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怡回忆父亲关山月：他很讲情谊，一直不忘家乡情

（原标题：关怡回忆父亲关山月：他很讲情谊，一直不忘家乡情）

“几十年来餐桌上必定有一样菜:阳江咸鱼豆豉”——

立冬刚过,广州开始有了一丝凉意,清晨的小洲村,被小雨滋润过后,雾气渐散,熙攘的人群开始蔓延到村中的街巷,对于被艺考产业充斥得体无完肤的古村落,偏安一隅的“艺术村”几乎成了这里最后的净土,曾经关山月、黎雄才、梁世雄、周彦生、方楚雄、刘书民、尚涛等十多位艺术家聚居的艺术村,虽然有些名家已经离去,但由于灯火延续,这里依然保持着昔日风貌,村口大门由已故著名画家关山月先生题写的“艺术村”碑刻依然屹立着。关怡与收藏周刊记者约定的采访地点,就是位于“艺术村”靠河边的住所。“家乡情、朴素、尊师重道”,问及关怡对父亲关山月先生的印象,她语气肯定地说出了几个词。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父亲朴素的观念,

锻炼了她缝补的手工活

位于“艺术村”靠河边的住所中,大厅入门左侧,挂着一张关山月先生晚年的生活照片,关怡指着照片告诉记者,“他在外面会十分注意仪表,西装笔挺的,但在家里,他还穿缝补的裤子,这条裤子不知道缝补过多少次。”说起父亲,关怡首先想到的是他勤俭朴素的一面。还在北京展出的“关山无限——纪念关山月诞辰105周年作品展”中,人物画《穿针》在开幕当天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画中的主人公正是当时还不到10岁的关怡。

1954年,在中南美专中国画专业里,关山月先生主要负责人物科教学,由于那天原定的模特临时来不了,他便把女儿关怡从家中喊来,临时顶替课堂模特。不少人也许会意外,为何是描绘穿针的动作?“我当时正在家中缝补衣服,父亲就让我继续做这样的动作。”关怡说,正是因为父亲朴素的观念,早早就锻炼了她缝补的手工活,以至于画面中的动态,看起来十分娴熟。

关山月先生的这种朴素的观念,甚至对孙辈也影响较大,八十年代,还在读小学的孙子关坚,也大大方方穿着缝补的衣服上学,有一次老师发现后,十分惊讶,作为名人之后,却如此朴素,成为了校内佳话。

创作《绿色长城》既是对家乡眷恋,

也是对乡村变化的歌颂

日常生活中的关山月先生,不但在衣着上表现朴素,饮食也较为简单,在关怡看来,这也反映出他是个很讲情谊的人,一直不忘家乡情。除了经常往家乡捐赠物资钱财,修缮路桥和其他公共设施,关山月对家乡的饮食风味也是一直忘不了。咸鱼豆豉是家乡阳江的特产,也是关山月先生数十年中饮食的最佳伴侣,“几十年来餐桌上必定有一样菜:阳江咸鱼豆豉,而豆豉排骨也是他最喜欢的家常菜。”关怡说。

同样反映出关山月对家乡有眷恋之情的《绿色长城》是其代表作之一,这幅描写阳江海边的作品同样成为了新中国美术作品中的经典作品。小时候的关山月经常会路过那里的海边,由于周边没有树荫,整个海滩经常被太阳炙烤,在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小孩子大多没鞋穿,赤着脚丫走路,关山月也不例外,因此,每次从那里走过,他的脚底都差点要被烫伤,很多时候只能让父亲背着走过,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关山月先生重新回到这里的时候,大为吃惊,郁郁葱葱的树林完全改变了那里的生态,后来知道还有女民兵进行巡防,关山月先生借用了“长城”的比喻,巧妙地表达了创作理念。

“用他的画偿还学生的全部手术费用”

关山月先生甚少对女儿发脾气,但第一次让他“大发雷霆”,只因她直呼了高剑父的全名。“那次跟父亲谈及艺术问题,提及了高剑父,我随口说了全名,结果父亲大为震怒, 什么高剑父?这是恩师,老师怎么能直呼其名? ”关怡说,高剑父去世后,父亲每年清明都去拜祭缅怀,“他的确是一位很尊师重道的人,这一点,对我们也是言传身教的。”

说起这个,关怡还回忆,儿子关坚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一次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座谈会,每个同学都纷纷拿走台面的水果,各自分来吃,结果他拿了就放在书包带回给了当时的老师,“当时我父亲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吃?他说,您教导我们要尊敬老师。父亲听后甚为惊讶,非常开心。”关怡认为,这都是关山月先生平时的言传身教,尊师重道的结果。

在关怡看来,父亲不但对师辈十分尊敬,对学生也倍加大度和关怀。在六十年代,有学生对关山月先生进行过“打骂”,改革开放后,这名学生到了外省工作,在面临提拔时,相关组织人员来到了广州,征询关山月先生意见,关怡回忆称,当时父亲并没有提及任何此前的事,反而很巧妙地回应了这些外省来的考察工作人员,“他现在不是在你们那里工作吗?如果你们认为他的能力足以胜任,我想也应该没问题了。”后来这名学生果然顺利升职,回想起当年的“过错”,他还专程回到广州对关山月赔礼道歉。

还有一次,广州美术学院一学生病情危急,在学校内筹募善款用于换肾。关山月得知后,直接就向医院提出,用他的画偿还学生的全部手术费用,以画换肾。

2014年,作为广东省关山月艺术基金会理事长的关怡,正式设立了首届“关山月学术奖”。她说:“父亲生前多次设奖资助年轻学者和学术研究,这一奖项的设立,是对关山月先生热心支持艺术事业和教育事业的继承与延续。”

“在他一生中,都贯穿着时代精神”

不过,在处理自己女儿的私事上,关怡笑道,父亲铁面无私,甚至近乎“苛刻”。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知青下乡,关怡也被安排到中山的农村。一些有地位的人士当时都通过“疏通”,将子女留在城市,不用到农村受苦。父亲关山月却反而鼓励她去。关怡回忆:“他觉得作为他的子女,更应该响应号召,去体验生活。在他一生中,都贯穿着时代精神。”

临行前,关山月执笔为女儿画了幅人物像:旁边的行李已经打包好,戴着大红花的关怡出发前,仍抱着毛主席语录沉思,作品名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此后,18岁的关怡赤着双脚,站在蚝壳上围垦造田,苦熬两年才得以返城。

1978年,广东画院恢复,关山月任院长。后关怡也受聘到画院工作。不过,凡是有女儿参与的画展比赛,无论谁上门邀请,关山月都“避嫌”,拒绝担任评委。 有一次,画院三个美术师竞争两个评优名额,关怡也在其中。关山月就直接嘱咐女儿,“你不要申报”,为其他二人让出机会。“事实证明,他的决定还是正确的,后来那两位画家在美术界都很有成就。”

关山月的一天

关怡回忆,父亲是个很讲“规矩”的人,生活也很规律,极少熬夜。清晨早餐过后,先到一楼门口耍太极拳,之后拿上一份报纸,回到工作室,左手拿报纸,右手磨墨,新闻资讯的阅读是他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包括晚上的《新闻联播》。

“磨墨如病夫”,他强调磨墨一定要慢,但同时又强调需要用力、要有劲。一天用多少就磨多少,“每天都要用完这盘墨”,他经常这么强调,如果作画一天,最后还是剩了墨,他就会继续练习书法,把墨水用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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