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衰败前的美利坚帝国》，作者：[美]布鲁斯·费恩，译者：牟舣，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时光荏苒，共和国的宪章文件逐渐失去了对美国人民的吸引力。一种崇尚统治、行动与地位本身的肮脏幼稚的文化取而代之。立国时代以后，平等主义和普通人取代了功勋贵族制和天才人物，成为这个国家的鲜明标志。这种令人担忧的堕落表现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与非政治领导人身上，他们具有平庸，甚至更糟的特征。因而，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才会在1831年写《论美国的民主》时感叹道：“显而易见，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家世家大大减少了。”
《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与宪法之父——华盛顿、富兰克林、亚当斯、汉密尔顿、杰弗逊、麦迪逊、梅森、亨利、威尔逊、伦道夫等人都接受过优良的教育，能悟道哲学。《联邦党人文集》和《国会纪事》部分地体现了他们的博学多才。知名政治家、四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勋爵认为“美国宪法是迄今为止，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类智慧和意志所创造出的最美妙的杰作。”约翰·亚当斯称宪法“即便不是对人类理解力最伟大的运用，也绝对是前所未见的国家立法的重大成就”。托马斯·杰弗逊也认为宪法“无疑是人类所见的最富有智慧的杰作”。
国父们清楚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正是依据正当法律程序、言论自由、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进行自治的能力。他们的领导激励了一种卓越的共和制文化的蓬勃发展，这远不是群龙无首的普通民众——张三、李四能企及的。共和国的文化教导人们：尽管会有错误和失误，指定主权在民仍优于安然隶属于不切实际的永不出错的保护者；谦逊与非交战状态优于支配或征服；行动之前理应思考；国家伟大的标志应该是自由、正当法律程序和正义。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写道：“正义是政府的目的。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目的。无论过去或将来始终都要追求正义，直到获得它为止，或者直到在追求中丧失了自由为止。”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这样论述宪法的精神：“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过一只满足的猪；做一个不幸的苏格拉底，胜过做一个满足的痴人。若痴人或猪有不同的意见，那也是因为在这一问题上它们只知道自己的那一面。”
另外，国父们提议，美国不愿做殖民地也不会做殖民者。他们同意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兴衰史》中的观察：“违背遥远的国家、外族的意愿和利益，逼迫他们遵从自己，这是最不利于自然和理性的。”意图强制服从将造成军事和经济资源的浪费，激起本地民族的强烈憎恨感，使之与占领国为敌。
国父们的继承者逐渐一代不如一代，接受的教育不够、对非凡的天赋和治国之才充满疑虑和不屑。他们的行为和野心影响着成年人与青少年。无知者满足于支配他们的权力，除了对名声、金钱和性最原初的欲望，他们不能寻找到更高的人生目标。共和国高尚的领导者们曾经以身作则或劝诫诱导着民众不要耽于欲望和享乐，如今只剩下不是领导的领导人一边刺激一边劝解普通百姓的兽性本能。
这种政治文化的变化来自值得赞扬的社会平等化努力，包括分散政治权力、非歧视与法律面前的平等正义。经销权扩大到非财产拥有者便是最好的说明。不幸的是，其结果却是平等主义主宰了文化，平庸与最低等的普罗大众展示出最为丰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回馈。
