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作者：[美]欧阳泰，译者：张孝铎，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
对王阳明的重要性，很难没有溢美之词，让我来试着对他做个介绍：他是自宋朝的朱熹（1130—1200）之后最重要的儒家学者。除了最为人所知的哲学思想之外，他还是一位军事统帅，最善操练和智谋。
他最重要的一次军事任务发生于1519年他任江西巡抚的时候。江西是宁王（朱宸濠，1479—1521）的封地，宁王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后嗣，野心勃勃，觊觎皇位，继而谋反。他准备充分，以海外贸易筹饷，从东南亚购得盔甲和兵器。信史记载，他甚至在1518年就买到了葡萄牙火炮。
为了对付这些武器，有人向王阳明送来了葡萄牙火炮。这就是著名文人、当时已六十七岁的林俊。他抱病在身，在铸造和运输葡萄牙火炮时遇到了麻烦。王阳明写下了这个故事：
见素林公闻宁濠之变，即夜使人范锡为佛郎机铳，并抄火药方，手书勉予竭忠讨贼。时六月毒暑，人多道樗馈，遣两仆裹粮， 从间道冒暑昼夜行三千余里以遗予，至则濠已就擒七日。予发书， 为之感激涕下。
王阳明还赋诗一首，褒扬这位年迈文士，纪念其“ 佛郎机遗事”。诗中以中国历史上的忠臣义士来作比这位制造佛郎机铳的人：
佛郎机，谁所为？截取比干肠，裹以鸱夷皮；苌弘之血衅不足，睢阳之怒恨有遗。老臣忠愤寄所泄，震惊百里贼胆披。徒请尚方剑，空闻鲁阳挥。段公笏板不在兹，佛郎机，谁所为？
这首中国名臣的诗没有一丝一毫对外国技术的藐视，也完全看不出王阳明作为儒家仕宦，不屑于战争的意味。
火炮的赞助人林俊是位阶极高的文人官僚。他生于1452年，比王阳明大二十岁。他于1478年通过殿试，取得了一系列的高位，一开始是在江西省，他主政期间需要时时对阵匪盗和叛军。到了五六十岁，
由于身体欠佳，林俊告老归田。他是如何习得佛郎机铳造法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对技术的兴趣是无可置疑的，这种兴趣不仅他有，王阳明有，众多高级文官都有。
这一点从以下事实就能看得很清楚：王阳明的《佛郎机遗事》成了文人圈子打发时间的一个好话题—他们开始了诗歌唱和。比如， 王阳明的弟子邹守益（1491—1562）写了一首《佛郎机手卷为见素林先生赋》，部分文字是这样的：
见素老翁天下英，
孤臣血泪滴沧滇。
佛郎机铳手所试，
间关远寄忧国诚。
震霆一击鬼魅惊，
犹向累囚振天声。
值得注意的是，邹守益的诗作里有一句“the Frankish gun in his hands he tests”（佛郎机铳手所试），把佛郎机描写成了手枪的大小。明人仿制的葡萄牙后膛炮可比枪的体型大。我们知道，中国人后来制造了各种尺寸的葡萄牙火炮，但邹诗证明了，这种改进早在那时就已经开始了，并且林俊也不是简单地仿制而已。邹守益让人把他的诗作刻下来，在配诗的画中可以见到，枪并不是很大。画中，林俊正把一支佛郎机铳呈递王阳明。
还有一首诗是唐龙（1477—1546）所写，他也是个位极人臣的人物。这首七言诗描绘了一次威力巨大的火炮冲击波：
一声震起壮士胆，两声击碎鸱臣皮。
三声烈焰烧赤壁，四声灵耀奔燕师。
五声飒飒湖水立，六声七声虩虩风霆披。
唐龙也很懂火炮。他用火炮击退了悍匪刘六刘七两兄弟，他著名的墓志铭也描写了他所用的几支火炮：“ 发碗口长柄诸炮毙其骁锐。”有意思的是，他在写佛郎机铳的诗里强调短时间内的连续七次轰鸣， 大概是因为他很惊讶地看到，一支后膛填弹、可换弹壳的佛郎机铳竟然可以这么迅速地连续开火。
在文人唱和的这些诗作里，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借用西方火炮，没有一句话写到战争是低等事务的看法。相反，他们看起来甚为积极。他们都乐于传唱林俊的事迹，一个儒家英雄把外国技术赠予好友，让后者救国于危难。这些文人宿儒都是桃李天下、交游广泛之辈，他们极大地传播了葡萄牙火炮的信息。
明朝起用佛郎机铳
