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龙年春节丨贾笑冰：为何说玉猪龙实证中华之“礼”出自红山？

　　编者按：

　　玉兔辞旧岁，金龙迎新春。中国十二生肖中，龙是唯一虚构的神兽；中华传统文化中，龙是意蕴独特的符号。

　　中新社沈阳2月11日电 题：为何说玉猪龙实证中华之“礼”出自红山？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笑冰

　　作者 李晛

　　在中华文化中，龙有着极高的地位，堪称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和独特文化标识。龙，无人见过，但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在脑海中描绘出它的样子：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

　　红山“玉时代”，标配玉猪龙。玉猪龙的发现基本奠定了后世龙形象的标准造型。一枚不像猪也不像龙的小小玉器，如何为“龙的传人”找到依据？为何说玉猪龙实证中华之“礼”出自红山？

　　近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笑冰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红山“玉时代”，标配玉猪龙。何为红山文化？玉猪龙究竟为何物？为何说玉猪龙实证中华之“礼”出自红山？

　　贾笑冰：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地区最辉煌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作为北方与中原地区接触的前沿，既是北方筒形罐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者，又吸收了来自中原地区的彩陶技术，是史前文明融合发展的重要代表，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发展重要的源头之一。红山文化时期形成的以玉器标示社会地位和等级的礼制传统，为后世中国传统礼制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内蒙古赤峰市，秋日晨光中的红山巍峨屹立。以红山命名的红山文化历史悠久，距今约6660-5000年，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孙自法 摄

　　玉猪龙是红山文化众多玉器中的一类，目前发掘出土的数量并不多，却是现代人眼中最有影响的红山文化玉器。玉猪龙是红山文化中圆雕造型的玉器，与其他玉器相比，在用料规模、制作技术方面都有较高要求，同时也是红山文化对后世延续影响最为明显的器类之一。从玉器的制作和原料的珍贵程度来看，属于红山文化中的“重器”。

　　礼制(社会的等级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原则)是红山文化社会发展的核心和基础，而玉器是红山文化礼制的最重要载体，既是红山文化的文化特征之一，也是红山文化核心特质的物质表征。

　　玉礼器是红山文化礼制的物质载体，在礼制形成的初期，尚未形成固定的规范组合，因此红山文化的玉礼器仍然是多样造型器物的组合，在礼制发展完善的过程中，这种复杂的礼制组合逐渐被更为简单明晰、可复制的规范所代替，玉龙的形象一直存留并延续发展下来。玉猪龙作为红山文化最为特殊且具有影响力的玉器造型，是体现红山文化礼制的玉礼器之一，也是红山文化礼制形成的实物证据之一。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白玉猪龙。　李晛 摄

　　中新社记者：在红山文化所发现的玉龙中，猪首蛇身是普遍形象，为什么以此来反映龙？它们二者在现实中又有怎样的联系和寓意？为什么还有“玉熊龙”的说法？

　　贾笑冰：龙是非现实存在的虚构生物，是集多种生物特征于一身的“复合型”生物。在龙形象形成的初期，并未出现像后世龙的那种复杂特征，其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蜷曲的身体，这也是判断红山文化此类造型的玉器为龙的主要原因。而称为“玉猪龙”是基于其头部的造型，大耳、长吻、吻上的褶皱和獠牙，这些特征与猪的形象较为相似。除形态特征外，还有基于对红山文化生产发展的考虑。当时所发现的红山文化的大型祭坛、积石冢、“女神庙”等可与后世天坛、帝陵和祖庙相比附的重要建筑，从以此组合的规模来看，这一时期的红山文化已相当发达，应已出现可储备较多剩余产品的农业生产，加之作为破土耕耘工具的大型石耜的发现，也体现出农业生产在红山文化中的重要意义，而家猪作为农业剩余的副产品，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基于此，专家提出了玉猪龙的命名。蛇生长过程中会产生蛇蜕，显示其有不断更新重生的特征，二者的结合可能是当时的人对于生活中所依赖的生物繁衍丰茂的期盼的折射。