1832年，安德鲁·杰克逊当选为总统，接任博学精明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立国一代中最后一位入主白宫的总统也最终离去。杰克逊是一个粗鲁无知的人，虽然军功显赫，却亵渎了人身保护、正当法律程序和人民至上的伟大法令，劣迹斑斑。他宣扬无知的农民可以和最富智慧的苏格拉底与梭伦一样熟练地履行政府职责。他的政治领导和对公民的态度就是一个典型的粗鲁边远居民形象：出生于小木屋，打过印第安人，喝过烈性酒。随声附和民众意见的政客为人称道，真正能领导、告知并劝服民众的明智、谦逊而谨慎的政治家被人们嗤之以鼻。这个阶层最后一批人有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亨利·克莱（Henry Clay）、约翰·凯尔宏（John C.Calhoun）和汤姆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
紧随杰克逊之后，一群碌碌无为的人——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约翰·泰勒（John Tyler）、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相继成为总统。哈里森的竞选口号——蒂珀卡努和泰勒——便是政治文化向幼稚状态回归的缩影。除去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整个19世纪白宫里的主人都是些平庸之辈[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Rutherford B.Hayes）、詹姆斯·A.加菲尔德（James A.Garfield）、切斯特·艾伦·阿瑟（Chester A.Arthur）、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若他们参加1787年的制宪会议，一定不会有什么太大贡献。公众对宪章文件越发无知，美利坚共和国开始让位于帝国，其军事侧影逐渐清晰。
1823年门罗主义的出台代表着共和国的第一道裂缝。它警告欧洲国家不要再觊觎美洲，并隐隐约约地威胁如果欧洲国家无视这一告诫，美国会诉诸战争。而《告别演说》支持严格的中立和令人敬畏的防御力量，不主张将国家的防御线扩大到边境之外。如果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分别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以后，法国意图对其进行殖民，华盛顿总统也不会考虑诉诸战争。从表面上看门罗主义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含混不清的，出台之初，加拿大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古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这两个殖民化的行为都没有威胁到美国的主权或繁荣。
“天定命运”思想的出现亵渎了宪章文件，这是一种以武力征服统治其他国家的委婉说法。这一信条源自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的作品，他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美国记者，也是《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的创刊主编，他鼓吹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领土扩张。1845年，奥沙利文撰写《兼并》一文，聚焦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合并到美国的问题，称其他国家在干扰该区域的事务：（这些国家）为着公开承认的目标，即阻挠我们的政策，束缚我们的权力，限制我们变得更伟大，抑制我们在天意指定的大陆上实现天定命运，阻止我们年复一年迅速增加的财富自由发展……盎格鲁撒克逊的脚步已经到达加利福尼亚的边境。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先行部队势不可挡，已经纷纷涌入当地……离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帝国再一次融为一体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奥沙利文在1845年12月1日的《纽约晨报》社论中进一步展现出天定命运观强硬扩张的政策精髓。他撰文称美国有神圣的权利从加拿大吞并俄勒冈县，因为美国已经证明它更善于通过发展和启蒙来开化边疆。社论还宣称美国有责任保护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免受欧洲国家的支配。奥沙利文认为美国命中注定肩负带领人类进步的使命。它不能满足于宪法中要求的使命，仅仅保护我们自己及后代的自由福祉是远远不够的。他坚信是上帝指定美国去全球——或者至少是在西半球——消灾排难的。他所使用的语言就是当年教皇鼓动十字军东征解放耶路撒冷的派生物。它继续存在于美利坚帝国的精神中，奥巴马总统坚持为防止大屠杀或类似的暴行，美国有责任在世界各地进行干预，为保证世界上每个角落的和平，美国必须使用战争这一武器。而在萨拉·佩林（Sarah Palin）看来，奥巴马的这种视野还是过于有节制、不够自信的。
