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梭罗的账单:瓦尔登湖畔,美国人向往何物?

本文节选自《自由的阶梯》，作者：钱满素，出版社：人民东方出版社

从波士顿到瓦尔登湖，驱车只需半小时。到了金秋时分，树叶像被晚霞染了似的，极目望去，六车道的高速公路两旁一片绚烂欢畅。与大地母亲的这番盛装相比，城市的高楼大厦显得何等冷漠呆板。

瓦尔登是个小湖，一小时便可徒步绕湖一周。若非梭罗在此进行了他简化生活、回归自然的人生实验，很难说它比别的小湖更令人注目。如今，《瓦尔登湖》成了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经典，小湖便也带上几分神圣，慕名而来的朝拜者终年不绝。小湖被精心地保持着当年宁谧静穆的自然本色，任其落叶满地、黄花堆积，年年的枯枝败叶又被吸收到来年的“木欣欣以向荣”中。林间小路时而传来马蹄清脆，水波不兴的湖面下隐约可见游鱼踪影，垂钓者泰然自得。日照风吹鸟鸣鱼游马走人沉思——前工业化的美国似乎被留下一片，保存在此，专供后人思古怀幽。唯有那远处火车匆匆而过的节奏声，偶尔造成一点小小的不协调。

梭罗生前乏人问津。当时爱默生正光芒熠熠，比他年幼十几岁的梭罗乐于在他家当名帮手。在爱默生的故居，还可以看到梭罗为他椅子下侧设计的抽屉，以便这位忘性颇大的长者存放随身用品。在康科德梭罗家族的墓地，需细心搜寻，才能发现一块刻着“亨利”的小小墓碑。但是，颖脱不群的梭罗并不仅仅是爱默生哲学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自有其独立的思想和贡献。他的人生哲学和独创精神集中体现在《瓦尔登湖》和《论公民的不服从》这两部著作中。

多年前初读《瓦尔登湖》，对开卷的《经济篇》中细节罗列颇感不耐烦，尤其不解的是一部哲理书中竟开了好几份账单，数目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这和中国士大夫那种耻谈钱财的传统心理相去甚远。更何况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本已经简朴有余，必需品几乎成了奢侈品，所以对梭罗提倡简化生活的意义所在也就难以充分感受。在美国生活几年后，目睹一个丰裕社会中物欲的暴虐，才体会到梭罗的不同凡俗。对许多人来说，人生似乎就是挣钱和花钱，奋不顾身地挣，忘乎所以地花。信用卡的普及已经使借钱花成为习俗，更有忙到挣了钱没空花的。不少人身兼数职，每天的日程安排不会留下半小时的空闲。为了放松绷得过紧的神经，他们便以采购发泄，买回一大堆在我看来不要也罢的东西。作为旁观者，我不免寻思：证明自己的消费能力或许能带来某种心理上的满足，但是如果每周少工作几个小时，又何至于把自己逼到这—步？从逻辑上说，这里面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吗？既然人们会精打细算每个小时，为什么不把人生的轻重缓急也合理安排一下呢?

当然，大凡饭没吃饱的人是不会蔑视物质的。梭罗一生清贫，但他的清贫和我们当时的清贫之间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我们是物质匮乏，迫不得已，而梭罗则是自愿清贫。无衣可穿时打补丁称不上朴素，不过是不折不扣的穷罢了。朴素是一种生活态度，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它包含着特定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梭罗和其他许多清贫的思想家艺术家一样，并非不能将自己出色的才智转化为一种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价值，但是他无意于此。据说，他曾在父亲的铅笔厂里制造出当时一流的铅笔，但就此作罢，并不追求其商业价值。他一生有意避开任何固定职业，以免使自己沦为谋生机器。如此“无业游民”，在这繁忙的尘世自然不会被视为正常的生活方式，难怪连爱默生也不能不注意到：环顾四周，梭罗是唯一的闲人。

