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谁在收藏中国》，作者：谢林·布里萨克、卡尔·梅耶，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1924年1月21日，华尔纳抵达敦煌。他发现那些佛教石窟，“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绘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面对千佛洞中数以百计的绘画人物，华尔纳变得满心狐疑：“我不是化学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绘画修复师，只是一名具有积极考古良心的普通人。我要做的事情，似乎既会亵渎神灵，又不可能完成。”不管怎样，华尔纳当着王圆箓道士（卖给斯坦因和佩里奥特手稿的那位敦煌看护人）的面，把在胶水桶中浸泡过的布料覆盖到壁画墙上，等其干燥后实施揭取。他用那种方法，从敦煌6个洞窟中揭取了多块壁画。
华尔纳想到了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在给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初步报告中，他宣称，那些壁画“是首批未遭锯痕严重破坏而揭取的壁画。毫无疑问，与迄今为止来到美国的任何中国绘画一样，它们具有同等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他描述了自己与王道士的心理战，结果都是他“放弃顾左右而言其他，单刀直入提出揭取壁画”。
天寒地冻，从洞窟墙上揭取壁画相当不易。华尔纳写道：“胶水总是在墙上冻结，而不是渗入壁画里面，即便我事先用热水把胶水摊薄了。未及把胶布摆放到适当位置，它已彻底冷却。总而言之，我的希望渺茫。”最后，华尔纳用毛毡和纸，将粘下壁画的胶布层层包裹，外面再用绳子捆绑。华尔纳在敦煌所有活动的费用，是向王道士捐赠150美元。“那只是一笔巨额小费，其中还包括了我们的食物、牲口草料，以及王道士对我进行的心灵引导服务。我考虑让福格艺术博物馆支付那笔心灵引导费，在我未去哈佛学院礼拜堂期间尤为如此。”
但是，华尔纳从敦煌带回的真正精华之作，是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绘观音像。为了得到它，只得使用锤子，将其从基座上敲打下来。华尔纳回忆道，他们用了“5天时间，从早干到晚。而那5个夜晚，则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绝望和悔恨交加之夜”。把那尊观音像装车前，华尔纳充满深情，用自己的内衣包裹塑像，以应对返回北京的18天旅程。“虽然我在返程时缺少内衣和袜子，”他在报告中写道，“但一想到那些东西在发挥作用，在使那尊塑像的肌肤鲜活光滑，以及颜料残片免遭损坏，我的内心就备感温暖。”在质问了王道士及其助手，并“洗劫”了藏经洞后，华尔纳和他的翻译确认，那里再没有留下什么卷轴画或手稿了。于是，他们拔起营寨，打道回府。
对于自己转移艺术品的行为，华尔纳反复辩解：敦煌石窟难以到达，并且已经遭受破坏。19世纪，在民间起义中，敦煌石窟已经遭受破坏。斯坦因和佩里奥特两人都认为，敦煌的可移动文物，在伦敦和巴黎会更安全。他们预料，未来美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研究员，也会以同样理由为自己辩护。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华尔纳哀叹道：“壁画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脸上有深刻的划痕。一排排侍女从你身边走过，她们穿戴着华丽头饰，然而你却难以看到一个完整头像。在德高望重的众神中间，王位之上端坐着观音。在观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爱的跳舞女孩。整个画面布局精巧，却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爱面庞上面，胡乱涂画着（白）俄军队的番号。佛陀端坐，从他宣扬莲华经的口中，刻画出斯拉夫人的一些污言秽语。”
