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孔子大历史：初民、贵族与寡头们的早期华夏》，作者：李硕，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
孔子最重要的政治举措，是他54岁这年(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搞的“堕三都”，号召三桓家拆掉自己封邑的城墙。“堕”也写成“隳”，是拆掉的意思。
前面说过，三桓家族几乎瓜分了鲁国，他们各有自己统治的中心，季孙家的根据地是费城，叔孙家是郈城，孟孙家是成城。
孔子这么做有两重目的。首要的，是不希望三桓依托自己的封邑对抗国君，分裂国家。但这不能明说，不然他的大司寇就难干下去了。
能明说的目的，是防止出南蒯、阳虎这样的叛乱家臣。其实这种事情不只在季氏家里闹过。前年，孔子52岁的时候，郈城管马匹的家臣侯犯叛乱，不服从主人叔孙氏。孟懿子和少年的叔孙武叔带兵讨伐，围城数月，又从齐国请求援兵，才迫使侯犯出城逃亡。这是最近的前车之鉴。所以叔孙家有了教训，他们先响应孔子的号召，拆掉了郈城的城墙。
阳虎失败出逃时，公山不狃占据费城闹独立，到现在已经三四年了。这是季氏最大的心病。拆费城的城墙，首先就要替季氏赶走公山不狃，季桓子当面表示赞成，心里可能留了预案。
孔子在当官以前，就做出过和公山不狃合作的姿态。他从政之后，一直没推动攻占费城，驱逐公山不狃，或许还有点骑墙的意味，现在终于和公山不狃、阳虎一党彻底决裂了。他把这和“堕三都”、整理鲁国君臣关系绑在一起，让季氏为首的三桓不得不接受，这是他的政治手腕，颇有点“城府”。
公山不狃当然不甘坐以待毙，他听到消息，没等朝廷有动作，就带费城人主动出击，长途奔袭，居然打进了曲阜。孔子和季桓子、孟懿子、叔孙武叔这四位国卿，簇拥着鲁定公躲到了季氏家里的一座高台上，因为季氏家比国君的宫殿还森严。另外，那时的城墙、宫墙都不是太高大，城里出了什么乱子，君王显贵们一般都是往高台上逃。当年商纣王走投无路，也是跑到“鹿台”上自焚的。
费城人包围了高台攻打，差点把鲁定公抢过去，好在孔子部下的援兵及时到来，打败了费城人，解了围。鲁军一路追赶，公山不狃等逃往国外，费城得以光复。
子路立刻带人动手拆费城城墙。他还任命年轻的师弟—高柴当费城宰，这是趁三桓家里动荡的时机，安插自己得力的人。前面说了，孔子弟子多了，自己教不过来，那些年轻弟子大都是跟着老弟子学习。这个高柴其实可能是子路的学生。
孔子担心:费城宰责任重大，高柴年纪小，才二十出头，怕干不好吧?
子路只能解释:可以边干边学嘛。费城有百姓，可以学治理;有宗庙社稷，可以学祭祀礼仪。不一定非等书念熟了，再出来当官。
孔子听了很生气:我就烦你这种油嘴滑舌之徒!
不到紧急关头，孔子的书呆子气就难免发作，他不体谅子路的用心，子路也不敢明说。
所以理解孔子不是那么容易，他是书呆子的时候居多，但关键环节上“踩点儿”往往很准，甚至超出常人。
在拆到孟孙家的成城时，孟家大管家坐不住了。这个大管家叫公敛处父，很厉害，能打仗。前几年三桓和阳虎打仗，他出力不小，孟懿子也不太敢得罪他。
公敛处父对孟懿子说:咱们的成城离齐国不远，拆了可就没安全保障了。现在齐鲁关系是不错，但万一日后反目，齐国人一下子就能打到曲阜。再者说，成城是你们孟家的大本营，没了它，谁能保证以后孟家不出事?
孟懿子觉得在理，两人商量，先不拆成城，要是国君带兵来打，就由公敛处父据城顽抗，孟懿子假装不知情。
果然，季、叔两家和孔子、鲁定公看到成城抗命，都很恼火，定公亲自带兵攻打成城。但有孟孙家的人暗中捣鬼，仗也打不起来。孔子家一直是孟家老部下，也不好把事情做绝，这事逐渐不了了之，成城保全下来。
费城到这时拆了一半，也没继续拆下去，后来慢慢又修上了。“堕三都”的事业，就这么成了半吊子工程。三桓家族慢慢开始回过味儿来:原来孔子这人不是那么好使唤的，他有自己的主见，而且还会损害三桓家族的利益。但三家也没有立刻解雇孔子，因为晋国和阳虎的威胁还在，三桓需要个能给他们维持局面、装点门面的人物。
跟鲁定公合作吗?
