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自由的阶梯》，作者：钱满素，出版社：人民东方出版社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比较一直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苏珊·邓恩的著作《姐妹革命》 是又一次精彩的尝试，她的考察从两次革命的不同表现一路追踪到决定这些不同表现的理念。该书的副标题原为“法国闪电（lightening），美国阳光（light）”，诗意地点出了各自不同的性质，中文版改为“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也许是为了清晰而牺牲一点意思，这也是翻译中不得已的事。
邓恩的闪电和阳光之说来自古维诺尔·莫里斯的一段话，莫里斯是美国国父这一代出类拔萃之辈，他经历显赫，历任纽约州议员、大陆会议代表、费城制宪会议代表等，并参与《合众国宪法》的最后定稿工作。在当了一年驻英特派员后，他又于1792年至1794年间这段法国革命的非常时期担任驻法公使。在亲历了两次革命后，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家感叹道：“（法国）以天才人物取代理性作为革命的指导，以实验代替经验，在闪电和阳光之间，他们更愿意选择前者，也正因为此他们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徘徊。”
诚然，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是启蒙的产物，都以自由平等作为追求的理想，但它们的表现却宛如两个性情迥异的姐妹。年长十三岁的美国革命曾激发了法国人对自由的巨大热情，然而法国革命走的却是另一条路。美国革命的暴力几乎都集中在战场上，虽然这个战场可能遍及各殖民地。每当战事发生，自耕农们便自发组织起来，放下农具拿起武器去和英国佬打仗，革命中并没有发生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独立后，美国虽然也经历了几年的混乱和危机，但很快就召开制宪会议，以一部根本大法使国家从此走上轨道，就政治体制而言基本延续至今。这大概就是邓恩赞同莫里斯所言的美国“阳光”，这一革命产生的政体是光天化日下的产物，它的亮光如白昼般持续地照耀着。
相比之下，法国革命却如闪电——黑暗中一刹那的极至，一刹那的完美，令人惊骇战栗。它在充满激情的狂暴中迷失了方向，恐怖气氛一度笼罩法国大地，吞噬了敌人，也吞噬了革命的儿女和领袖。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成为拿破仑独裁的护身符，最后，“一个过时的君主政体，在恐怖的断头台之后幸存下来。” 邓恩虽然指出两次革命各有其肯定之处，也都深刻地影响了历史，但她还是毫不客气地写道：“直到1871年，法国仍不知道共和政府为何物。”
两次发生在同一时代、追求同样理想的姐妹革命到底不同在哪里？而导致这些不同的原因又何在？差异到底是从何种原则中衍生出来的呢？邓恩从多方面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对比分析。
首先是革命目标的不同。大家知道，美国革命的起因是英国在七年战争后加紧了对殖民地的控制，而美国人却不想改变原先更为独立自在的生存状态。开始，他们只是提出维护自己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后来才决定彻底独立。他们不需要什么本质改变，只是觉得英国的控制多余，赶走英国人，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就是他们的革命目标。这个目标虽然并非不高，但显然是保守的，是要排除干扰、维持原状。邓恩称之为“复归”，正符合英文Revolution一词在天文学上的意义——“围绕某一中轴的圆周运动，止于其所始。”中文将其译为“革命”，无疑添加了暴力的含义。
法国则不然，在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君主专制后，社会两极分化，民众积累了巨大的怨愤，连贵族也厌倦了，全体都感到变革的必然。因此，法国革命追求的是破旧立新，“目标是重构和重组国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结构，彻底推翻国家的原有制度，要与一千多年的历史相决裂。” 他们甚至相信可以“改造”人性本身。
第二是参与民众——尤其是革命领袖——的不同。美国民众相对理性，革命领袖是以富兰克林、华盛顿、汉密尔顿、杰斐逊、麦迪逊等为首的一个社会精英群体，他们未必都出身富贵，但称得上是靠德才兼备而担当重任的“天然贵族”。他们既拥有渊博的学识，又富有在自治政府中工作的实际经验。他们既尊重经验和传统，又敢于在“反思和抉择”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试验。他们塑造了一个现代共和制度，并能在理论上为它辩护。“在1787年制宪大会上，政治智慧与政治权力之间并没有什么鸿沟。” 有学者甚至认为，在这个独特的时期，“思想和权力，理性与政治走到了一起——事实上是互相融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现象不会再出现了。”