1845年美国独立日当天，梭罗搬进瓦尔登湖畔亲手筑起的小屋，宣告了他个人的独立。屋里只有几件必不可少的简陋家具，除了耕种一些玉米豆子等维持生计，他大部分的时间都逍遥自适：冰上逐狐，洞穴观蚁，“在研究麝鼠之余，也研究人类作为调剂。”《瓦尔登湖》一书便是他直接阅读自然和人生的心得，处处流露出对生命本身的惊喜和热爱。

梭罗要写的当然不仅仅是对天地万物的精细观察，他要向人们宣布他所发现的生活真理。账单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是重要的实证，缺了它们，梭罗的理论就会泛而无据了。在第一份账单上，梭罗详细地列出了造屋的全部费用，共十三项二十八点一二五元，略低于当时剑桥大学单人学生宿舍一年的住宿费。第二份账单为第一季度的全部收支，尽管他并不全身心地投入生产，尚有结余八点七一五元。其余几份皆为头八个月的结算，衣食住行支出总数为六十一点九九七五元，收入三十六点七八元，差额正好是现已成为不动产的房屋。也就是说，他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充分享受了其他农人不敢奢望的闲暇、独立和健康。梭罗的结论是，如果一个人能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所需，其实每年只需工作六周。人们终日惶惶不安，迷失在自己制造的种种需求中，在物质的罗网里苦苦挣扎，最终只是物质占有了他们，这就是人的物化，这样的生活他称为“沉默的绝望”。“看啊，”他写道，“人们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他们“满载着人为的忧虑，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一天又一天，找不到空闲来使自己真正地完整无损；他无法保持人与人之间最勇毅的关系……除了做一架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别的。”梭罗呼吁通过生活方式的“简化，简化，再简化”，重获生活真谛。

当人们说到“时间就是金钱”这句名言时，似乎窥到了生命的奥秘。然而梭罗要提醒人们的，恰恰是它的逆定理：金钱就是时间，就是生命，不要为了不必要的物质而浪费金钱，虚掷生命。梭罗百思不解的是，人们几乎有一种把生活复杂化的本能：“农夫们常想用比问题本身更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生活问题。为了需要他的鞋带，他投机在畜牧之中。他用熟练的技巧，用细弹簧布置好一个陷阱，想捉到安逸和独立性。他正要拔脚走开，不料他自己的一只脚落进陷阱里去了。他穷的原因就在这里；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全都是穷困的，虽然有奢侈品包围着我们，倒不及野蛮人有着一千种安逸。”这使人想起庄子所言，“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然而人们却“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耶?”

梭罗生活的19世纪上半叶正值美国工业化发动阶段。当时伴随着杰克逊总统的崛起，出现了平民政治和经济民主的强大势头。原先受到种种束缚的平民百姓不仅迅速扩大了参政权，而且理直气壮地在争取经济上的平等和发达，这种社会能量的释放无疑极为惊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拜物教的盛行，衡量一个人的成败也主要取决于他对美元的占有。在此情景下，梭罗当然是大大地不合时宜了。争先恐后的人流在奔向市场的路上，在攀登社会阶梯的途中，是不会放慢他们的脚步来理会小湖边孤独的梭罗的。1849年，梭罗自费出版了一千本《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四年后收回未售的七百零六本。为此他写道：“我现在的藏书约九百册，其中七百多册是我自己写的。”

美国经济持续发展了近一个世纪，物质越来越丰富，梭罗的名声也随着他厌恶的物质的增长而增长，到了20世纪末的今天，已经是俨然一“圣哲”了。这中间的道理么，似乎也很简单。一是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余暇，使人们能够更多地关注生活质量和人生意义；二是物质的长期丰裕引起工作伦理的变化，更多的人希望在工作中实现自我，倦于按通俗准则去达到所谓“成功”；三是人们意识到物质文明本身亦非灵丹妙药，包治社会百病。相反，高额消费经圆熟的广告术火上浇油，越来越使人体会到心为形役的苦处和荒谬。梭罗的精神因此变得可以理解，甚至令人向往了。