孔子进中枢，不仅三桓家族抱了很大希望，国君鲁定公也有期待。他还是公子的时候，就关注着哥哥鲁昭公和三桓家族的较量，现在当了国君，也不甘心当三家操控的傀儡。
堕三都，定公知道这是在削弱三桓的势力，对自己有好处，很是兴奋，觉得看到希望了。但他是季氏扶植即位的，又怕贸然行动落个鲁昭公那样的下场。所以他很想试探试探孔子:这个老书生是彻底投靠三桓，一起架空我呢，还是和阳虎一样，能争取过来对付三桓？
《论语》里记载了鲁定公和孔子的两次对话。第一次，定公的态度比较隐晦，他问君臣如何相处:“国君指挥大臣，大臣侍奉国君，这个道理对吧？”
孔子回答:“国君应当在‘礼’的指导下指挥大臣，大臣应该抱着‘忠’的态度侍奉国君。”
第二次大概是在私下场合，没有外人在场，鲁定公就说得明白点儿了，他让孔子用一句话表个态:“听说有时一句话就能让国家兴盛起来，‘一言兴邦’，有这回事吧？”
这话，乍看不知道什么意思，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暗示国君和三桓的关系，让孔子表态站在哪边。在定公看来，兴邦丧邦，就在孔子这一句话。
但孔子的态度是骑墙。他希望为君的定公，和为臣的三桓，都能从自己的欲望往回退一点，维持个彼此相安的局面，长期共存。在孔子看来，天子、国君、贵族，三者缺一不可，他还没敢想象消除寡头势力。所以他把球踢回给了鲁定公:“话不能这么随便说。有句俗语叫‘为君难，为臣不易’，您要能好好体会为君的难处，也就有点‘一言兴邦’的意思了。”
这有点挑明说君臣关系了—您这国君也不能梦想为所欲为，把一切不顺眼的都扫荡一空。君臣互相忍让一些，理解一下对方的难处，这日子才能过下去。
鲁定公还不满意，要问到底:“据说一句话就能让国家垮台，‘一言丧邦’，这话对吗？”他又在试探孔子会不会和自己作对。
孔子还是模棱两可地回答:“话也不能这么随便说。有句老话，‘我也没觉得当国君有多享受，不过看到我说的话没人敢违抗，还是有点开心。’如果您说的话有道理，臣下没人反对，怎么不是好事？可万一您说的没道理，大家还是不敢违抗，一窝蜂照着去做，那不成了一句话搞垮国家吗？”
这时的鲁定公是个傀儡，还真没有一句话就断送国家的机会。所以孔子是贵族、寡头和国君之间的骑墙派，一直希望哪边都不得罪，各方和平共处，把周武王、周公开创的政治局面维持下去。
但这不是历史的趋势。后来(战国)的历史潮流，是国君物色到了一些肯给自己卖命、不计后果的底层士人，比如魏国用李悝，楚国用吴起，秦国用商鞅，搞“变法”运动，消灭寡头家族，削弱贵族阶级，建立集权的国家机器，而且真成功了。有些战国君王也是从春秋寡头变来的，比如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在齐国成功篡权的田氏。只要能走到这一步的国家，都成了“战国七雄”。鲁国寡头共和的根子太深，谁也改变不了，所以越来越弱小，最后被楚国吞并。
回到孔子。当初，真有这个历史的选择摆在孔子面前。如果他没那么瞻前顾后，再急功近利一点，和鲁定公结成铁杆主奴关系(后世人熟悉的“君臣”关系)，一起下手算计三桓家族，也未必没有成功的机会。
那样的话，鲁国就开创了战国“变法”的先河，战国七雄里就要多一个鲁国了。
为什么孔子不敢和鲁定公“合作”？
也许是他不想冒风险，但孔子也不是真胆小的人，他还想过和阳虎共事(反叛)呢。后来他周游列国，不止一次遇到危险，他远比弟子们沉得住气。
也许，他预感到权力都集中到国君一个人手里后，会出现另一种失控的局面:暴君专制，为害天下。在孔子时代，这方面的典型是两位末代帝王:夏桀和商纣。这背后其实藏着别的问题，不全是一个“暴君”造成的。但孔子时代的人，还是习惯把它解释成暴君现象。反过来，在寡头共和制度下，倒没有暴君为恶的可能。
所以孔子专门谈过“专制”的危险:如果国君能直接指挥士(不经过中间的大夫)，那国家的治乱，就全由国君的个人素质来决定了。如果国君是悖逆之人，他统治的国家也就完全走向悖逆了。《诗经》里有一句“那个无良之人啊，偏偏做了我的国君!”就是对悖逆之人为君专权的控诉。