很多中国文官开始对葡萄牙火炮产生兴趣，看上几眼后，他们马上就学会了使用方法。其实还有证据显示，西洋火炮在葡萄牙人之前就进入了中国，甚至要早于1510年。但这个证据不太有力，华语学者对此都有所怀疑，因为葡萄牙人是在1511年才占领了马六甲。不过， 印度在1508年就使用葡萄牙火炮了，这些火炮是从葡萄牙海船上缴获的，很快就被本地军阀仿制。东南亚居民有机会接触到葡萄牙火炮， 那么，考虑到这段时间亚洲海上贸易路线的密集程度，中国海员在葡萄牙人抵达中国之前，就注意到葡萄牙火炮也并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有资料记载，中国海盗1510年左右就在广东附近使用过火炮。大体来说，中国学界整体倾向于认为，佛郎机铳是广东和福建的私人贸易商首先使用的，随后才传到庙堂之上。（也有间接旁证富有创见地认为，明人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土耳其人那里掌握到佛郎机铳技术的。）
中国人是在何时使用起新式火炮来的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文人官僚对此热烈欢迎。多亏了汪、王阳明、顾应祥，以及其他有此主张的文官武将，葡萄牙火炮终于成为大明国防的主要武器，林立于长城之上， 装备于步兵之中，架设于战车之上用作装甲步兵，还用在舰船上。
中国人改进西方火炮不是什么难事。明朝的铸铜技术与欧洲不相上下，明朝的铁器则更好。有资料认为，中国和欧洲的火药配方也没有显著的不同。西方火炮能如此迅速地传播，完全是因为它们和中国火炮太像了，相同的技术原理，只不过多了点睛之笔，比如后膛装弹和更长的炮管，这就增加了威力和精度。西方火炮被视作主题曲的变奏，易于与主题融合。
启用新武器的热情从北京皇家兵仗局的设计和生产速度中可窥一斑。从广州到北京需要九十天路程，但朝廷下令制造的第一批佛郎机铳在1523年就制备完毕，仅仅是第二次中葡冲突的第二年。这些火铳是以汪缴获并送往京城的火铳为基础研发的，第一批只有三十二支，有试验的意味，不过很快，核心的兵仗局就投产了上千支各种形制和大小的佛郎机铳，运往全国，特别是边关重镇。比如1528年， 皇家兵仗局就制造了四千支佛郎机铳，用于边境城防。出土的这种火铳每支仅重四千克，比它们参照设计的原葡萄牙铳小得多。
佛郎机铳的研制催生了一系列的中国变体。比如1526年考取进士的官员翁万达（1498—1552）就研制出了一种“ 先锋炮”，他自己将其描述为“ 仿佛郎机而损益之也”。“ 先锋炮”比葡萄牙铳更短，装填更快，配有火绳，是设计用来与游牧民在马上作战的。著名的军器发明家赵士桢（1552—1611）也发明了一种火铳，结合了葡萄牙铳和土耳其鸟铳（Turkish Musket）的优势。著名将军戚继光（1528—1588）则改进了佛郎机铳，用于攻击敌舰。
中国人还做了许多试验，正如明朝学者郑若曾（1503—1570）所写，1562年前后，“ 中国之人更运巧思而变化之”。今天的历史学家同意这种说法。最近有中国作者指出，中国人造的混合火铳“ 结合了中西方火铳技术之所长”。 确实如此，中国学者把明朝末期视为一个融和期，西方火炮和中国传统火炮在这个时期开始交融。
中国佛郎机铳的多样性反映在它们用途的不同。16世纪中叶，戚继光根据长度、弹丸重量和火药重量把佛郎机铳分为六类。第一类八至九尺长，每颗弹丸十六两重，配十六两火药；第二类六至七尺长， 每颗弹丸十两重，配十一两火药……以此类推，直至一尺长的铳，配二十五钱的火药，发射十五钱的弹丸。每一类都有自己的用途：有些用于海战，有些用于城防，有些用于陆战。
佛郎机铳就这样被中国人本土化了，很多衍生类型还有了自己的名字（比如流星炮、无敌大将军炮），但是，“ 佛郎机铳”或者“ 佛朗机铳”这样的称谓一直保留下来，作为中国儒家官僚阶层想要学习外国技术的明证。儒家思想并未阻碍中国官僚赞赏、理解和引进各种技术。佛郎机铳的例子表明，明王朝面对外部世界的心态是开放的、好奇的。我们还将看到，佛郎机铳也并不是唯一的西方舶来品。
但是，西方战争先进论的持论者说的也不局限于武器本身。他们还认为，欧洲的炮手在经历了巧妙的训练、艰苦的演习之后，其效用远胜于其他民族。这种观点只表明，我们对中国的情况还了解得太少。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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