如果话说到这里就能画上一个句号的话，世界上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在工业化的时代呼吁回归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其本质上说，真可谓历史的反动。事实上，梭罗也真心赞赏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对物质文明发展的产物，诸如邮局、报纸等，都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梭罗代表的是西方各国在工业化时都曾翻腾过的一股强大的回归浪潮。面对人类的这一巨变，梭罗认为简化生活是唯一的出路。遗憾的是，情趣固然高尚，实际上却行不通。人类的绝大部分即便敬重梭罗，也绝不会仿效他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只可能在有限的小范围内实行，苦行主义是永远不会在全民范围内受欢迎的。这是因为，文明的发展绝不会停留在基本需求的满足上。基本需求如果指的是温饱的话，那么正如梭罗所证明的，并不难满足，故而不足以构成对经济的长期刺激。再则，基本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水涨船高，当年的奢华早已成为今日的必需，满足自身需要的自然消费将很快过渡到满足虚荣的炫耀式消费。

人的物欲、私欲从来没有善罢甘休之时，可是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正是靠奢侈刺激出来的。没有了奢侈的刺激，导致的往往不是节俭小康，而是懒惰贫穷。中国历来就有以侈靡治国的理论和实践，两千多年前的《侈靡篇》说得很明白：“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刺激生产的良策便是刺激消费，故提倡“上侈而下靡”，使社会活动起来。比如厚葬，便可为更多的木匠、绣女、雕工提供就业机会，促成多生产多消费的良性循环。西方的经济学家更是普遍地重视奢侈刺激生产的作用。18世纪初英国的曼迪维尔曾在引起众怒的《蜜蜂寓言》中为恶一辩，认为社会不可能既富足，又同时具备传统美德。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叫作恶的东西，不论是精神方面的和物质方面的，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马克思认为，比起充满市侩精神的资产阶级社会辩护者来，曼迪维尔“更勇敢和更忠实得不知道多少”。现代克服经济萧条的主要对策是鼓励消费。纵欲固然不善，禁欲对人类来说更无异于釜底抽薪。情理不能扼杀物理，只能加以制约和引导。

不幸的是，奢侈和清贫一样，不过是事物的另一极。尽管它能驱动社会，其弊端同样不言自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的富足可说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高水准，完全有能力满足其全体成员的基本生活。但是消费的不断升级促使美国两极分化，社会底层怨声载道，去年洛杉矶爆发的暴乱确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人类历史看来充满了两难境遇：清贫不足以刺激生产，奢侈又难免导致堕落，社会似乎在贫困—富足—奢侈—腐败的怪圈里循环往复。物质文明应该说是有利于精神文明的发展，但两者又未必并行不悖。每个社会在盛世时都曾达到过当时物质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社会越来越富，禁忌越来越少，乃至世风颓唐，人欲横流，禁忌几近乎无。但走到了尽头，还能往哪里去呢？不能不由盛而衰。此时，社会上必然会产生道德义愤，出现清教式的改革冲动，立志替天行道，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清理社会，扫除垃圾，重新制定种种禁忌，社会终于洗涤污浊，重获新生。

话说回来，人类毕竟还有另外一种冲动——精神的冲动。人具有诗意的本质，人的灵魂期求升华。所谓世风，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形态与人性相契所产生的流行的心理行为方式。一种风气一旦形成气候，便不可避免地要走完升降盛衰的自然过程，这中间人为的干涉——诸如发挥政府的功能，倡导精神文明等——能起多少作用，说到底，要视该民族的文化素质而论。在西方，净化灵魂、规范道德、确立精神价值原是宗教承担的职责。宗教衰落之后，则主要由人文科学取代，梭罗代表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力量。

尽管梭罗的主张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衡量，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此路不通，但对社会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当人们争分夺秒地埋头于事务，像梭罗这样的人则在思考生活的艺术，人生的统筹学。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声音，让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提供了一种平衡，表达了人性中精神的追求，这给一个由经济关系主宰的商业化社会注入了清新的生命力。如果文化对人类的重要性不必再论证的话，那么可以不太夸张地说，文化人不仅是写了几本书，而是维系了人类的文化和精神。当然，文化的产生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但需要杰出的才能来加以综合提炼，这却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