对于那些斯拉夫语涂鸦，华尔纳将其归罪于中国人对敦煌的漠不关心。他对一位朋友写道：“想到那些故意破坏行为的德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那里的所有壁画揭取得精光。有谁知道，何时中国军队会如白俄军队一样在那里驻扎？更糟糕的是，那里的动乱还会持续多久？再过二十年，敦煌将变得不值一看。”
尽管如此，在给哈佛大学校长和董事们的正式报告中，华尔纳对自己揭取壁画的事只字未提。在福格艺术博物馆，那些壁画被转移到丹尼尔·瓦尼·汤普森手里。他是福布斯的学生，也是一位文物保护专家。汤普森曾建议华尔纳使用一种“剥离技术”，即只从墙壁上剥离壁画表层。他本人曾在欧洲壁画上使用过那种方法。1974年，在接受一次访谈时，汤普森承认，他对敦煌壁画的修复尝试不算多么成功：“华尔纳没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胶水。他使用的胶水很厚，几乎不可能处理。洞窟里面的墙壁很冷，胶水在上面很快结成了果冻状。”后来，文物保护专家桑奇塔·巴拉仓德兰引用了汤普森的报告。他提到了壁画《崇拜者半身像》等例子：“胶布变得异常松弛，没有粘下来任何色彩。只能说上面的色彩，要比预期的更少。”事实上，壁画中人物的面部已完全消失。一位舞者形象应是“最无希望修复”，它损坏得过于严重，难以进入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巴拉仓德兰曾两次尝试修复《一位佛教徒的头部和肩膀》画面，试图将壁画色彩与胶布分离，无果而终。因为，壁画的“图像特征已被彻底破坏”。
萨克斯、福布斯及其后台资助者们认为，福格艺术博物馆首批探险队获得成功，要部分归功于华尔纳能把死人说活的天赋。基于首批探险队的有限成果——西安的雕像、拓片，敦煌的壁画片段，以及不同洞窟的照片——1925年，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管理层，说服博物馆董事查尔斯·霍尔掏出5万美元，再次资助探险队袭击中国西部。霍尔是铝业百万富翁，属于对中国感兴趣的收藏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支持福格艺术博物馆和华尔纳所说的“大计划”，即推动中美学者之间开展合作。1928年，那个计划终于修成正果，设立了哈佛-燕京学院，借以促进中国的高等教育。此次华尔纳再次成为探险队的名义领队，虽然他一直待在后方北京，为实施“大计划”寻找中国合作者。
此时，杰恩成为了探险队的实际领队。探险队员在北京停留了几个月，在那里学习中文。如他们的领队所言，他不想“领导新的探险队，除非他对中文有说得过去的了解”。杰恩学习的中文包括“用一些中国方言讲古代中国流行的骂人脏话”。他还自娱自乐，用文身布满身上每寸皮肤，成为“浴缸里的哇噻景观”。最终，杰恩和同伴们离开北京，向着敦煌进发。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瞒着中国政府，揭取更多的壁画。除了杰恩，新探险队还包括未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研究员普艾伦、文物保护专家丹尼尔·汤普森、外科医生贺拉斯·斯廷森以及摄影师理查德·斯塔尔。那一年，华尔纳44岁，而其他美国人都是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
在北京，华尔纳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正式许可，要求探险队只能在敦煌研究、拍照，并“被最大限度地警告……不能从洞窟转移任何东西”。但是，该探险队的规模、汤普森的加入（一位壁画揭取专家），以及杰恩与福格艺术博物馆之间的通信，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他们的计划远远超越了拍摄记录。他们讨论了从一个或更多洞窟揭取整个壁画场景的计划。其中最大胆创新的方案，是汤普森提出的“飞机运输建议”，即每月一次把东西分批运往北京附近的总部。“飞机上的10小时或12小时，远比马车上的3个月安全。”汤普森给普艾伦写道，后者把建议信转交保罗·萨克斯：“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安全转移每批东西，使竞争对手和土匪望尘莫及……飞机可以完美运送雕塑。漫长的陆运有可能使塑像粉身碎骨。”
