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政府大战独裁派,托洛茨基坐收渔翁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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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怡，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战争史研究》撰稿人。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是现代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纪念日。“网易×战争史研究”栏目将推出系列文章，回顾这两次革命的经过和演变轨迹。本文为该系列的第三篇，前文请戳 俄国革命百年：列宁是德国刮中的幸运彩票？

“克伦斯基攻势”

对将将组成联合政府的克伦斯基来说，既然他选择了跳进权力的沼泽，就必须硬着头皮开始收拾军事和经济烂摊子。5月18日上任第一天，他以陆海军部长的名义发布了《八号法令》，要求暂停由士兵委员会选举前线指挥官的做法，官兵未经许可不得擅离职守，不得以“参加革命”为名组织任何形式的地方政权或行政机关。农村的暴力分田运动遭到制止，经济监管委员会也开始强制工厂恢复生产。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愿意听从他的指挥：自视为农民权利守护者的斯皮里多诺娃、卡列林、普罗相等社会革命党元老宣布退党，组建了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临时政府。首都工人要求先涨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随后才会继续开工，而政府压服商人要求不得擅自提高物价。结果由于复工成本太高，有350多家工厂在几个星期之内破产。更令人揪心的是军队——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委员会派出一组宣传干事到塞瓦斯托波尔去运动黑海舰队肃清旧军官，理由居然是：“你们的舰队司令还是沙皇任命的，为什么不马上枪毙他？”

克伦斯基在一线官兵中颇有威望，这是他敢于采取军事攻势的心理原因

另一方面，尽管主张继续对德作战的米留可夫已经黯然辞职，但临时政府和协约国之间的贷款续约谈判还在继续。西线英法军队计划于7月中旬在马恩河一线发动突破作战，作为策应，他们希望俄军能提前在东线发动一波攻势，牵制住德军的后备力量，使其无法向法国前线增兵。克伦斯基把自己的名誉和政府的前途都赌在了这次攻势上：1905年革命期间，他曾挺身而出为被沙皇军队杀害的贫苦农民家属提供法律援助，因此在主要由农民组成的俄国陆军中多少有一些威望。新任俄军总司令阿列克谢·勃鲁西洛夫骑兵上将更是以擅长进攻而著称——1916年夏天，由他发起的“勃鲁西洛夫攻势”曾经在3个半月里将400公里长的战线平均前推了30公里，给德奥军队造成超过100万人的伤亡，是大战期间俄国陆军最辉煌的胜利。为了筹备这次进攻，克伦斯基和勃鲁希洛夫在西南战线上集结了3个集团军的兵力，指望创造一场起死回生的奇迹。

俄军总司令勃鲁西洛夫上将（右二）是进攻战略的倡导者，1916年曾凭此一战成名

定于7月1日开始的这次进攻作战，因为主要由克伦斯基推动发起，因此被冠以“克伦斯基攻势”之名。它的基本构想依然是勃鲁希洛夫最擅长的坎尼式迂回包围：第7、第11集团军从布罗德以西出发，向奥匈军队据守的加里西亚重镇利沃夫推进，形成主要攻击方向；同时科尔尼洛夫指挥的第8集团军突入新近被德军占领的罗马尼亚，形成侧翼牵制。一旦右翼的俄军主力在加里西亚战线形成新的突出部，此前已经深入立陶宛—白俄罗斯腹地的德军主力将有被压退到波罗的海海岸线、从而遭到彻底分割的危险。届时，德军势必主动向波兰方向撤退，而俄军当可乘机将波罗的海附近的战线前推拉平，从而彻底缓解入春以来的战略劣势。

“克伦斯基攻势”开始前，俄军士兵乘火车向进攻发起点转移

然而无论是勃鲁希洛夫还是克伦斯基，显然都选择性遗忘了：即使是在1916年夏天俄国具有局部兵力优势、士气和纪律也相对良好时，他们对中欧强国军队的伤亡交换比也不过是1：2。“勃鲁西洛夫攻势”在给德奥军队造成100万人的损失的同时，自己的伤亡和被俘数量同样超过了50万人，元气大伤。而在1917年7月的攻势开始前，德奥两国在西南战线上同样部署了3个集团军，兵力与俄方相当。而勃鲁希洛夫的突破战术最倚重的炮兵和骑兵，恰恰已经在二月革命之后的混乱中折损严重，并且因为指挥系统瘫痪，得不补充。当部队还在向前线移动时，已经有4个团因为拒绝服从命令而被解散。所有迹象都显示：此去前途不妙。

