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绅士谋国：美国缔造者》，主编：钱满素，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执政八年，华盛顿觉得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他的临别赠言竟然成了他最著名的作品。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华盛顿都以务实的态度对待每一项事务，告别词体现了他一贯的风格。他利用这个机会向美国人说出了国家在内政、外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他认为应当如何解决。华盛顿虽然谈的是现状，但他的着眼点却是美国的未来，这是告别词能够赢得历史地位的重要原因。
据称华盛顿在起草告别词之前，先把四年前麦迪逊的版本拿给汉密尔顿参考，汉密尔顿写了新版的告别词，两相对比，华盛顿决定选用汉密尔顿的版本，毕竟汉密尔顿更懂他的心思，更能说出他的心里话。华盛顿在汉密尔顿起草的告别词开头加了一大段对自己的辩护，尽情宣泄了他对受到不公评价的委屈和痛苦。汉密尔顿不动声色地帮他改为：
我已诚心诚意地为这个政府的组织和行政，贡献了我这个判断力不足的人的最大力量。就任之初，我并非不知我的能力薄弱，而且我自己的经历更使我缺乏自信，这在别人看来，恐怕更是如此。
汉密尔顿替华盛顿含蓄地表达了不满，但又很好地维护了他作为总统的形象。润色后的文字显得谦虚、大度，符合华盛顿留给世人的印象。汉密尔顿把这段委婉的诉苦放在告别词的第二段不那么显眼的位置，而在开头，则用一段声明表明华盛顿退职的决心。
重新选举一位公民来主持美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已为期不远。此时此刻，大家必须运用思想来考虑把这一重任托付给谁。因此，我觉得我现在应当向大家声明，尤其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使公众意见获得更为明确的表达，那就是我已下定决心，谢绝将我列为候选人。
华盛顿决定卸下重任，一是要向所有人表明他言而有信，并无当国王的意愿。二是他需要远离政务，在“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放松身心，消解郁闷。华盛顿的第二届任期遇到极大的挑战，有人批评他对“威士忌叛乱”反应过度，镇压民众的诉求，与暴君无异；在《杰伊条约》中背叛法国盟友，卖国求荣，违背了共和原则。这些攻击背后有着杰斐逊的身影，但华盛顿从不轻易猜忌别人，在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争斗过程中，华盛顿总是尽量做一个好听众，并依照自己的经验做出最后的判断。但在谣言被证实后，华盛顿终止了跟杰斐逊的通信和来往。在告别词中，华盛顿以严肃的态度告诫美国人“警惕党派思想的恶劣影响”。
华盛顿为人非常绅士，无论讲话或写信，总是彬彬有礼，然而在告别词中谈到党争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时，他的措辞是从未有过的严厉，“那些常见的党派思想的形式，往往是最令人讨厌的，并且确实是政府最危险的敌人”。18世纪90年代的党派分歧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一、如何看待联邦政府的权力。联邦主义者认为强大的行政力量是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而以杰斐逊和麦迪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人则认为强大的联邦政府就是第二个腐败的英国，总统若权力过大则与国王无异，君主制的幽灵总是徘徊在新大陆的门口，需要时时警惕它的反扑，革命与斗争这个弦不可松。二、如何看待南北方的不同利益。联邦主义者注重国家利益，他们支持任何有利于联邦发展的政策，不太在意自己的一家一州的得失。民主共和党人则把州权看得至高无上，以维护州权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他们把北方的银行家视为贪得无厌的贵族老爷和投机分子，随时张着血盆大口，准备吞噬南方种植园的利益。
华盛顿从不介入党派争论，也不喜欢高头讲章，他判断事物的标准是是否实用。在他看来，民主共和党人的论点有两个明显的问题：首先，美国的制度与英国不同，美国的行政首脑并非世袭，而是民选，总统的权力被限制于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基本不存在君主制的基础。杰斐逊有一次当着华盛顿的面批评汉密尔顿有君主制倾向，华盛顿忍不住反驳他，“全美国有建立君主制想法的不超过十个人，这些人的想法不值一提。”尽管汉密尔顿经常口无遮拦地在国会赞扬英国的制度，但他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学习英国，从而赶超英国。华盛顿从不认为汉密尔顿是君主主义者，就像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当国王一样。杰斐逊总是怀疑美国要走向君主制，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很让华盛顿恼怒和受伤。