而法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广大民众由于一贯被排斥在政治运作之外，备受压抑后满怀愤怒与激情，却不具有任何实际政治经验。那些创建革命理论的哲学家和“文学之士”们也一样无缘介入政治，他们对变革最为敏感，却“没有拥有任何政治实践知识来调和他们的理论激情，或者提醒他们有关政治和社会现实的障碍。他们创造着自己想象的社会，在这里，任何事情都是简单而符合理性的。” 至于那些实际操作的官员，他们对改革很不敏感，所具有的又只是专制王朝中的政治经验，对新制度而言，根本是错误的经验。所以在法国，“政体领域与观念领域是分离的。一些人进行管理，另一些人在真空中建立关于政体的理论。” 政治理论与政治经验分别被不同的群体所拥有，两者不能融合，理论不适用于实践，经验也无法适应理论。
第三是革命的核心价值不同。在美国，由于习惯了自治政治中的多元与矛盾，人们将冲突的发生与利益集团的竞争视为正常现象，接受“冲突即是政府”的理念。 在他们看来，人民是不同的具体个人的集合，并不存在“同质性板块”的整体“人民”。他们相信，“在现实生活的‘文明共同体’中，那种‘利益、观点以及情感的完美的同质性’是从来不可能找到的。” 不仅人民各不相同，政府官员也不是特殊材料制成，不可能绝对超脱，政府中每个参与者都代表某些利益或党派，希望有一个完全中立的不带感情色彩的仲裁人是徒劳的。他们也因此始终保持着对权力的高度警惕，在制宪时千方百计把政府的权力分割、分散，并使各部分相互牵制平衡，以防权力的集中损害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美国人不是不珍视统一，但在他们的概念里，统一只意味着对民主价值核心的共同承诺，而非差别和分歧的消灭。与法国对统一的崇拜不同，美国革命领袖一直在提防民主制中可能出现的多数暴政，极力防止多数对少数和个人权利的侵犯。
法国人则将统一和一致视为最高价值——“我们的共和国，统一而不可分割”。“在经受了几个世纪僵硬社会等级制度的不平等的折磨后，法国革命最需要的是平等。” 他们要取消阶级差别，让全体法国人成为一个等级——第三等级。他们坚信，“平等的公民就应该拥有相同的革命理想和目标……任何中立的分化都是受人诅咒的事情”。他们不认同分权制衡，国民大会总是声称他们代表国家的声音，代表普遍意志。在他们看来，对人民的政府加以限制或者保护人民免受它的侵害，是不合逻辑的。“在一个建立在所有公民的平等性基础之上的无阶级共和国里，权力的平衡是没必要的。” 相反，绝不能让一个分权制衡的政府来阻碍民意。
法式“统一”的政治理念直接来自卢梭的“公意”说，法国革命领袖大多是卢梭的信徒，卢梭宣称“民主社会应该拥有一个公意，相当于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如果文明的公民能够作为社会人和公民而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单独做决定，那么这一‘公意’就能反映他们的愿望。……公民必须认同并与反映共同利益的公意保持一致。”那么何为“公意”呢？据说，它“与所有公民的愿望并非等价。它既非所有个体意志的总和，也非他们意见一致和妥协意志的表达。它也不相当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因为即使是大多数也可能会堕落和被误导。公意是大众的，并非因为是大多数人同意它，而是因为其目标指向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公意”至高无上绝对正确，其定义却又如此诡秘含混，令人费解，人们在现实中将如何操作呢？诸如“公意”如何产生？由谁来界定或代表？又通过什么程序？这些问题法国人好像根本不去考虑。卢梭甚至认为，真正的自由存在于服从公意中，这位名扬四海的理论家还说，“无论谁拒绝服从公意，都将受到强制去做整个团体所做的事情：即意味着他将被强迫自由。” 托克维尔说过，由于知识分子和理论家杂乱不堪的描绘，观念可以导致暴力。恐怖的根子由此埋下，革命领袖们终于也被革命巨浪冲上了断头台。
在崇拜“公意”的信仰体系中，法国革命强调统一意志、统一思想。任何异议者都可能被理解为反对人民，被指认为人民公敌，失去存在的理由。在法国，“人民”替代上帝，成了绝对真理的化身，但它却只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任人玩弄。雅各宾党人宣称，“每个人都必须忘记他自己的利益和自尊。私人幸福和利益是对社会秩序的强暴。你必须忘记你自己……你的利益要求你忘记你的利益；唯一的拯救就是通过公众幸福得到实现。” 在人民的名义下，个人权利不复存在，个人也就不复存在，所谓的“公意”暗含着一种排他主义原则。不仅分权制衡在法国革命中行不通，许多其他在美国不受质疑的事情到了法国也难以存在，诸如个人言论权、代表不可侵犯权、关门制宪、对程序的忠诚、对反对派的尊重、政治妥协、谦恭的绅士派头、彬彬有礼的辩论、明确放弃对真理的垄断等。
政治语言和政治原则是直接相关的，邓恩列举了法国革命中比比皆是的语言暴力——仇恨报复的威胁，伟大空洞的宣言，政治语言向着辞藻游戏腐化。一位雅各宾党人宣称：“我宁愿让两千五百万法国人死去十万次，也不让一个人毁灭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一次。” 真不可想象，一个没有了法国人的法兰西共和国又是什么？罗伯斯比尔的名言也很多：“惩罚人类的压迫者是仁慈的，原谅他们是残暴的”； “大革命是反暴政的自由的专制”； “恐怖是美德的宣传机”；“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等等， 真是不知所云。相比之下，华盛顿说的是：“不犯错误并非人的品质，在指责别人的观点和行为时，我们应该谨慎。” 对于这样的温和克制，法国领袖们也许只会表示蔑视。作为一个法国语言文化学者，邓恩在对比了两次革命的修辞后说：“入迷于杀气腾腾的观念注定了这次法国大革命的结果。”