1917年7月“克伦斯基攻势”态势图

但进攻还是义无反顾地开始了。7月1日，经过两天的炮火准备，右翼的俄军两个集团军开始突入加里西亚。克伦斯基发表了信心满满的演讲：“今天是革命大捷之日。（俄历）6月18日，俄国革命军队怀着极大的热忱开始了进攻。”与其正面接触的奥地利第3、第7集团军猝不及防，被迫一路后撤，俄军迅速攻克斯坦尼斯劳，逼近利沃夫。7月6日，第8集团军也在左翼投入了战斗，与作为辅助的罗马尼亚军队一同突破了奥地利人的防线，于当月10日攻占加利奇，11日攻克卡卢什。“克伦斯基攻势”似乎取得了不错的开局。

然而俄军的活力却已提前耗尽。勃鲁希洛夫式战术的要诀在于：避免成本高昂的人海冲锋，依靠工兵将坑道挖掘到距离敌方战线薄弱处仅有几十米的位置。行动开始后，炮兵首先以一阵短促的射击覆盖突破点，随后数百人规模的小型突击队迅速渗入突破点、向敌军战线深处拼命穿插，另以富有冲击力的骑兵进一步扩大突破口，随后步兵再接续跟进。而在“克伦斯基攻势”开始后的前两个星期，俄军虽然只损失了大约3.9万人，与过往的败绩相比可算很少，但战死的几乎都是经验相对丰富的突击队员。补充上来的新兵因为缺乏训练，无法独立完成战术要求较高的突破任务，只能由军官举着红旗、高喊着口号一窝蜂似地冲向守军阵地，结果在铁丝网前被机枪火力直接撂倒。后续部队见伤亡如此骇人，干脆拒绝作战，在士兵委员会的带领下就地扎营，甚至向后方逃跑。临时政府派出慰问团抵达前线，却发现刚刚开来的新兵们正在议论“一定要活着回家”。有9个营的部队在作战第一周就发生了哗变，勃鲁希洛夫正在失去对部队的有效控制。

俄军战线崩溃后，遗弃的尸首被德军集中收殓，准备掩埋

这种微妙的情形，很快被德奥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伯特默步兵上将所察觉。俄军右翼在利沃夫东南方被暂时挡住后，他立即要求总参谋部从法国战线调来11个德国师，从意大利战线调来2个奥地利师。加上把7个师的预备队提前投入战场，中欧强国现在集结起了一支20个师规模的机动兵力。7月19日，这支新部队突然从北面痛击俄国第11集团军的侧翼，在佐洛乔夫凿开一个突破口，随口一路冲向塔尔诺波尔。俄军在第一天就有2个师直接溃散，在沃洛奇斯克一晚上就有1.2万人被打死。为了避免被分割包围，已经取得进展的部队也开始从前方掉头逃跑，勃鲁希洛夫的战线陷入了崩溃。从7月20日到23日，右翼俄军在四天内连续后撤240公里，直到8月第一周才勉强建立了一道可以固守的新防线。此时他们已经丢失了布罗德、塔尔诺波尔、切尔诺维茨等10多座主要城市以及兹布鲁克河屏障，战死5.8万人，几乎不成为有组织的军队。

影响更加惊人的还有政府的其他一些决定。二月革命之后，由于临时政府承认各少数民族拥有自治权，从波罗的海到高加索，到处都出现了仿照苏维埃模式组建的地方立法机构。7月14日，在乌克兰中央拉达（议会）的吁请下，临时政府批准其组建独立的行政机关，并承诺将在未来召开立宪会议之后正式批准乌克兰实行高度自治。这一消息和“克伦斯基攻势”失败的噩耗一同传来，使暂时支持临时政府的右翼政党感到国家随时可能崩溃，立即开始蠢蠢欲动。另一方面，自革命爆发以来一直享有特权地位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也听到了一个真假难辨的消息：由于前线的伤亡过于惨重，克伦斯基正准备将他们调往乌克兰、直接面对节节推进的德军。当初这些人正是因为不愿继续作战才投身革命，如今便考虑再度起事，推翻左右联合政府。