　　“玉熊龙”也是基于对器物形态的解读，觉得头部的特征应与熊更为相似。从考古发现的动物骨骼来看，在牛河梁遗址中发现熊骨数量较多，而猪骨则相对较少，基于此，也有研究者提出玉熊龙的定名。无论是猪龙还是熊龙，都是现代人研究古代器物所提出的命名，是认识古代社会的一种途径，但并不影响其在红山社会中使用方式和功能的探讨。两种命名虽有差异，但都认为这种蜷曲的姿态可用“龙”定义，在“牛河梁报告”中，撰写者摒弃了这两种有争议的名称而直接用“玉龙”，至于其艺术原型到底为何，见仁见智，可以留给读者更多的讨论空间。

出土于牛河梁遗址的玉猪龙。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玉猪龙身上穿有一个孔，比如内蒙古三星他拉的玉猪龙还能够用绳子吊起来后保持平衡，这样做意义何在？玉猪龙在史前文明时期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贾笑冰：玉猪龙背侧的钻孔可能与此类器物的使用方式有关，钻孔的位置磨光特别好，应该是用绳子系挂使用过程中形成的，根据磨光的方向可以大体确定其使用的方向。根据能够保持平衡以及平衡时头部的朝向可以为判断器物的使用情境提供线索，通过实验考古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玉猪龙与使用者以及活动参与者的位置关系，进而确定其使用方式和功能。换句话说，这种平衡其实所体现的是使用者对其在仪式行为中表现方式的要求，以及制作者对于器物的使用方式的深切理解。

　　从玉猪龙出土情况来看，以玉猪龙随葬的墓主在社会体系中的级别并不高，但却是红山文化中发现的使用范围最广的一类玉器，在一些规模等级相对较小的遗址中，如目前发掘过的半拉山遗址、田家沟遗址中都出土了玉猪龙，且以玉猪龙为其中造型最为精美的器物，这或许意味着玉猪龙是红山文化基层社会组织中最重要的一类器物，也是红山文明形成和发展的群众基础的反映。

参观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红山文化玉玦形龙。田雨昊 摄

　　中新社记者：在龙形象的演进过程中，玉猪龙居何位置？

　　贾笑冰：在演变过程中，玉猪龙属于龙形象形成初期的造型，但龙所蕴含的能力和特征已基本出现，比如蜷曲成圆形的基本姿态。圆取意无穷无尽、无始无终，代表生命的不断更新和发展，其有形的部分，已经开始与特定造型的生物相关。

　　有明确的动物头像和蜷曲蛇身复合的动物形象还见于赵宝沟文化的尊形器上，以玉为材质的龙首先出现在红山文化中，器物介质的变化意味着其所承载的器物形象重要性的变化，玉龙的出现则意味着龙这种造型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已有明显提升，开始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中。玉猪龙的形象基本奠定了后世龙形象的标准造型，随着新元素的不断增加才逐渐形成现代人印象中复杂的生物组合形象。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红山文化玉C形龙。　

记者 于海洋 摄

　　中新社记者：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传人”，红山文化尤其是玉猪龙的发现如何为“龙的传人”找到依据，对文明溯源又有哪些重大意义和影响？

　　贾笑冰：“龙的传人”足见龙形象深入人心，从龙形象的变化过程来看，龙的造型受表现介质的影响相当明显，基于描绘、刻画等表现方式的龙形象更复杂多样，而以玉为介质所表现的龙形象则相对简单，更着重于其最核心的特征。无论是猪龙还是熊龙，其具象的特征都取材于人们生活中可以直接接触的生物，龙所传递的核心特征或许并不在于其具体的形象，而是在于其中所蕴含的对于礼制的传承。虽然后期随着礼制的完善，礼器逐渐由铜礼器所代替，但玉器所蕴含的与礼和君子相关的特征则被传承下来。

　　文明探源所形成的逐渐深入地对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的认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都表明，中华文明延续不断且不断丰富发展，正如龙形象所展示的就是多种生物特征的融合，中华文明也是在文化发展与融合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生生不息。红山文化玉龙所显示的龙形象，则可视为中华文明形成初期的最初形象，龙形象的丰富和演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缩影。(完)

　　受访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 贾笑冰

　　贾笑冰，历史学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埃联合“孟图神庙遗址群发掘与研究”项目中方领队；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世界文明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