孔子脑子里预存的历史借鉴太多，就像下棋一样，他看了好几步远，没有盲目的乐观。但这样的从政心态，恰恰建立不了什么功业，对历史产生不了影响。真正在历史上轰轰烈烈、有一番大作为的，往往是短视之辈，只争朝夕，光看到眼前的一点利益和建功立业的可能，甩开膀子就干，最后确实改天换地了，但很可能把自己也断送进去了。后来的商鞅、李斯是这号人，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也是这种人。
从这角度讲，后人又没能完全理解孔子，要么把他看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干瘪圣人，要么是完全不通时务的书呆子。其实这两样都不准确。笔者写作这本书，也只是注意到一些现象而已，没能说明白的还是太多。
代理丞相
孔子进中枢第四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56岁。这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当了代国务总理，算是到达了权力巅峰。鲁国本来没有丞相、宰相的说法，这是从齐国学来的。
季氏家族一直垄断鲁国的相位(大司徒)，不知道为什么要让孔子暂时代行权力。也许是觉得“堕三都”半途中止，给孔子一个补偿，大家面子上过得去。另外，这年夏天，鲁定公去卫国会见卫灵公、齐景公，商讨对晋国赵简子作战的事，季桓子可能也跟着去了，留下孔子看家，就让他代理一下国务。
孔子特别认这一套，他很在乎官衔，就没再坚持“堕三都”，决心要干更大的事业—整顿鲁国的世道人心。徒弟们觉得有点不对劲，提醒他当心点，谨慎第一，别掉什么圈套里去。孔子表面上答应，其实没听进去。
《史记》记载，孔子刚刚代理丞相就办了件大案:诛少正卯。这件事《史记》只记载了一句，《论语》《礼记》都没提起过，搞不清的地方很多。
我们追溯一下。关于杀少正卯的说法，是战国后期《荀子》里开始有的，东汉王充的《论衡》说得更详细。《荀子》里面，孔子解释杀少正卯的原因，说这人虽然没有犯盗窃这类常见的罪，但思想很危险:行为怪癖而坚定，言辞虚伪而有说服力，学的都是荒谬的道理，而且涉猎很广。他还喜欢召集很多人一起议论时政，会引起动乱，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不能不杀!
《论衡》里更具体，说孔子还没当官，还在曲阜开班办学的时候，少正卯也在曲阜招徒弟讲学，把孔子很多弟子都吸引过去了，“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只有颜回忠心耿耿追随孔子。这么说，少正卯就是孔子教育事业的竞争对手，而且“少正”是个官名，这是以官为氏，说明这人的出身地位比孔子高，比孔子的竞争优势更大。
颜回
但这些说法未必靠谱。因为如果是真的，这绝对是孔子生平的一件大事，不可能在《论语》和《礼记》里一个字不提。如果真是孔子干的，以他的个性，肯定会念叨很多遍，把少正卯这个人彻底否定掉，“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比孔子晚一百多年的《庄子》特别爱拿孔子开玩笑，肯定也会把少正卯的故事重新演绎一遍。但这些都没有。
孔子在世时，学术思想的“争鸣”时代还没开始，孔子想找个人辩论一下也不容易。而且孔子这人不喜欢暴力，他退休以后，季氏族长季康子(季桓子的儿子)曾经向他请教:我想杀个“无道”之人(就是离经叛道之辈)，来教导民众向善，这样可以吗？
孔子回答:您都是鲁国的执政了，哪里用得着杀人呢？只要您走正道，一心向善，老百姓都会跟着您学，您就像是风，老百姓就是草，他们不可能跟您顶着干。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啊。
所以，“孔子诛少正卯”这事，很可能是战国后期学者们的创造。因为那个时候“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兵农各学派，争论、竞争很厉害，上要争各国的君王，下要争青年学生。争到一定程度就起了杀心，幻想能消灭对手的肉体。特别是荀子这人，总是鼓吹用法律手段统一思想。他的学生韩非子干脆就是法家，说一切对君主没用的知识分子都是社会蛀虫，应该消灭掉，那语气和《荀子》里面批少正卯非常像。这些跟孔子时代都不沾边。孔子代相干的事，主要是整顿社会风气。开头三个月，表面上一帆风顺，鲁国显现出一派新气象。市场里卖假货的少了，大街上谈恋爱的年轻人不敢拉手走一块儿，列国的使者到了鲁国也发现接待的办事效率高了。人们知道，孔子是道德先生，最好别正面跟他撞上。
