去了，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应聘时，他把之前厂牌上的职位改成“技术指导”，为了“看起来真一些”，又在地上蹭了几下。靠着假牌进了面试，老板问起之前的工资，父亲多报了500块，没成想对方开出了再加500的条件。他“心里火辣”，但也硬着头皮上了。

父亲一向这样敢闯，之前摆摊时就自己动手改大了证件上的经营范围。这多少是技术傍身带来的底气。有次面试，对方拿出五个线圈来试父亲，焊到第二个，父亲就被喊去写字楼里谈工资了。

也许这样的经历，让父亲并不相信读书才有出路。纪录片拍完，阿远几个月没找到新工作，父亲总劝他去富士康：“你表弟小学没毕业都可以做，你也可以的。”

在父母看来，工厂流水线与写字楼没有什么区别，只要能赚钱、够生活就行，而阿远三十来岁还没有组建家庭，这在他们看来才是最大的失败。

“不要想那么多，先结婚、把小孩生下来再说。”母亲这样劝他。

听到父母这样定义“失败”，阿远爆发了，他大喊：“我的人生从你们没有送我去县城念书那一天就已经失败了！”

母亲不知所措地笑了一下：“不要说得那么严重嘛，反正都过去了。”

“东叔是你们带出去的，他至少让两个孩子在外面念完了小学……东叔以前就说过，如果我考不上更好的学校，你们就是罪人。”

听到这话，父母沉默了。第二天，他们也没像往年一样早早地拍门叫阿远起床贴对联、做年夜饭，只是等他自己醒来。

纪录片的拍摄，并没能带来想象中的和解。这些年，阿远领教了生活的不易，对父母当年的难处多了一些理解，偶尔心里还会纠缠出另一层羞愧：“是不是不应该对父母有所要求？”即便如此，他的不甘仍然无法平息。

他需要为自己命运的滑落，找到一个理应承担责任的对象。

他看了很多关于留守儿童的新闻、研究和纪录片，想从中寻找答案。处在书中所说的那些“结构性的问题”之中，他很难说清那些复杂的感受，只能分辨出强烈的绝望和无力。

那些进厂打工的同学，大多都早早地生了孩子。条件好的，带在身边；条件不好的，就让村里的爷爷奶奶带。那些留在农村的孩子，不听话的、打架的、偷东西的都有，重复上一代的命运。

一切在有生之年，都没什么大改变。

余下能够被怪罪的，似乎只剩命运本身。

那一张张奖状、照片、录取通知书，还有亲戚们的交口称赞，一遍遍确证着他生来就是一块“读书的料”，这是他的命。然而身为留守儿童，运的流转，让这些都只能在他的记忆中保持鲜活。

至少，这是父亲希望他接受的一种解释。

在阿远的纪录片中，父亲向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36年前，春节刚过，村民们都忙着播种。犁完地，大家坐在田埂上吃饭，一个在镇上当农村信用社社长的亲戚忽然问父亲，儿子阿勇快初中毕业了，让他跟父亲学修手表好还是去学修电视好？

父亲早已忘了自己的回答，但他清楚地记得两个月后，一则通知送到了镇上的农村信用社，让阿勇去县城参加为期2个月的培训，考核通过后，就可以子承父业，进入银行系统工作。

“你勇叔也没有多少文化的。”讲到这里，父亲深深地看了阿远一眼，“他就是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