奥沙利文的社论这样写道：明智而仁慈的主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滋养着我们的成长，增补着我们的精力，每天还不断赐予我们全新的福祉。然而除此以外，难道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完成的“使命”吗？难道我们有特权可以对人类的不幸、错误以及自我贬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无动于衷吗？难道除了自我享受我们就不知道也再没有其他追求了吗？难道我们应该对欧洲的君主们说就留给我们北部边境的湖区、西部边境的落基山区，其他的都拿走吧，去填满你们日益增长的贪欲，以严酷的惩罚统治广袤的土地，压制那里对自由的第一次呼唤？还是应该以信念之眼专注于闪耀的未来，内心满怀对人类的热爱，质问英国和其他国家，你们何须三千英里之外人类在新世界传承的这片土地？难道我们不该对他们说：我们必须为文明的人类和自由的机构保卫这片土地，我们保持开放，欢迎任何愿意的人们过来定居，包括你们的臣民，让他们和我国人民一样呼吸免税的空气。我们拥有的特权与优势要求我们身负公正的责任，我们有义务将上帝慷慨赠予的福祉扩散到整个人类。对国父们的记忆逐渐消逝，很少有领导人或知识分子反对天定命运而支持宪章文件。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Channing），他是开国之父一辈人的追随者。1837年致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这个国家自己知道它需要立即控制对领土扩张的激情吗，还是在有意利用自知之明来获利？……我们是一个不安分的民族，易于入侵他国、对平常的进步规律没有耐心……我们吹嘘自己飞速的增长，却忘了在整个自然界高贵的增长都是缓慢的……我们是时候给自己严肃而决绝的限制了。占据一片足以维系多年增长的疆土，我们是时候停止兼并与征服了。我们的伟大已经威胁到了自己，继续前进只会迫切地危及我们的制度、团结、繁荣、美德与和平。尽管钱宁有所警告，“天定命运”——一个背离宪章文件的信条——还是成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规划原则。美利坚帝国势不可当：雄心壮志拯救全人类于暴政之中；深信这是神圣的主之所愿；坚信美国在道德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比其他国家优越；渴望统治世界。美国不再满足于以榜样的力量影响世界，以身作则被视为缺乏兽性的雄风，而男子气概才是今日美国人眼中一个健康的文明应有的特点。
天定命运的帝国主义鼓点回应了巅峰时期大英帝国的主题曲。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庆典之后，丘吉尔第一次发表了政治演说，指责那些预言帝国会像罗马一样衰落的声音。他敦促英国人民：不要相信这些怨天尤人的人，用我们的行动点破他们悲观阴郁的抱怨吧。告诉他们这个民族的活力和生命力丝毫未损，告诉他们我们决心支撑住从先人那里继承来的伟大帝国，告诉他们我们的旗帜会在海上迎风飘扬，我们的意见在欧洲协商会议中举足轻重，我们的臣民深爱和支持我们的祖国。我们会继续沿着上帝之手划定的路线前进，实现为地球最遥远的地方带去和平、文明与良好政府的使命。英国认为自己肩负着白人教化亚洲和世界的责任。它长期战斗却只为支配别人的精神满足。一个世纪以后，轮到美国接下了这低劣的人类野心。
奥沙利文创造“天定命运”说法的第二年，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James K.Polk）总统欺骗国会，力主对墨西哥开战，国会最终对墨宣战，开启了1846~1848年的墨美战争。这标志着美国领导人第一次为了支配权动用军事力量。自此，这个国家一发不可收拾地滑向帝国的毁灭深渊。史上第一次，总统为给交战状态正名欺骗了国会和美国人民。宪法痼疾积重难返。