在中国，由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读书人未必真清高。但在商业化的美国，汲汲于名利者便不大会选择人文科学。我并不想在这里过分地夸大人文科学的重要性，因为人是否有文化并不以职业区分，梭罗本人也是一位自然学者。我也不想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对立起来，因为精神要求和物质要求一样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而且物质文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毕竟大大有利于精神文明的发展。但梭罗代表的独立不羁的精神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对人类并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这些孤独的智者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少数，但他们却是整个社会的观察员。人生的大舞台缺了观众，还有谁来评说？历代文明岂不将毫无痕迹地消失在时空之中？在他们那种看来“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中包含着对人生的自觉意识，对人类的总体思考，难道不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人生选择?

1845年，美国兼并了原属墨西哥的得克萨斯，第二年，又发动了墨西哥战争。国内许多正直之士都反对这一侵略行径，格兰特将军谴责它是“强国反对弱国所进行的最不公正的战争之一”。战后，关于在新获得的大片疆域上是否实行奴隶制的问题，南北双方又唇枪舌战，剑拔弩张，终于导致内战的爆发。

梭罗刚在瓦尔登湖畔度过了两年的独居生活，其情其境真可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同时，家事国事天下事，他也一样事事关心。不仅关心，还要介入；不仅介入，还要主动出击。1848年初，他作了一个演讲，题为《论个人在与政府关系中的权利与责任》。来年，演讲被收进波士顿的一本超验主义美学文集中，并正式定名为《论公民不服从的责任》。梭罗在文中抗议了政府入侵墨西哥及容忍奴隶制这两项不义之举。他宣布：“我一刻也不能承认那个政治组织就是我的政府，因为它也是奴隶的政府。”作为一个公民，他觉得如果自己继续服从这样一个政府，并以纳税等方式与它保持联系，便等于默认并参与其罪恶。他明确提出，对这种合法地施行不公正的政府，公民不仅可以不服从，而且有责任不服从。

梭罗主要围绕政府与公民、法律与道德、多数与少数、思想与行动这四种基本政治关系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据此构建出关于公民不服从的理论。梭罗的这些观点与清教传统和美国革命的思想显然是一脉相承的，他的独特贡献在于以超验主义的个人主义对它们加以充实发展，使之成为一种崭新的理论，一种非暴力的公民个人革命的理论，以此来对抗合法的不公正。

文章一开始，梭罗便提出关于政府职能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他表示拥护这一名言：“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并将其演进为“一事不管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在梭罗看来，政府充其量不过是权宜之计。根据契约论的原则，政府的产生是彼此平等的人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统治者的唯一合法性来自被治者的承认和同意。公民只是为保护自身的利益，才自愿将自己天赋人权中的一部分交给了政府。用梭罗的话说：“政府是由人民选择用来执行他们意志的一种模式。”所以政府本身并无凌驾公民之上的神圣性。相反，它必须以自己的信誉和行为来赢得公民的尊敬，公民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监督审察政府的行为。在美国，公民个人控告某个政府部门甚至国务院的案子时有发生，向来不足为奇。遗憾的是，政府一旦组成，便完全有可能丧失其品格，背离其初衷，逐渐异化为少数人的御用工具。他们成了政府的化身，以“君临天下”之势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这时，公民和政府的关系便来了个本末倒置，公民不再是政府的主人，反倒成了政府的影子——“人模人样的影子”。而人们又偏偏那么“容易地置身于强制之下，甚至是自我的强制”。

