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悲剧遭遇：美国原住民史》，作者：[美]佩吉·史密斯，译者：郭旻天，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如果在一个矢志改革的时代里，美国原住民没有许多虔心奉献的支持者，一切将会变得相当奇怪。“黑鹰战争”已经激起了一个庞大的同情印第安人的群体，其影响力甚至可以匹敌臭名昭著的“印第安人大迁徙”。一位早期且卓有成效地支持印第安人事业的积极分子名叫约翰·比森（John Beeson），他对俄勒冈地区的内兹珀塞人所遭到的待遇表示不满，却激起了他的邻居们对他的厌烦，最后升级到他遭到枪击，随后他的房子也被焚毁。比森在19世纪50年代末游历了东部的城市，在波士顿的法尼尔厅等其他地方发表了演讲，并且帮助建立了全国性的“印第安人扶助协会”。
亨利·本杰明·惠普尔（Henry Benjamin Whipple）是圣公会明尼苏达教区的主教，是比森的副手。他尤其关注齐佩瓦人和明尼苏达部落的苏族人的生活状况。在明尼苏达爆发的血腥暴力的苏族人起义的2年前，他已经警告过詹姆斯·布坎南总统（James Buchanan）如果印第安人事务局和下属机构不作变革，那么印第安人的愤怒情绪将会有一次大爆发。“一个国家，如果播种的是劫掠，那么将会收获血流成河的局面。”而起义的结果有超过100名白人定居者被杀。印第安名字叫“直舌头”（Straight Tongue）的惠普尔起草了一份改革印第安政策的建议，他收集到了38名圣公会主教（许多人是全心全意参与的）以及一些名流的签名，去往华盛顿向林肯恳求减免那些被逮住并被判绞刑的印第安人的刑责。林肯听了惠普尔详述的“印第安政策造成的种种恶果”分外惊恐，“……如果我们打完这场仗，而且我还活着的话，”他告诉一位副官，“这种印第安人管理制度一定要改革……”
比森也争取让林肯总统聆听他的想法来推动苏族人的利益，而总统先生告诉他：“安心回去，我们保证一旦这场战争的紧急事务都落定了，我一定要先关注印第安人的利益，而且我会一直工作到正义降临于他们，而你们也感到心满意足的时候。”
比森是个只识几个字的农夫，和善于表达、受过大学教育的惠普尔真是天差地别。惠普尔有着主教的名位，可以让他财政独立，并且也使得他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善款来维系他的教会，而比森则是量入为出、勉强度日，当他的资金耗竭之后，也就回到他在俄勒冈的农场去了。
随着美国内战的爆发，南方邦联宣示了其对于印第安领地拥有主权——这片区域，大部分属于今天的俄克拉荷马州，五大开化的印第安民族被赶到那里还没有过去很多年。塞内加人和肖尼人，以及其他开化民族的印第安战士被招募到了南军之中。有850名切诺基部落的印第安人加入了北卡罗来纳的志愿兵之中，佐治亚的军队征召的数目还比这个多了1000人。据艾玛·霍姆斯（Emma Holmes），这位来自查尔斯顿的日记作家记录，如果南军的将领同意采用“既不投降又不纳降”（No quarter given or asked）的作战方阵的话，那么他们兴许还能招募到更多。因为使用这些印第安人的主要障碍是，这些人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杀北军的俘虏或伤员。
北军和南军的军事行动都进入了印第安领地，这场让人茫然的战斗，以及针对投靠北方和南方印第安人的报复行为，其牵扯之复杂，无法在这里一一追溯。总之我们已经反复说过，无论他们依靠哪一方（有些人还根据战事的前景改换门庭），事件发展到最后，永远对印第安人不利。
而当明尼苏达部落的苏族人，受了南方邦联专员的挑唆，对联邦政府违反和约共识感到不满，掀起了一阵屠杀行动之后，林肯迫于强大的压力不得不把没有发起攻击的温尼贝戈人、齐佩瓦人连同苏族人一起撵走。吉丁·威尔斯（Gideon Welles）是一位海军秘书，他在日记中写道：“国会里来自明尼苏达的代表敦促总统先生全力地支持处决300名被俘获的印第安人，但是他们不会得逞的……”这只是让众议员们把他们的情绪从他们想处死的野蛮人身上转移掉一些而已。明尼苏达人已经恼羞成怒了，他们威胁当局再也不能心慈手软。而当明尼苏达的所谓“印第安战争”的报告递交到内阁的时候，威尔斯写道：“上面显示出所谓的印第安战争就根本不是战争。是我们的人民，而印第安人不是有错的一方……如果我们白人去侵略的话，那么印第安人可能要杀我们一个人，而我们的军队随后就会杀6个印第安人。这场战争会消耗我们国家差不多5000万人。”