其次，杰斐逊和麦迪逊时常把南北方的利益之争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用一套美国革命、1776年理想的说辞绑架具体的行政措施，动辄就要维护州权，脱离联邦。华盛顿对理想主义的文字有着天然的免疫力，对分裂联邦的言行深恶痛绝，认为这样做会“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煽起骚动和叛乱”。华盛顿本人就是美国革命的带头人、76年理想的塑造者，他当然要维护革命的成果。只是他认为要保护美国的独立就必须建立强大的联邦，否则就会“为外国影响和腐蚀打开方便之门”。华盛顿深知人民幸福的基础是国家实力，而国家强大的必要条件则是建立统一的联邦。“政府的统一……是你们真正独立大厦的主要支柱，维护着你们在国内的平静和国外的安宁，保障着你们的安全和各方面的繁荣以及你们如此高度珍视的自由。”
华盛顿洞察当时党争的实质问题——州权与联邦权之争、南方与北方之别。他为之深感忧虑，反复告诫美国人建立统一联邦的重要性，可惜美国人要等到一场惨烈的内战结束后才能真正领悟华盛顿的苦心。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内战最看不到希望的1862年，国会决定对全体议员朗诵华盛顿的告别词，以振士气。从1896年开始，每年华盛顿生日那天（2月22日），参议院都要给所有参议员朗读这篇告别词，这个仪式提醒所有参议员应当以谨慎的态度对待民主。民主社会虽然赋予每个人表达的自由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但这样的权利和自由都要有所克制，恣意妄为的自由最终伤害的只能是民主本身。法国政治家约瑟夫·德·迈斯特伯爵说过，“每个民族都拥有它配有的政府”。如果说自由平等的理想是现代文明的共识，那么要在具体细微的政府管理中实现这一理想，则需要理性的民众和谦恭的权力共同努力，控制权欲这匹野马，使之成为带动人类前进的良驹。
外交政策方面，华盛顿坚持远离欧洲的矛盾，在他的要求下，旧世界的爱恨情愁终未沾染新大陆的处女地，而他定下的孤立主义原则竟在美国延续了一百多年。华盛顿在告别词中强调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保持中立，他所说的“中立”并非绝对不偏不倚。实际上，在贸易往来、对外交往中绝对“中立”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提倡的是“排除对个别国家抱着永久的、根深蒂固的反感，以及对另一些国家感情上的依附，培养正直的、和睦的感情来对待一切国家”。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华盛顿始终坚持国家利益高于感情偏见、现实目标高于政治幻想，因此他才坦言“一个国家想从别国寻求无私的援助是愚蠢的，……更大的错误莫过于预期或指望国与国之间会有真诚的援助”。华盛顿的政治信念是现实主义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最大的成就也许就是对现实的把握，他总是能够控制决定他自己以及国家命运的事件。
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在费城的主要报纸《美国广告日报》（American Daily Advertiser）上发表《致美利坚合众国人民》，此后美国的各大报纸都转载该文，《新罕布什尔快报》（Courier of New Hampshire）给这篇声明加上标题——“华盛顿的告别词”，该标题沿用至今。该文发表后，民主共和党人感到兴奋，老迈的“君王”终于走了，他们可以不再受他影响。大部分美国人则感到忧伤，他们已经习惯于受华盛顿的引导，一时难以接受没有他的国家。而华盛顿则感觉如释重负，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可以回到家乡，安享退休生活了。
华盛顿带领美国人赢得民族独立，又引导他们建立统一的国家。他在共和制的实践中，虽然手握重权，却从不玩弄权术；虽然尊重民意，却不畏惧多数；虽然相信大众，却更依赖精英。华盛顿以朴实的智慧和非凡的领导力把共和制落到了实处。1799年12月14日，华盛顿因偶感风寒，后突发炎症，在弗农山庄去世，享年67岁。他在遗嘱中解放了他的所有奴隶，弥补了他生前避讳的遗憾。他是唯一主动解放自己奴隶的国父。尽管后世评论家常诟病华盛顿蓄奴与他的政治理想不符，但华盛顿从未生活在理想中，他一直避免谈论奴隶制问题，因为他觉得这个话题涉及面太宽，一旦触及就会影响联邦的统一。凡是影响统一大业的事，华盛顿都谨慎地避而不谈，何况在那个时代，奴隶问题更多的是经济问题，还没有上升到道德高度。从现实可行的角度考虑，华盛顿一直闭口不提奴隶问题。
华盛顿在生前已享有盛誉，去世后世界各国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清朝咸丰年间福建巡抚徐继畬称：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对华盛顿的评价中最为人熟知的无疑是大陆军名将亨利·李的点评，“他是战争中的第一人，和平时代的第一人，也是美国人心中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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