“人民”再度暴动

像二月革命时一样，7月16日（俄历7月3日）的这场骚乱是在没有明显党派背景的情况下自发滋生起来的。当天凌晨，反战分子的大本营彼得格勒卫戍第1机枪团自发召开了士兵会议，决定以武力推翻“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临时政府，并立即派代表到首都各工厂、部队和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进行串联。天亮后不久，有7个团的士兵带着武器走上了街头，向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所在地塔夫里达宫前进。他们向苏维埃主席齐赫泽呈递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由苏维埃领导他们改组临时政府，驱逐10个非社会主义党派背景的部长，停止前线攻势，立即进行分地运动，将大型工厂国有化。不想趟浑水的苏维埃当场表示了拒绝。

二月革命后，乌克兰中央拉达在基辅圣索菲亚教堂广场发起群众示威，要求临时政府授予其高度自治权，最终如愿以偿

于是，另一群示威者转而跑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办公处，要求列宁出来领导他们举行“二次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认为自己尚未做好接手大局的准备，最终给予了回绝。但本来就是从街头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该党工运和兵运领导人却表现得异常兴奋：军事委员会（BMO）委员沃洛达尔斯基决定在未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自行下令全市工人起而响应。波罗的海水兵领导人拉斯科里尼科夫也从喀琅施塔得打来电话，汇报称自己已经发动水兵和船厂工人前来彼得格勒参加游行。加米涅夫激动地赞许道：“这就是人民的声音啊！”

7月17日，又一次聚集在彼得格勒街头的工人和市民示威队伍

7月17日天一亮，普梯洛夫兵工厂的3万名工人及其家属就走上了街头，朝塔夫里达宫涌去。临近中午时，卫戍部队的士兵加入了游行队伍，使街头的民众数量增加到了50万人。紧接着，拉斯科里尼科夫率领的1.2万名水兵果然驾着拖船和汽艇驶进了涅瓦河口，乱糟糟地爬上了岸。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彼得格勒市苏维埃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后来回忆说：“一切都越界了。黑色百人团分子、流氓、挑衅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绝望的人们混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把示威变得盲目而混乱。”大大小小的街道上挤着足足十几股人马：40多万工人、市民，1.2万名持枪的水兵，1万多名赤卫队员和无政府主义者，几千名被动员来制止局势失控的警察和哥萨克骑兵，专为寻衅滋事而来的反犹主义者和黑色百人团成员，乃至企图乘乱打劫商店的街头流氓。

涅瓦大街和铸造厂大街的拐角处发生枪战后，游行人群惊慌逃散

在涅瓦大街和铸造厂大街的拐角处，有人从建筑物的窗子里朝游行队伍打冷枪。暴怒的水兵立即提枪冲进沿街的店铺，挨门挨户地搜查“反革命分子”。狂欢的暴民乘机尾随其后，把烟草店、酒吧、饭店和百货商场洗劫一空。警察和卫戍部队相互推搡、射击，有400多人横尸街头。尽管暴乱民众一度喊起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但所有脑子清醒的人都能看出：这既不是革命，也不是起义，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骚乱。

7月事件中，持枪包围塔夫里达宫、要求临时政府让权的波罗的海舰队水兵

下午5点钟，波罗的海水兵抵达塔夫里达宫，把临时政府的办公室包围起来，一度还劫持了农业部长切尔诺夫作为人质。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年轻的本地党员和他们的上级发生了争执。列宁在经过一番心理斗争之后，最终表态：“不，现在还不能夺权，现在还没到时候。”临时政府至少在形式上还得到苏维埃的全力支持，而布尔什维克只是一个地位尴尬的小党派。假使过早站出来接过名义上的领导权，势必会在阴晴不定、充满戾气的民意浪潮裹胁下丧失方向。更何况目前临时政府还被尊为“革命政府”，教唆推翻这一政权，会被视为“破坏革命事业”。而只要布尔什维克党还在野一天，应对民众质疑、承担经济和社会成本的负担就还落在临时政府的肩上。他希望一直等到后者因不堪重负而自行崩溃。

1917年7月，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召开军事会议

然而，临时政府手里也有一张尚未打出的王牌。自从列宁一行在德军总参谋部的帮助下返回俄国，鲁登道夫对他们策动和平运动的成效始终所知不多。因此到了1917年5月，德方派出一位地位超然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罗伯特·格里姆前往彼得格勒活动，试图摸清临时政府是否有诚意与德奥实现停战。而格里姆不仅全程参与了列宁、普拉滕等人与德军代表的接触，还帮助他们申领过德方的旅费资助。他抵达俄国之后，在和临时政府官员的交谈中不经意地透露了这些细节，并留下了一份完整的谈话笔录。临时政府方面虽然很快就以“涉嫌间谍案件为名”将格里姆驱逐出境，但一直保存着这份笔录。现在，正是它发挥功效的时候了。