在科罗拉多领地与夏延人的冲突升级了，因为一些矿工进入了印第安人的狩猎区域。约翰·奇温顿（John Chivington）是卫理会的一位巡回牧师（Circuitriding minister），负责很大的一片教区，他把一生都奉献给“自由土地党”（Free Soil）的事业，他曾经在密苏里对抗过支持奴隶制度的人，结果被赶下教坛，跑到了丹佛。在冲突爆发之前，奇温顿自愿参加了由科罗拉多领地总督组织的北军军队。总督先生准备让他当牧师，但奇温顿据说是这样回应的：“我个人觉得有必要为摧毁把人当奴隶的制度出一份力，我要帮助我们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度。”他被委任为少校，训练新招募的科罗拉多第一志愿军团，把他们改头换面成一支正规军的样子。而当在新墨西哥寡不敌众的北军军队向科罗拉多总督求救时，他派遣了奇温顿。奇温顿与一位丹佛的律师，约翰·斯劳夫（John Slough）上校的部队合兵一处，并行军300英里，他看到了一支为南军补给的马车队，共有85辆货厢马车，装载着弹药和补给品，是为了给入侵加利福尼亚的行动提供支援的。
在圣塔菲附近的阿帕契峡谷的战斗中，奇温顿的人马摧毁了这支马车队。这场战斗毫无疑问是落基山脉地区的战斗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次会战，这场战斗很大程度上挽救了属于北方阵营的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随着南军入侵者被迫退回德克萨斯，奇温顿的主要责任转变成保护该地的定居者免遭夏延人和阿拉帕霍人的袭击。奇温顿的部队常在普拉塔河和阿肯色河之间的地区活动，而且与这两个部落以及乌特人和帕尼人保持和平。因为定居者不断涌入而不胜其扰，阿拉帕霍人的首领“小乌鸦”（Little Raven）带着他几个得力的勇士，跑到丹佛敦促科罗拉多当局对在阿拉帕霍人的土地上定居的白人加以限制。在彼此都保持克制的情况下，双方承诺都将有所约束。
尽管几个有名的陷阱猎手，以及绰号“娶印第安老婆”（Squaw man）的吉姆·贝克伍尔斯和对印第安人友好的白人强力拦阻，阿拉帕霍人和夏延人还是被说服签署了一份和约——《怀斯要塞和约》（the Treaty of Fort wise）——内容和之前苏族人以及他们附属部落签署的差不多。这份和约实际上内容就是放弃他们大片狩猎地的权利来交换补贴和援助，过上农耕生活，放弃游牧。但是夏延人还在继续袭击乌特人以及威胁定居者的安全。在和乌特人重开战事之后，夏延人在白人的定居点挥舞着刚割下来的头皮，他们战斗时的呼喊和狂野的叫声把那些白人吓得半死。
而阿拉帕霍人，因为白人的威士忌酒而变得堕落，他们偷盗马匹和补给品，袭击白人的牧场。一位被派去搜寻和逮捕犯人的军官报告说：“这些印第安人把白人说得很坏——说白人偷他们的马驹，虐待他们的女人，抢他们的狩猎地，而印第安人希望他们自己能奋起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随后发生了更多牛被盗的事件。一队被派去把牛找回来的士兵，杀了3个印第安人。而当一个牧民和他的妻子、孩子惨不忍睹的尸体被带到镇子上来的时候，丹佛的民众情绪进一步激愤起来。提供补给的马车队听到要和印第安人开战的谣言，不再冒险上路，而丹佛和附近以采矿业为主的小镇渐渐意识到补给的短缺。科罗拉多领地的总督，希望避免公开的对抗，命令好几个部落到附近的要塞接受食物，以及保护他们免受四处搜寻仇敌的士兵的袭击。但是当基奥瓦人的首领萨坦塔（Satanta）骑马去拉恩德要塞（Fort Larned）的时候，却被拒绝入内。气坏了的酋长打伤了一个士兵，随后，他和手下的战士把要塞的马匹都给卷走了。除此之外，有一些夏延人和阿拉帕霍人的首领也遭受了白人军队类似上面这样漫不经心的傲慢对待。