邓恩明确点明，形成法国人和美国人精神差异的原因就在于革命前的不同社会形态，但由于革命前的历史不是该书重点，她对此没有充分展开。
莫里斯目睹法国革命的狂暴后感慨地说：“感谢上帝，在美国没有这样的民众。” 其实人与人之间并无太多天生的不同，国民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培养和训练出来的。法国人对“公意”的崇拜本质上还是源自专制制度的唯一权威，王权和天主教会是法国人的权威，他们习惯于在这样一个唯一意志下生活，即便推翻了国王，照样要造出一个至高无上的意志来让全体服从。美国人则不认为社会中存在“公意”，存在的只是不同公民与党派的利益和意志，并各自为自己的利益与权力而合法竞争。
我们常说一个极端导致另一个极端，法国革命的极端正来自革命前数个世纪的专制。在“朕即国家”的法国，权力高度集中，普通民众无法分享权力，他们只有服从，没有机会学习自治。这种制度下的民众心态常常是忍耐和麻木，一旦忍无可忍，他们就可能铤而走险。他们对政治的复杂和微妙一无所知，而被逼无奈后的压抑必然刺激更多的狂想，结果是动辄就想推倒重来，以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能顷刻产生。所以，专制和无政府简直就是一对难兄难弟，其一必然导致其二，法国革命的混乱也只能由拿破仑来收场了。
而在美国，新教除了上帝和《圣经》外，没有教会组织上的绝对权威，在政治上他们也享有充分自治。美国人不需要阶级暴力的民主革命，因为他们已经享受民主。他们不需要极端，因为他们懂得和接受分歧冲突。他们不需要幻想，因为他们对社会有现实的认识。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代议制参与已经缓和了他们对抽象政治观念的欣赏。”
造成美国国民性的因素除了英国传统外，是殖民地一个半世纪的自治。英国在北美的殖民方式和其他天主教国家完全不同，基本上采取自治。早在1619年，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就开始实行政府民选，此后陆续建立的所有十三个殖民地也都是某种方式的自治。殖民地人民学会了自己组织政府，制定法规，自己治理自己。这样的人民知道政府的意义，明白政治的奥秘，懂得政治是一门修修补补的艺术。
追溯历史，18世纪的美国人能谙熟政治之道，不能不提到清教殖民地初创时形成的几个重要信仰、经验和传统。第一就是关于契约立国的概念，这一概念是从新教传统中延伸到政治领域的。立约神学是清教神权政体的组织原则、思维框架、精神支柱和话语方式，它为这个在荒野中求生存谋发展的新民族提供了一个神圣基础和凝聚中心。立约神学是务实而又虔诚的清教领袖们对正统加尔文教——特别是其预定论——的创造性修正，在维护上帝绝对权威的同时，将人与上帝的关系变得更为理性，使之能适应新的环境，与时俱进。通过长期的自治，美国人切身体会到政府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治理者与被治者是平等的契约关系。正因为这一概念深入人心，《独立宣言》才能振振有词地宣称：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被治者的同意之上，如果政府违背了这个初衷，人民有权去改变它，使它回到原来的目的。
第二，清教徒们对人性之恶抱有警惕，因而对教育格外重视和投入。为了防止“山颠之城”居民的无知无信仰，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阅读理解《圣经》和律法，也为了教会后继有人，清教徒们将教育视为头等大事，在建立教会和政府后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办教育，六年后即成立了哈佛。更重要的是清教社会在普及公共教育上的远见和创新，他们发布强制教育法令，创办学校和学区，建立图书馆。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大概是最早提倡和实行强迫教育和义务教育的。等级分明的法国也许能培养出最出色的精英阶层，但美国的教育普及却教化出有理性、有公共意识的民众。教育对清教徒的意义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关系到人的塑造。正是这一高度重视教育的传统，对美国国民素质的提高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第三，美国保持着社会阶级的流动状态，当时大部分美国人是自耕农，他们相信自己的劳动致富，富兰克林在《致富之路》中关于勤劳节俭的强调是他们工作伦理的真实写照。他们将工作视为生活的基础，工作是圣召，不分高低贵贱，都是侍奉上帝的方式，因此具有神圣的宗教尊严。财富是天恩，是上帝的恩赐与托付，同时也是荣耀上帝的方式。在这一工作伦理的指导下，清教社会开创了全社会勤劳工作、鄙视懒惰、节制欲望和积累财富的风气，为美国社会的安定、财富的创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性原则和精神动力。在这种勤劳致富的社会条件下，阶级革命是多余的，因为根本不存在固定不变的阶级划分。
正是在这种广泛的参与中，美国人获得了一种平和的心态，他们即使有不满也不必诉诸暴力，完全可以通过正常、合法、民主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历史是一条因果链，了解了殖民地一个半世纪的状态，美国革命表现得如此平稳不是完全顺理成章的吗？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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