17日深夜，早骚乱中保持中立的几个卫戍团的士兵代表被召集到塔夫里达宫。自从革命爆发以来，他们对几支激进部队动辄以“老革命”自居、要求取得特权的举动早有不满。在塔夫里达宫，总参谋部情报机关的几位负责人向他们展示了格里姆的谈话笔录，并宣称：列宁早已成为德国间谍，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回国就是为了煽动暴乱；教唆群众上街的正是这些德国人派来的奸细，他们要葬送俄国革命的成果，向柏林投降。在一种群情激愤的氛围下，当然不会有人慢条斯理地去分辨德国人究竟赞助过几路人马、又有多少党派和他们接触过。中立派士兵们只知道两件事：布尔什维克是德国奸细；保卫临时政府就是保卫俄国革命。

7月危机结束后，克伦斯基前往波罗的海舰队发表讲话，以安抚人心

18日凌晨，大部分卫戍团的士兵委员会向临时政府发出了效忠声明。紧接着，彼得格勒军区下属两所士官学校的学生持械开入市区，在塔夫里达宫附近建立了防线。天亮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编辑部第一个被士兵捣毁。得到消息的列宁告诉托洛茨基：“现在他们要把我们一个一个都枪毙。”他打算马上化装潜往芬兰，重新转入地下活动。托洛茨基对此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一走了之等于间接承认了关于“德国间谍”的指控。列宁和他应当留在首都，召集群众向他们公开当初回国条件的全部细节，声明这只是权宜之计、而没有和德国人展开任何形式的“合作”。这样不仅可以挽回党的名誉，还能将临时政府推到陷害者的地位上。但列宁坚持己见，化装成铁路工人、又一次坐上293号机车，躲到了芬兰的拉兹里夫湖畔。临时政府代理内政部长、孟什维克采列捷利随后就签发了通缉他的命令，罪名正是“充当德国间谍”。

孟什维克领袖采列捷利（红圈内）在全俄工兵苏维埃会议上。他也是全俄国务会议的主要发起人，后来潜往格鲁吉亚组织独立的民族主义政权

中立部队倒向临时政府之后，首都的局势很快平静下去。19日一早，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开始复工。托洛茨基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一份要求工人和士兵“保持平静、镇定”，尽快结束示威游行的公开信，随后就待在舍辛斯卡亚大楼的办公室等待被捕。7月23日，他和卢那察尔斯基、加米涅夫、拉斯科利尼科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相继被捕，关进了十字监狱。有趣的是，这几个人将成为十月革命爆发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最初班底。而他们在监狱里也没有待上太长时间，到了9月初就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释放了。

7月事件是当年11月的武装起义之前，彼得格勒最后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它造成了700多名平民和军人的死伤，超过100人被捕。经过这次风波，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决定继续支持“拯救革命的临时政府”。8月6日，总理李沃夫亲王辞职，克伦斯基作为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受命组建第二届联合政府。他本人担任总理兼陆海军部长，立宪民主党人涅克拉索夫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14个部长席位中有半数被社会主义者（非布尔什维克）占据。为了整顿军纪，7月25日，经老资格的社会革命党人、陆海军部副部长萨文科夫提议，临时政府通过了在前线恢复死刑和建立革命军事法庭的决议，并得到了苏维埃的全力支持。

科尔尼洛夫的一击

列宁出走芬兰、托洛茨基被捕之后，布尔什维克对临时政府的威胁并没有解除。相反，由于一批政治倾向更为激进的年轻党员临时控制了中央委员会，他们开始更激烈地针对临时政府。8月8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召开了临时代表大会，明确宣称：临时政府的本质乃是“以上层指挥人员的军事集团为支柱、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领袖以革命的帷幔加以掩饰的反革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专政”，并且“使政权无痛苦地转归苏维埃已经不可能”。换言之，他们决心武装夺权。而控制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其正当性同样来自社会主义学说和革命事业，并不能对此加以公开禁绝。情急之下，孟什维克领袖采列捷利提出召开一次“全俄国务会议”，将一切有意与现任政府合作的党派和势力团结到一起，彻底孤立布尔什维克。