弟子入狱
但就在这一派祥和安定下面，反对孔子的人们开始行动了。
由于这段史书都是亲孔子的人书写的，“为尊者讳”，我们不知道孔子从政末期这场斗争的具体过程，甚至是哪些人在反对他也不清楚。但我们可以推测，孔子当了大司寇，代理丞相，首先挤掉了老贵族臧氏家族的位置。臧会偏偏是个阴险小人，肯定会卖力地反对孔子。孔子弟子们，当季氏宰、费城宰，也很妨碍了一批人的仕途。这些人自然都想把孔子赶走。
最早的冲突，从孔门弟子内部爆发。
子路给季孙当大管家，是实权人物，开始有人攻击他。孔子的一个不太著名的弟子，公伯寮，找机会向季桓子进谗言，说子路对季氏不忠，有成为阳虎的趋势。
恰好，有一位出身孟孙家的官员，子服景伯，把这消息偷偷告诉了孔子:季氏最近有点让公伯寮给搞糊涂了，怕对子路不利。不过我现在是主管这方面的官，可以先下手为强，把公伯寮法办了，从重从快，死刑。
子服景伯也曾经跟着孔子学习，但没列入孔子学生名单，因为他身份比较高，就像孟懿子兄弟，是不能当学生使唤的。现在孔子是大司寇，又代理国政，学生们也都当着官，想除掉公伯寮不算困难。
公伯寮这名字里面的“公”字，是春秋后期(就是孔子这个时候)鲁国兴起的一个风气，国君后人形成的家族，氏的第一个字是“公”，这个公伯寮应该也是远支公族。
孔子不同意，他反对把政治搞成杀人:我这事业(道)能不能成功，是天命决定的，凡人起不了作用。他公伯寮就能改变天命吗？
孔子这态度，也跟后世“诛少正卯”的故事完全不沾边。但由不得孔子视而不见，反对者们下手了。孔子两个弟子，南容和公冶长，先被逮捕了，想从他们身上
打开缺口，搜集指控孔子的证据。孔子这几年干大司寇，判的官司多，都是学生们替他具体办案子，找点由头指控他们不难。
公冶长老实，义正词严跟对方争辩，最后言多必失，被抓了个把柄，判了几年，进了监狱。
南容被指控的罪名更严重，一旦落实了就要“刑戮”—死刑。他聪明，咬紧牙关什么都不说。逼急了，就是《诗经》里的两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思是，白玉上面的污点，还能磨掉，我要说了什么错话，那就是一辈子的污点，永远洗不掉了。审他的问不出口供，拿他没办法，最后放了。两个弟子吃官司，对孔子打击很大。为了补偿弟子，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公冶长，把侄女—哥哥的女儿，嫁给了南容。当了几年大司寇，孔子懂了些世事人情。按他原来的学究脾气，见人蹲监狱，肯定觉得是罪有应得，现在他总算知道司法那套东西是怎么回事了。孔子佩服南容，居然能从那些人手里逃出来，不简单。公冶长蹲了监狱，受的罪多，把女儿嫁给他，算多补偿一点。从这事能看出来，孔子不怕风险，有担当。同党被人整肃，胆子小的政客要赶紧划清界限，自保为上，甚至落井下石，踩上一脚证明自己清白。孔子不光不避嫌，还要结亲。他后来丢了官，周游四方很多年，弟子们照样追随他，吃苦受累甚至担风险，班子一直没散掉，还越来越大。这非常难得，不但之前没有，后世也再没有过这么坚定团结、能折腾的师生团队(除了墨子一伙人，可关于墨子的记载太少，我们不了解详情)，这跟孔子的个性很有关系。
用现在的话说，孔子不是个出色的行政官僚，但是个合格的政党领袖。
季桓子实际在暗中纵容反孔子的一派。但闹到一定程度，三桓就要有个最终意见了:到底还用不用孔子？两派斗得已经不可开交，必须有一方出局才行。
三桓这时最担心的，是孔子和鲁定公结成一伙，那样三桓家族就又有危机了。偏偏孔子太讲君臣道义，各种礼节上都把鲁定公抬得很高。这么做的时间长了，国君的威信慢慢就积累起来了，三桓不能不在意。
孔子40岁就觉得自己“知天命”了，公开的宣言就是不结党，能干好工作就干，干不好就辞职走人，继续当老师。自己有文化，到哪都有人交学费，饿不死。他对钱看得不轻，但也不重。钱多了吃的穿的讲究点，没钱了就“饭蔬食，饮水”，有口吃的饿不死就行。凭劳动挣钱，就是给人家赶车也不丢人，就是不能为钱做违心事儿。