火冒三丈的印第安人很快就宣战了。离城镇较远的牧场被焚毁，里面的居民遭到了酷刑甚至杀害。在几星期内，有200多名定居者和移民丧了命。一个后来被救过来的妇女声称：“一个老酋长……他逼迫我，用那最恐怖的恐吓和威胁手段逼迫我，把身子给他占有。”其他的首领也轮奸了她。有些白人，比如威廉·本特（William Bent），他深知印第安人遭受了怎样的挑衅，想要安排一次和平会议，但是奇温顿的长官给他发电报说：“吾令汝递解此等不法之印第安人；财产物什复原；人质安全得保。若彼印第安人受苦无多，吾无意言和……吾唯恐印第安部之专员赠礼物于彼印第安人过速……若无吾令，不可与之讲和。”
科罗拉多的总督约翰·埃文斯的态度则更带安抚意味。夏延人的首领，“黑壶”（Black Kettle）在一次会议上向埃文斯倾诉了他的不满。而埃文斯总督则提醒“黑壶”，说他曾经拒绝与白人谈判，还放出话来说，他不想跟埃文斯甚至是在华盛顿的“伟大之父”，美国政府谈任何事情。埃文斯宣称，他们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而事态已经超出军队的可控范围。帕特里克·康纳尔将军（Patrick Connor），因为与班诺克和肖松尼部落的战斗而赢得了“打击印第安人的斗士”（Indian fighter）的名声。他被派去追击苏族人和夏延人。康纳尔将军是这样对他的部队宣告的：“印第安人不会向你们开启和平的篇章，或者归降在你们脚下。你们只管冲，只要年满12岁的印第安男子都给我杀掉！”
在惩罚的威胁之下，有一个阿拉帕霍人的分支部落归还了一些他们袭击中掠走的东西。与此同时，爱德华·温克普（Edward Wynkoop）少校在里昂要塞（Fort Lyon）与夏延人的酋长黑壶商谈交换战俘的事宜。奇温顿立即用斯科特·安东尼撤换了温克普少校，而安东尼立即要应对“左手”（Left Hand）酋长带领的650个阿拉帕霍人给他出的难题，他们来里昂要塞讨要礼物并寻求保护。安东尼没有办法供他们吃喝，又因为听说他们要攻打要塞的传闻而深感不安，所以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而对于黑壶和他的夏延人的和平请求，安东尼回复说他没有讲和的权限但是他们可以在40英里外的沙溪设立营地。于是，这些夏延人，大约有700名男女和小孩，在沙溪建了一座村庄。
正在此时，奇温顿从当地陆军司令，萨姆埃尔·柯蒂斯将军那里得到口信，命令他“走到天涯海角也要追到夏延人和阿拉帕霍人，并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在1864年深秋，奇温顿带领着科罗拉多第三团以及第一团的6个连加上4台12磅级别的榴弹炮，开始了雪地和苦寒中的急行军，去往里昂要塞。在那里，安东尼告诉他夏延人正在沙溪安营扎寨，而奇温顿和他的士兵立即连夜前往，做向导的是罗伯特·本特，他是威廉·本特——科罗拉多的第一个白人定居者——以及一个夏延人妇女的儿子，他很是不情愿。罗伯特·本特认为，正当夏延人的首领们还在等待后续的谈判消息时，这边已经蓄意要发起进攻，实在是一个相当经典的白人背信弃义的案例。而奇温顿也疑心本特会把骑兵们引入歧途。他满含着暗示意味地敲敲自己腰里的左轮手枪对本特说：“我好久没拿印第安人下饭吃了。要是你跟我玩花招，若不带我们去那个营地，我就拿你当早饭吃。”
在破晓时分，士兵们发现他们距离夏延人的营地已经不足1英里了。当大家都很清楚奇温顿准备去攻打那些沉睡中的夏延人时，中尉约瑟夫·克拉默（Joseph Cramer），这位曾在温克普手下做事的人对此表示抗议，他认为这些印第安人都很爱好和平，而且他们因为听温克普说要保护他们而感到很安心，而现在去攻打是背信弃义的不义之举。但据说，奇温顿却是这样回应的：“整个春天、夏天和秋天，夏延人向白人发动了血腥的战争，而且黑壶是他们的匪首。他们抢劫、纵火、谋杀、强奸以及极为残忍的酷刑折磨，无恶不作、罪大恶极，即使他们的小孩也脱不开干系。而且，任何同情他们的人也统统不得好死。”奇温顿后来还因为说了如下的话而备受指责：“给我把他们杀光，头皮统统给我割光，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小害虫可是会变成大害虫的。”奇温顿否认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但他手下两个军官证实他的确说过如下这句，“我的伙计们，不需要我来告诉你们该杀哪个，但是你们要记得是谁杀死了我们的女人和孩子！”