新任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左二）在萨文科夫（左一）的陪伴下参加全俄国务会议

8月26日，这次匆匆忙忙组织的会议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有2500多名代表从全国各地赶来参会，其中既有现在的全俄苏维埃和过去的国家杜马议员，也有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自治局等基层行政组织的代表，以及军队、工商界、金融界、农业协会、少数民族和宗教组织的领袖。从党派上看，有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属于保守派阵营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但大家的话题从未谈及支持临时政府，而是急不可耐地争论“谁该为二月革命以来的乱象负责”。当右派代表发言时，左派高声喝起倒彩；左派代表演讲时，右派则以提前退场表示蔑视。嘈杂的讨论进行了三天三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也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创见提出。仅有的例外是，有一个人从一进场起就获得了掌声欢迎和喝彩；当他离开会场时，门口的士兵将他抬起来、抛到空中。此人正是新任俄军总司令、哥萨克将军科尔尼洛夫。

1917年8月，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刊登的科尔尼洛夫在彼得格勒受到热烈欢迎的照片

46岁的科尔尼洛夫在7月31日受命接替老上司勃鲁希洛夫，以收拾前线残局。在年轻时，他是活跃于阿富汗、波斯和中国新疆的冒险家，1915年在加里西亚当师长时一度被奥军俘虏，随后自行从战俘营中脱逃回国，因此成为全军偶像。这位瘦骨嶙峋、一脸苦相的上将平易近人，意志坚强，没有丝毫官僚习气，在沙俄军队中是少见的异数。因为这种作风，科尔尼洛夫被视为天生的“革命军人”，临时政府中的许多部长对他寄予了厚望。但科尔尼洛夫偏偏又是一个热衷政治、却不懂政治的蛮干派——二月革命后，正是他以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的身份签署了逮捕尼古拉二世一家的命令；但在四月危机中，他却又自作主张派兵去玛利亚宫，准备“清理”示威群众。这样一个执行力极强却又缺乏政治判断力的人物，很容易就成为了保守派的游说对象。

在“克伦斯基攻势”期间，科尔尼洛夫是第8集团军司令。他曾亲眼目睹新兵在士兵委员会的领导下集体哗变，因此对革命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在国务会议的现场，他又冷眼旁观政客们忙于推卸责任、却无暇顾及节节恶化的军事形势，更生出了“民主不过是一场闹剧”的念头。散会后，他告诉参谋长邓尼金：“那些人为什么不把权力交给我？我会继续战斗，保卫国家，然后确保立宪会议顺利召开。届时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国家，而我会光荣退休，不妨碍任何人。”邓尼金立即表示自己将全力支持他的司令。卷进这场密谋的还有骑兵第3军军长克雷莫夫中将和陆海军部副部长萨文科夫，已经下野的十月党籍部长、前国家杜马主席古契柯夫和大富商、莫斯科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帕维尔·廖布辛斯基为他们提供了活动资金。

1917年8月，新任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检阅北方方面军下属部队

站在科尔尼洛夫的角度，他所从事的是一种高尚的牺牲：暂时夺取政权，将节节逼近的德国人打退；随后在军人监护下举行立宪会议选举，还政于民。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根本理解不了，在一波高过一波的革命狂飙冲击下，1917年夏天时的俄国人对“阶级”的认可度已经远远高过了“国家”。他们不想打德国人，不想打奥地利人，不想打已经建立了独立政权的波兰人和芬兰人，因为那些都是“富人老爷们的战争”——跟他们自己没关系。而那些撺掇他把权力“拿过来”的保守派政客，内心也根本不想还政于民，只是期待一个能用马刀迅速恢复“秩序”的军事独裁者。而科尔尼洛夫不过是他们临时借用的一个工具罢了。

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彼得格勒工人组成了武装赤卫队，准备和卫戍部队一起抵御“野人师”的进攻