3月25日，探险队已离开北京一个月。距离敦煌还有8周路程时，探险队遭遇了一件事情，算是对后来困难的预兆。此时，探险队已被美国大学的贾斯廷·雅各布斯、杰恩和他的团队重组。在翻译王近仁、北京国立大学（即北京大学）学者陈万里博士陪同下，探险队在泾川遭遇了一群愤怒的中国农民。那是一个靠近甘肃省罗汉洞的小村庄。根据陈万里出版的日记记载，大约有20名村民“紧紧抓住马缰绳，不让我们离开”。有更多农民赶了过来，“引发了一场大骚乱”。他们“谴责杰恩打破了一些佛像”。人群不断聚集，直到探险队拿出现金，以每件2美元的价格购买了那尊大佛像和18尊小塑像。协商刚刚结束，当地治安官抵达现场。交易无效，钱被退回。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的一个事件给中国处于升温中的反对“外国鬼子”的愤怒火上浇油。此时，福格艺术博物馆探险队正在前往敦煌的路上。上海一家日本棉花厂发生了罢工。其间，工厂的警卫对罢工者开枪，打死了一名工人。由英国人统治的上海警察部队驳回了对枪杀事件负有责任的工厂经理的起诉。随后，在外国人租界对面的上海南京路，发生了大规模学生游行。英国警察向人群开枪，至少打死了11名示威者，打伤多人。中国各地兴起了反对外国人的抗议活动。传教士和外国人被迫撤离。据报道，在随后发生的长达数月的骚乱中，死伤人数达到数百。
在那种社会背景下，杰恩的队伍一来到敦煌，就立刻被一群愤怒的示威者包围，其中还有“一名荷枪实弹的护卫”。杰恩如此告诫华尔纳：“你去年离开敦煌后，当地民众对转移文物之事极其不满，他们发起令人恐惧的公开争论，谴责敦煌当地治安官接受了贿赂允许你带走文物，必须下台。”因此，华尔纳本人只得在安西停留，那里离敦煌还有3天路程。华尔纳补充道：“如果我此时在敦煌，会使那里的情况雪上加霜。”此时，华尔纳担心“去年普艾伦给我的那几块壁画碎片和泥塑，已演变成整个洞窟被我掠夺……我成了敦煌饥荒和干旱的罪魁祸首”。杰恩在向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福布斯馆长的报告中写道：“我的结论是：任何试图剥离壁画的行为均属愚蠢之事”。自探险队上次光临敦煌以来，情况已发生改变。“从受损壁画上剥离少许碎片是一码事儿，可一蹴而就，既不引人注意，也不会使和尚和当地民众过分悲痛。而揭取整个洞窟或更多完整洞窟的壁画，则属于另一码事儿。那至少需要3个月或4个月的时间，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当地的极大关注，还可能引发实际骚乱……我们可能也会惹上麻烦，不仅会危及福格艺术博物馆未来可能派出的探险队，更糟糕的是，还可能会对我们的‘大计划’造成伤害。”
敦煌石窟距离敦煌城24公里。探险队必须在白天穿越那片沙漠，还要有警卫护送，单程差不多5个小时。因此，探险队每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在3天的时间里，总共有10小时用于研究和拍照，还不允许使用闪光灯。因此，“外国鬼子们”几乎不可能杀出一条血路。除了路上经过时拍摄的少数洞窟照片，他们将“徒劳而归”。多年后的1987年，美国华裔学者陈毓贤出版了《洪业传》，他在书中透露，身兼秘书和翻译的王近仁出卖了探险队，他曾向在美国读过书的北京燕京大学系主任洪业忏悔，称华尔纳首次在敦煌石窟揭取壁画时，他就在现场。洪业主任与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联系，通知探险队后续旅程的沿途官员对探险队提供保护，但“决不允许他们触碰任何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1年，福格艺术博物馆派出了最后一支探险队。由于中国已不欢迎华尔纳，那次探险队的领队是奥利尔·斯坦因。然而由于洪业从中阻拦，探险队再次受阻。天津报纸《大公报》以头版头条新闻宣称，斯坦因的任务是掠夺新疆的文物。新近成立的“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则公开指责斯坦因属于破坏公共财产者，抗议西方机构剥夺了“合法拥有者、最能胜任研究（中国文物）的中国学者”拥有文物的机会。因担心奥利尔·斯坦因爵士的探险可能对未来的“大计划”造成破坏，不久前成立的哈佛—燕京学院要求将其召回。