幸运的是，根据契约论，公民并未把自己所有的权利都委托给政府，其中首先是自己的良知和判断力，公民仍然可以运用自己的良心良知来监督政府的所作所为。梭罗将此看作公民对政府应尽的头等职责，而政教分离的意义也就在此。倘若政府不仅有权规范公民的外部行为，而且有权干涉公民的内心世界，钦定标准，统一思想，那么公民监督政府又从何谈起？又如何尽公民之责？梭罗写道：许多人“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常情和良心”，被政府驱使去从事侵略，政府嘉奖他们为好公民。但是，“这些人并非作为人去为国效劳，而是作为肉体的机器。”“他们自己的判断力和道德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他们服务的方式与泥土石块相差无几。另外一些人则用自己的良心为国家服务，在政府违法的时候挺身而出以维护法的尊严，但他们却常常被国家视为“敌人”。梭罗本人也曾为了向政府抗议而拒绝纳税，并因此被投入监狱，但他自豪地宣称：“全体市民中，只有我一人付了税。”坚实的监狱石墙并不能囚禁他，相反，他感到旁人若要达到他的自由，还需面对“一道更难攀越、更难摧毁的石墙”。

其实，梭罗时代的美国政府还远称不上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直到内战开始，华盛顿竟无一人知道在效忠联邦的各州内有多少可供征兵的男子，军事部门甚至拿不出南方各州的地形图。梭罗自己也说：“我每年仅有一次机会面对面地直接和美国政府或它的代表——州政府打交道。”拒绝纳税于是成了他几乎唯一的不服从方式，他绝不能让自己所付税款被政府用来雇人或购置军火去进行侵略或追缉逃奴。当然投票也是一种方式，梭罗确实也曾号召人们通过投票来表示抗议，但他对此是有保留的。据爱默生说，梭罗本人从不投票。他自己的解释是：所有的投票不过是某种形式的游戏，因为一个人投票只能表明自己的态度，对投票所产生的违反自己正义感的结果，却无能为力。

梭罗其次要阐明的是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法律本不应违背道德，但是如果通过合法的程序产生了不道德的法律，作为公民又该怎么办？美国当时最棘手的问题还不是某项具体的法令，而是默认奴隶制的宪法本身。1787年美国宪法制定之时，南北矛盾已露端倪。在北方，奴隶劳动由于不适合其气候条件，已处于自然淘汰的过程中。加之独立宣言肯定人的生而平等，又进一步促进了北方的废奴倾向。然而在南方各州，奴隶制仍是种植园经济的支柱，包括华盛顿、杰斐逊在内的不少革命领袖也都是拥有奴隶的大庄园主。费城会议的五十五位代表历经四个月的艰辛辩论，终于以五个奴隶按三个自由人纳税的“五分之三妥协”暂时调和了南北矛盾，默认了奴隶的实际存在。不过宪法还是明智地回避论及奴隶制，通篇未有一处使用“奴隶”这个词，代之以中性的“人”（person）。杰斐逊曾一再声称奴隶制是一种迟早要结束的罪恶，他写道：“每当想到上帝的公正，我都要为我的国家而战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不料奴隶制在南方竟愈演愈烈，奴隶主们不仅利用宪法的含混来为蓄奴辩护，甚至公然把它说成是一种比北方雇工制更为人道的好制度。于是，“恶在宪法”这种尴尬的局面便日趋明显。

在法律和道德发生冲突时，梭罗毫不含糊地站在道德一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恶在于宪法本身。这听来也许过于严厉、偏执或不通情理，但唯有这种精神才是我们对待宪法的态度，它含有最大程度的善意和最深刻的思考。”他认为，比尊重宪法更重要的是尊重真理，比宪法更高的原则乃是人的良心。如果人们必须迫使良心服从立法者，那么人们要良心又有何用？可悲的是，许多好心人已经由于尊重法律而成了非正义的帮手。梭罗就此宣称：“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

韦伯斯特是当时美国政界的泰斗之一，他曾是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北方佬对他寄予厚望。谁知他有负众望，在奴隶制问题上态度暧昧，甚至对“逃奴法”的通过投了关键的一票。他为自己申辩道：“既然这是早先契约的—部分——那就让它存在下去。”梭罗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本质“不是智慧，而是谨慎”，指责他“不是领袖，而是随从”，因为他只知捍卫宪法，与起草宪法的人保持一致，却不懂得“将一件事从它的纯政治关系中分离出来”。如果韦伯斯特不能公开反对奴隶制，梭罗问道：“还能有什么新的和个人的社会责任的准则可言？”