不过无论如何，有利于政变的因素好像一下子都涌了出来。在全俄国务会议上，科尔尼洛夫的威望获得了验证。而到了9月第一周，德军开始朝拉脱维亚首府里加逼近，军事领导人的作用瞬间变得异常突出。在彼得格勒，各大政党继续互相拆台：布尔什维克指责最高统帅部要把“红色里加”出卖给德国人，临时政府则表示要严厉惩戒一切“德国间谍”。科尔尼洛夫的亲信们暗示：距离首都最近的北方方面军的几个师是他们的内应，只须一声令下，就可以反戈一击、将临时政府连同苏维埃一扫而空。因此，到了9月6日，这位总司令秘密任命克雷莫夫将军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同时下令北方方面军所属的骑兵第3军、土库曼旅、乌苏里师以及距首都最近的高加索土著骑兵师（俗称“野人师”）回师彼得格勒，逮捕社会主义者，“恢复秩序”。

9月7日傍晚，毫无心理准备的克伦斯基在办公室收到了科尔尼洛夫的代表送来的最后通牒。通牒内容只有三行字：临时政府应立即宣布彼得格勒处于戒严状态；应立即将全国军事和民政大权移交给总司令；全体政府部长、包括总理应立即辞职，各部事务交由副部长代理，直至总司令组成新的内阁为止。换言之，这是要建立科尔尼洛夫的军人专政。大感震惊的克伦斯基决定马上通电全国、解除科尔尼洛夫的职务，宣布他为叛逆。但他却没有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应付总司令的进攻：留在彼得格勒的除去缺乏实战经验的士官生，就只有那几个倚老卖老的“老革命”卫戍团，自己根本指挥不动他们。只有近在咫尺的波罗的海水兵能解燃眉之急，但这些人只肯向布尔什维克效忠。因此，他索性放任水兵代表去见监狱里的托洛茨基，指望挽回局面。

在十字架监狱，托洛茨基也面临着一场激烈的舌战。水兵代表向他提供了两个方案：要么响应克伦斯基的号召、开到城郊抵御科尔尼洛夫的进攻；要么先把总司令的部队放进城，让他们和克伦斯基相互残杀，布尔什维克再坐收渔翁之利。水兵委员会是倾向于第二个方案的。但托洛茨基明智地指出：三股势力中，科尔尼洛夫最强，临时政府最弱；如果对克伦斯基见死不救，他在情急之下或许会答应总司令的要求，把苏维埃献祭出去。而群众的态度是很容易受现实环境影响的，一旦把兵变部队放进城，人们也许会在半推半就中接受科尔尼洛夫的独裁。当务之急是帮助临时政府，因为他们越是要依靠红色武装的力量来平息兵变，声望就越是不济，将来要推翻他们也就越容易。他还建议立即派宣传干事前往科尔尼洛夫的部队，对士兵进行劝说。

科尔尼洛夫叛乱结束后，参与兵变的部队被迫交出武器

9月10日，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举行了士兵代表会议，要求临时政府同意组建武装工人赤卫队，释放7月事件后被捕的布尔什维克，并废除7月25日的死刑法令。获得首肯之后，波罗的海水兵开始成批进入市区，构筑防御工事。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队赶到了骑兵第3军，提出了一项尖锐的质疑：既然科尔尼洛夫口口声声说要拯救国家，为何他不先去打退逼近里加的德军，反而径直扑向首都？一天之内，士兵们就改变了主意，拒绝执行克雷莫夫的命令，铁路工人也拒绝运输科尔尼洛夫的部队。而对“野人师”，彼得格勒苏维埃派了一批穆斯林代表前去进行劝说，士兵们马上被争取过来了。他们不仅重新宣誓效忠临时政府，还逮捕了领导叛乱的克雷莫夫将军，将他解送往彼得格勒。9月12日，绝望的克雷莫夫向克伦斯基坦白了参与策划兵变的经过，随后留下一句遗言：“拯救祖国的最后一击失败了，活着已经没有意义。”接着举枪自尽。

1921年，效忠科尔尼洛夫的白军高举这位已经战死的将军的照片合影

没有经过一场战斗，也没有几个人流血，科尔尼洛夫的兵变在5天之内就被瓦解了。总司令本人、邓尼金以及参与密谋的30余名高级军官在莫吉廖夫大本营被捕，关进了拜克豪监狱。古契柯夫仓皇逃往法国，萨文科夫则被社会革命党开除党籍。毫无远见的一击非但没能恢复任何秩序，反而摧毁了临时政府平息无政府状态的努力。就在科尔尼洛夫起兵的第二天，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议案，宣布肃清军队内部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一号法令”之后，又一批刚刚被提拔上来的高级军官被当作科尔尼洛夫的同党加以拘禁和处决，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下滑。现在，他们又要经历另一轮重组和动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