三桓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对他们来说搞政治就是结党营私，最恨洁身自好的假清高，脚踩两只船的骑墙派—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把你从一个穷书生、半冒牌的小贵族，提拔到权力中心，就是让你来卖命的，这叫攻守同盟、利益共同体。你不愿趟浑水冒风险，口口声声不当官了就教书去，我们总不能跟你一样吧？
孔子跟鲁定公那番模棱两可的表态，最不讨好。那番话鲁定公不满意，传到三桓耳朵里，他们还是不高兴。他们觉得孔子跟鲁定公的关系很危险，保不定就是下一个阳虎。
孔子这人不是职业官僚，他太少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当官就想推行他那套理想化的“道”。如果他换个思路，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结局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他可以一心趋奉三桓，特别是为首的季氏，拿自己那点学术吹捧季氏，论证诸侯国内的首席贵族才是周礼的真正代表，反正有周公可以作先例;同时把老婆换掉，从季氏家族里迎娶一位新夫人，他是异姓大夫，正好有结亲通婚的便利。这样他的官位就会很稳当，还有可能获得一块世袭的封邑，成为货真价实的世袭大夫。
如果他注意打探鲁定公的动向，及时向三桓打小报告，甚至引诱鲁定公做出反三桓的盲动，同时把消息报告给三桓，就能重演一次当年鲁昭公的内战，他会更受三桓家族的青睐，甚至可能让孔家成为鲁国的第四世袭家族。不要觉得这太荒诞，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宫廷政变，都有这种不计后果、试图一本万利的搅屎棍角色活跃其间，离孔子最近的就是鲁庄公那次内战。这当然是火中取栗，有风险，在内战里可能断送自己的性命，风险和收益从来都是成正比的。
但孔子从来没有想过用这套方法混官场，他有底线，追求的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被冷处理了
从政生涯到此时，孔子颇有些意兴阑珊。
孔子从政之前，学术声望已经很高，举国上下期望值也大，觉得他一出来当官，鲁国肯定能有一番新气象。可实际上，孔子解决不了鲁国最大的难题:三桓专权。当初孔子从政时，季桓子、叔孙武叔上台不久，资历尚浅，孟懿子一人独立难支，需要个社会声望高的人来帮助维持局面，过渡一下。现在季桓子等已经羽翼丰满，不需要孔子做点缀了。
而且，到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国际形势出现大变化:以齐国为首的“东方反晋联盟”，和晋国正式开战了。起因是晋国的内战:赵简子为首，智、韩、魏三家站在赵氏这边；另一派是中行氏和范氏，两派正式刀兵相见。赵简子这派实力强，掌控着晋君和晋国的政权，中行氏和范氏就成了反叛者，只占据了晋、卫交界处的几座城池。
“东方反晋联盟”立刻支持范氏、中行氏，因为齐鲁卫郑诸国都对赵简子不满。齐、鲁、卫联军开进了战区，帮助反叛者对赵简子作战，鲁定公甚至亲自带兵出征。这场战争对孔子有什么影响？主要是负面的，他在三桓心目中的分量减轻了。因为三桓最怕的是阳虎，阳虎正在赵简子手下。原来虽然齐鲁结盟反晋，但仗没打起来，三桓很紧张，怕鲁国国内的势力和阳虎悄悄联手，尤其怕鲁定公这么干。现在仗已经打起来了，鲁定公反晋、反赵简子的立场也完全亮明，成了鲁国上下一心的共识，三桓就放心了:鲁国没人敢再勾结阳虎了，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所以，借助孔子对抗阳虎的时代也过去了。他现在成了鸡肋，难免鸟尽弓藏。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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