梭罗并不反对法治和宪法，但他知道宪法和法律毕竟都是有局限的人所制定的，不可能至善至美。宪法是法律的依据，而真理和道德又是宪法的依据，这一根本关系不容颠倒。如果只拘泥于宪法的个别字句而不尊重宪法的根本精神，那就可能将法的权威凌驾于道德的权威之上。梭罗提出以三种角度来看宪法：从放低了的角度看，美国宪法不失为一部很好的宪法，法律和法庭令人尊敬，政府机构令人钦佩。但从稍高的角度看，宪法却包含着不公正和罪孽。如若换成最高的角度，梭罗问道：“有谁说得出它们是什么，或它们还真值得一看或一想？”

在一个民主体制中，法的产生必须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符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与个人独裁或少数专制相比，这的确是民主的进步与可贵之处。但任何体制都并非完美，所谓善恶同源。民主的最大弊病也正在此，因为多数只能说明量的强大，并不一定代表真理。民主制的这一缺陷早就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杰斐逊在当时以巨大的勇气推进民主制，因为他坚信，归根结蒂，人民是自身利益最好的保护人。与寡头政治相比，多数人犯错误的可能性要小些，纠正得会快些。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大众的受教育上，只有国民素质普遍提高，才能保证民主制的可行性和优越性。罗素在近两个世纪后也说过，“找出一群‘有智慧’的人来把政府交托给他们，这是个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也就是拥护民主制的最终理由。”

梭罗当然不可能选择民主以外的任何制度，但他也并不盲目地崇拜民主。他的理解是：“当权力一旦落入人民手中，大部分人被允许长久地治理国家的理由毕竟并不因为他们代表着真理，也不因为这看来对少数人最公正，而是因为他们在力量上最强大。然而，即使是一个在所有情况下都由多数人统治的政府也不可能基于正义，哪怕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正义。”他理想中的政府“不是靠多数，而是用良知来判断是非，多数人只决定政府该管或不该管的问题”。可惜人们的“良知”往往大相径庭，除了以众敌寡，还能以什么来裁决呢？梭罗对此也提不出更合理的方案来。好在他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如果多数人通过民主程序作出了不公正的立法，那么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又该如何？他的回答是：“只有服从比我更高法规的人才能强迫我。”他敏锐地悟到：“少数服从多数则软弱无力，甚至还算不上少数。但如果全力抵制，便将势不可挡。”抵制的方式就是采取公民的不服从，它在形式上是消极抵抗，在本质上则是积极参与。

在思想和行动的关系中，梭罗主张身体力行，决不允许自己言行脱节。爱默生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赞扬他是“真理的发言人和执行者”，认为“无人能比梭罗更称得上真正的美国人”。当时在北方也有人认为，虽然要尽力去反对和修改不公正的立法，但在改正之前，还应该服从，他们恐怕直接抵抗会比它所要纠正的罪恶更为严重。梭罗把这种态度视为姑息养奸，他嘲讽这些人口头上反对非正义战争，实际上却支持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政府，这本身就是在犯罪。梭罗的矛头更是直指马萨诸塞州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一边标榜自由，一边承认奴隶制，尤为言行不一，自欺欺人。他呼吁所有自称废奴主义者的人“必须立即真正地收回无论在个人和财产方面对州政府的支持，不要等到形成多数后再执行正义”。他理直气壮地提议：如果法律要求你对另一人施行不公正，“那么我要说，请犯法吧，用你的生命来进行反摩擦，好让这机器停止运转。”

梭罗用美国人公认的革命权利来为“不服从”辩护，那就是当人民无法容忍一个独裁或无能的政府时，他们有权拒绝对它效忠并抵抗它的权力。在他看来，美国当时所面临的情况与1775年大革命时几乎同样紧迫，区别仅仅在于“被蹂躏的国家不是我们自己的，而侵略军却是我们的”。梭罗把“不服从”称为一场和平革命，他以这种方式静悄悄地向政府宣战。