波尔克总统一心想控制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在1846年5月11日的国会演说中他哄骗了选民和议员，要求对墨西哥开战。他谎称墨西哥士兵在美国领土上杀害美国军人，挑起战争：同时，在国会获得通过后得克萨斯也成了我们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得克萨斯州议会1836年12月19日的法案宣布北布拉沃河（Rio del Norte）是墨西哥的边界线……该河流与德诺特县之间的地区在国会与德州议会中都有代表席位，因此它也参与了兼并行为，现在也包含在国会选区里……军队向德诺特行进的指令是由指挥官下达的，将军明令禁止军队对墨西哥或其人民有任何进攻性行为，除非墨西哥宣战或采取暗示着战争状态的敌对行为，美墨将保持和平关系……然而现在，墨西哥再三地发出威胁，越过了美国的国境，入侵了美国的土地，甚至在美国的领土上造成流血事件。她已经正式宣告对立开始，两国处于交战状态。尽管我们努力避免，战争还是发生了，而且是由墨西哥自身的行为造成的，出于责任和爱国主义的各种考虑，我们都应该决定维护我们国家的荣誉、权利和利益。真实的情形是，在美国对墨西哥寻衅滋事之后，墨西哥军人在墨境内杀死了美国士兵。墨西哥政府并未首先宣战。
作为议员的亚伯拉罕·林肯公开地对波尔克的谎言表示怀疑。在1847年12月22日他向众议院提出著名的“斑点决议”（Spot Resolution），要求总统指出所谓墨西哥军队杀害美国士兵的地点，以确认那里是否真是毫无争议的美国领土。林肯的反对者——倒和今日的很多政客一样——指责他的这一要求危害了战时的美国军人。不出所料，起初这一决议在众议院遭到了冷遇。它渐渐平息下来一个月以后，林肯还在论争：如果总统能证明战争的第一滴血是流在美国的领土上，那么我绝对支持他的理由。但是如果他做不到或不这么做，那么我就完全可以相信我所怀疑的：他内心深处一定知道自己理亏；他一定能感受到战争的牺牲者就和亚伯一样，正在上帝面前哭诉控告他；我不仅仅是怀疑起初将两个国家卷入战争的某种强烈动机——在此我暂不予置评——为躲过人民的仔细审查将公众视线固定在亮丽夺目的军事荣耀上——那是在血雨中升起的诱人彩虹，那是能令人意乱神迷导致毁灭的毒蛇之眼。他堕入其中，无休无止地扫荡，直到他失望地发现自己失算了，墨西哥并没那么容易屈服，他现在才发现自己不知身在何处。虽然国会嘲笑林肯的决议，有一位曾经的总统和一位未来的总统同他一样蔑视墨美战争。前总统昆西·亚当斯当时是国会议员，也是辉格党一小拨反对者的领导，他们投票反对他口中的这场“最不正义的战争”。后历任波托马克军团将军、美国总统职务的格兰特在墨美战争时期是少尉军官。他在自己的战争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一个强国对一个弱国发动的最为不义的战争。这是一个共和国追随欧洲君主制的榜样产生的结果，丝毫不考虑获得更多疆土欲望的正义性。”
1846年5月国会演说之后，波尔克又在12月8日发表了另一番演说，宣称需要一场对墨战争来阻止某个欧洲势力在墨建立起君主政权，进而将欧式的势力均衡政治引入美洲大陆。他坚持：+为显示总统对墨西哥保持敌意的要求合理，他唤起并渲染这种担心墨西哥建立欧洲君主制的恐惧。乔尔·罗伯茨·波因塞特（Joel Roberts Poinsett），第一任美国驻墨西哥公使、马丁·范布伦政府时期的陆军部长，这样评论波尔克假装的忧虑之荒谬：总统先生对外国干涉忧心忡忡，先是加利福尼亚，接着是担心在墨西哥建立起君主制。前者根本没有任何风险，而后者——如果墨西哥人民可以自决，也绝不会发生……总统这次错了，武装干涉可能为我们造就一个强有力的敌手却不能阻止罪恶；如果我们退让……墨西哥三年内都不会存在君主制……人民是共和主义者。波尔克总统在国会演说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墨西哥危害了美国的主权。这场战争与保卫美国人民及其后代自由的福祉没有任何关系，而这才是宪章文件指定的美国政府之独有使命。
墨美战争最终以《瓜达卢佩-伊达尔哥条约》宣告结束。美国获得了包括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内华达在内的大量领土，作为交换仅支付1500万美元给墨西哥并承担美国公民向墨西哥政府索取的300多万美元的赔偿要求。
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天定命运原则处于蛰伏期，后来天定命运、帝国心态复活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主要部分。内战结束五年后，为了一个海军基地和南部黑人可居之所，格兰特总统敦促国会兼并圣多明各（现为多米尼加共和国）。虽然参议院拒绝批准1870年的条约，帝国的心理已如火如荼，美国已经踏上了军事或领土扩张的征程。
1898年的美西战争可以作为标志。19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公众强烈要求政府停止西班牙军队在骚乱的西属古巴对古巴国民所谓的暴力和暴行。1898年2月15日美国军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爆炸后，美国制造的担忧变得近乎狂热。260多位美国海员丧生。麦金莱总统最初反对武装干预该岛，“缅因”号沉没后，他也开始屈从于盛行的政治风气。