就这样，奇温顿的人马冲向了毫无防备的夏延人。夏延人的战士匆忙组织了一道防线来面对进攻，很快被打得掉头就跑。一位老酋长，“白羚羊”（White Antelope）拒绝躲在河岸边。他扬起了自己的武器，开始唱起了夏延人的赴死之歌：“万灵有寿，不齐地兮，不齐山。”很快，他就被一个士兵一枪给打死了。斯科特·安东尼上校后来写道：“我还从没有看过世界上有一群人比这些印第安人表现得还要勇敢。他们会单枪匹马地对付整个连队，在被杀之前还决心要拖一个垫背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有些妇女儿童逃了出去，而印第安战士则死伤惨重。到下午四点，科罗拉多的这些志愿兵已经完全控制了战局。没有逃出去的印第安人都被杀了，其中有不少的妇女儿童。而白人士兵则有25人伤亡。
回到丹佛，奇温顿和他的手下都被赞誉为英雄。《丹佛新闻报》（Denver News）宣称：“科罗拉多的战士再次披上荣光！”丹佛一家剧院，在演出的幕间介绍了几位志愿兵，他们展示了印第安人的头皮，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但很快印第安人被冷血杀死的丑事不胫而走。同样令人棘手的是，这个流传的故事中据说夏延人和阿拉帕霍人都是在确信他们与白人处于和平之中，甚至指名道姓是由里昂要塞保护的情况下遭到进攻的。当然，奇温顿的士兵在一些印第安人的住所中发现一些较新的白人头皮这一证据，也是能有一定的分量来驳斥那些印第安人当时处于完全和平状态的观点的。
国会对此进行的两份调查产生了大量的冲突证词。甚至在印第安人被杀的数目上都不一致。他们估计的死亡数字少则69人，多则是“战场上死亡的印第安人有五六百人”。而夏延人已经把伤员和许多死者都带走了，因此真实的数目无法确定。所有的问题中，最具争议的是遇难妇孺的数目。有人说2/3的死者是妇孺。而一位下士则发表证词说只有“25名死者是发育完全的男性”。罗伯特·本特报告说看见一个死去的妇人“被开膛破肚，有一个还未出生的小孩躺在她身旁。我看见了白羚羊的尸体，他的私处被割掉了”。一位印第安事务专员作证说：“我看见躺在那儿的尸体都被剁成碎片……有的孩子只有两三个月大……他们小到哺乳的婴儿，大到印第安战士。”
来丹佛调查沙溪事件的国会委员会将吉特·卡森（Kit Carson）传唤为证人，并质询他对于奇温顿行动的看法，而卡森则对这次行动报之以一番颇为愤慨的谴责。印第安事务委员会在总结报告时声称，这起事件随后引发的战争“造成了美国政府3000万美元的损失，并且把冲突和死亡带到了边境定居点”。在1865年夏天，有不少于8000人的有效作战力量从镇压南方叛变的战场撤离来打这场印第安战争。“当年战斗的结果……不仅毫无裨益而且花费巨大。每杀死15—20名印第安人就要花费100万美元以上的费用，同时数百名士兵也因此丧命。”
到1866年，这场“战争”减弱为零星的袭击行动。威廉·本特和吉特·卡森是印第安人事业强有力的支持者，但他们除了前人多次尝试劝说印第安部落采取农业生活方式的点子之外，并没有什么良策。查尔斯·本特是一名夏延人战士，也是罗伯特同父异母的兄弟，在沙溪战役中得以幸存。他后来开始全力地捕杀白人，无论男女，并且还要把他们折磨致死。他曾经骗两个定居者离开斯莫基希尔之路（Smoky Hill Trail）上的一个贸易站，把其中一个人一棍打倒在地，随后割下了他的舌头，在他的胃部点了火，随后将他阉割并开膛破肚。威廉·本特因为查尔斯的野蛮行径而与他断绝父子关系，但他却又转而要去杀父亲。
奇温顿将永远声名狼藉，无法翻案了。他究竟是怎样的人？这个真相已经完全被遮盖在“沙溪大屠杀”调查者所造成的疑云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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