综上所述，公民的不服从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显然必须具备两个要素。首先，这种行为必须公布于众，任何私下的愤懑、牢骚和小动作不在其列。其次，它必须采取非暴力的方式。不服从是一种故意违法，但违法者并非基于一己私利，而是根据自己的道德准则作出判断，确信所违法律为不公正。这种违法的前提是守法，违法者必然极其克制，并具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去接受法律制裁。

公民不服从的本质是以违法为手段，吸引公众关注，以公正和道义唤醒其良心，激励其行动，从而战胜不公正的立法。不难看出，不服从的成功是需要一定社会条件的。就国家而言，这必须是一个基本实行法治的国家，至少法律是经过合法程序产生，并有可能在舆论的压力下进行修改；对不服从者的处置也能依据一定的法律和程序。若对一个言出即法的独裁者采取不服从，则无异于自杀式的无谓牺牲。就民众而言，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对正义的共识，否则就不存在诉诸的对象了。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正义感，或公民毫无参与意识，只知屈从而不会独立判断，那么不服从者终将对牛弹琴。假设梭罗在南方蓄奴州中作此演说，他很可能被暴徒私刑处死，甚至连声音都来不及传播出去。尽管他鄙视马萨诸塞州政府，但正是这个政府保护了他不致因言治罪。历史上领导公民不服从最成功的例子是印度的甘地和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想来不是偶然。早有人指出，如果甘地面对的是南京大屠杀中的日寇，那么消极抵抗只能是束手待毙。

我们也应看到，在公民的不服从中隐伏着相当的危险，因为它的依据只是个人的判断，而个人判断如同多数判断一样，也未必代表真理。并非每个人的判断都能像梭罗的判断那样，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公民动辄不服从，必然滋长无政府倾向，法律也将丧失威严。（当然，不公正的法律本身并无威严可言）所以作为补救，公民的不服从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和平地进行。梭罗拒绝付税是不服从，但他并不拒捕，不服从的力量正在于此。

不服从确是犯法，但又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守法，是一种极端负责的行为。只有在遵法守法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不服从。对堪称法盲的人来说，当务之急是提高法制观念和公民意识。法治之下，才有公民可言。暴君之下，不是顺民，就是暴民，暴民正是暴君的影子。顺民们惯于逆来顺受，毫无公民训练，一旦忍无可忍，又铤而走险，无法无天，成了乱民。正如百依百顺的父母会把子女宠坏一样，暴君往往是顺民们顶礼膜拜捧出来的，捧的人越多，捧得越卖力，暴君的权力就越大，对捧他的人施暴的能力也就越强。正是顺民自己赋予了暴君压迫他们的能力。既然身为公民却不能负起自己的责任，那么又何必去怪罪暴君呢？这也是梭罗的言下之意。

重读《论公民的不服从》，最受震撼的还是其强烈的公民意识和个人意识。梭罗把灵魂、良心和真理看得至高无上，把做人看得极其严肃，把当公民看得无比认真。请问有几个公民能像他那样，“每年当税收官到来时，我总要审查一下国家和州政府的法令和态度，以及人民的情绪，以便找到一个遵守的前提。”梭罗一生从无政治野心，他的参与意识纯粹出于正义感和责任心。无论是维护印第安人权益，帮助逃奴获得自由，还是几次三番为起事的约翰·布朗辩护，他凭的都是自己的良心。

梭罗的这篇文章也被称为美国超验主义个人主义的经典之作。简言之，这种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良心良知、权利责任，以及自强自立。梭罗把从绝对君主制到有限君主制到民主制的进程，看作是逐渐尊重个人的进程。他一再声称：“先要做人，才去做臣民。”而做人必须是自由的：“我要按自己的方式呼吸空气。”更可贵的是，这种个人主义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个人的言行能够产生社会效果，相信如欲改变社会的不公正，个人必须从我做起。“当臣民拒绝效忠，官员辞去职务”，梭罗的和平革命便成功了。梭罗的想法或许高洁得有些天真，但自觉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精神，这不正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