“缅因”号事件两个月后，他征求国会同意对西班牙在古巴开战。在1898年4月11日对国会的演讲中，他篡改倾向于说明西班牙政府与“缅因”号的爆炸没有任何牵连的证据，详述了宪章文件明确否定的战争理由：要求政府无条件保密的海军调查法庭得出一致的结论：水雷的外部爆炸造成了缅因号的毁灭。它没有假定责任在谁，这还有待确定。在任何事件中，无论是何种外部原因造成的缅因号的毁灭都明显地证明了古巴的情形令人无法容忍。这种状况就是西班牙政府无法在哈瓦那海港保证一艘在那里正当行使和平使命的美国海军船只的安全。关于“缅因”号的沉没有许多有争议的说明和解释。西班牙基于它对残骸的调查和收集的目击者报告，坚持称沉船是内部爆炸造成的。1976年由美国四星海军上将海曼·李高佛（Hyman G.Rickover）领导的调查结果支持了西班牙的说法。即便麦金莱总统当时是正确的，“缅因”号的毁灭的确是外部爆炸的结果，也没有证据表明是西班牙人或西班牙效忠者投放的水雷。古巴反叛人员也有毁掉“缅因”号的动机，因为“缅因”号的毁灭无疑会将美国更深入地卷入这场冲突。另外，国父们认可的战争是对攻击美国主权行为的回应，而不是因为某个外国政府的殖民地发生了国内动乱，可能威胁到美国人在当地的生命和财产。后者完全可以由军队去保护，并不需要发动战争。
1898年4月20日，麦金莱总统签署联合战争决议，对西班牙下了最后通牒——除非4月23日中午之前放弃对古巴的殖民势力，否则美国将动用武力执行国会决议。1898年4月25日，麦金莱签署了国会的宣战书。
至于古巴的情形，总统在早前1898年4月11日的国会演说中这样说道：“未试过的措施中尚有一例：……我并不是说要强制兼并，那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按照我们的道德准则，那简直就是侵略罪行。”1899年2月16日，他还说：“美国的心中并没有帝国主义的意图。帝国主义与美国的情感、思想和目标都是格格不入的。”麦金莱总统的行为不仅与其言行不符，还是美国帝国主义心态作祟的例证。虽然1899年上半年打败西班牙以后美国没有立刻吞并古巴，但是它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的主权尽收囊中。此外，美国限制了古巴的对外政策，并开始无限期租赁和管辖关塔那摩海湾。原本就是由于帝国心态而获取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后来被作为美利坚帝国在后“9·11”时代无止境的全球反恐战争中的监狱，无限期地关押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敌人，也算是十分合适。
麦金莱总统后来不断兜售兼并菲律宾带来的文明上、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好处，进一步证明了他美利坚帝国的思维倾向。1898年秋天对一群爱荷华州的民众演说时，他说：“有时候当我们为神圣的事业走向战争，领土会不请自来，无论何时，自由的旗帜始终会在其上空飘扬，而且我相信这旗帜能为所有民族送去恩惠和福祉。”在另一群人面前，他又说：“我们在国内已经具备能让国家幸福的一切。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富足的岁入，我们拥有毋庸置疑的国家信誉；但是我们还想要新的市场，而国旗所到之处都会有贸易，看来我们很快就能有新的市场了。”最后，他又对伊利诺伊州的一群人这样说道：“当你的高粱在国内卖不出去了，你会很乐意把富余的高粱卖往其他国家，以优质的高粱换取他们的金钱。”
苏珊·布鲁尔（Susan Brewer）在《美国为何而战》中写道，麦金莱在白宫对一群挚友说过：我们做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便是坚持拿下了菲律宾而非某个装煤港口或某个岛屿，因为如果是后者，我们就会成为世界的笑柄……正因如此，再过几个月，我们就会毫无疑问地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了。19世纪结束的时候，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心理已经主导着美国精神，伴随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美国对权力和扩张的欲望也日益膨胀。20世纪早期见证了美国在中美和南美的干涉，也见证着总统权力的稳步扩张。1903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要求合法保护美国兼并巴拿马运河，并单方面命令用武力从哥伦比亚把巴拿马切割出来，时任司法部长的菲兰德·诺克斯（Philander Knox）还反驳道：“总统先生，不要让如此伟大的成就染上合法性的污点。”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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