作为探险队领队的日子结束了。备受挫折、悔恨交加的华尔纳返回福格艺术博物馆，担任该馆东方艺术研究员直至1950年退休。萨克斯注意到，华尔纳确实不愿意离开剑桥城，曾在1927年拒绝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邀请。后来，该馆将那个岗位给了普艾伦。因此，萨克斯给福布斯写了封便函，对华尔纳研究员的价值进行了总结：“你我都知道，华尔纳不是世上适合常规办公室工作，常规教学工作，或任何常规工作的最佳人选。虽然如此，他仍然是一位如此活跃的人，一位如此好的朋友。从长远看，他是一位充满魅力的有用之才。他选择了我们，而不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那是我们的幸运。”脱下了考古学家装束，换上了宽松的剑桥粗花呢的华尔纳，从未晋升为正式教授，却成为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和日本艺术”广受欢迎的讲师。那是美国相对新鲜的研究领域，是美国最早出现的此类课程之一。试讲阶段结束时，华尔纳“为20位年轻人主办了一个提供啤酒的正式午餐。他们选修此课程，是觉得它轻而易举。我们曾一同兴高采烈地在艺术博物馆聚会，观看库房藏品，一起刻苦学习应对考试。我会事先告诉他们所有的考试问题，他们以为那样会使生活变得简单。但结果表明，那种做法没有多大帮助，与他们想象的不同。”
华尔纳本人的著述十分杰出，思路清晰，充满机智诙谐、顺手拈来的俚语。他认为，“亮闪闪的泛泛之论”令人憎恶。学生若是敢冒这个险，就会被老师用钢笔黑墨汁批上“亮泛论”评语。华尔纳一生都对射箭和放鹰狩猎饶有兴趣，把业余时间用于削制木头猎鹰。他十分健谈，属于为波士顿婆罗门常聚之地——“客栈”和“周六”两家俱乐部增添光彩之人。那两家俱乐部，都同样受到了哈佛大学毕业生的资助。在“客栈”俱乐部举办的圣诞晚宴上，华尔纳带领大家唱起欢乐颂歌：“揭开屋梁，让蜡烛忽明忽暗闪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尔纳投笔从戎。据说——尽管他本人予以否认——美国原子弹轰击日本广岛和长崎后，他冲进白宫，说服了美国总统杜鲁门，使日本城市奈良和京都免遭狂轰滥炸。他称自己的作用只是提供地图，详细标出日本的文化遗产地，而把炸弹投到哪里的决定与他无关。尽管如此，日本人在上述两座城市为他竖立了纪念碑，后来还授予他二级“神圣珍宝勋章”，那可能是日本颁给一个外国人的最高等级勋章。华尔纳还受到了日本裕仁天皇的接见，他写道：
昨天，我受到了裕仁天皇陛下的接见。天皇接见以简洁著称……这是第一次此类接见，以后再无可能。天皇极为高兴，他让我在他旁边的椅子就坐，似乎不等随从翻译就完全理解了我的英语。实际上，双方都不需要翻译，除了我对宫廷特别着装形式一无所知，可能相当无礼地与他过于称兄道弟……最后，他说天气很热，我必须照顾好自己的健康（我上身穿着购自伦敦、用于皇家学院讲座的黑毛毡外套，下身是软棉布短裤）。毫无疑问，我看上去有几分激动，尤其是现场的日本武士无人擦拭额头汗水；而我自己，则有一个需要不断抹去汗水的额头。
华尔纳去世时，感恩的日本人在京都镰仓和奈良为他举办了纪念活动。镰仓的圆觉寺展示了他的照片，同时有十几位禅师为他吟诵《莲华经》篇章。
然而在中国，华尔纳一直被视为盗贼，可以减罪的历史背景被忽略不提。2004年，在敦煌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要求归还从敦煌遗址拿走的所有文物。那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它们已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十几处收藏地。福格艺术博物馆坚持认为，他们曾为华尔纳的那些文物全额付款，并有发票作为证据。
华尔纳开展活动的时代与今天完全不同。在那个时代，外国人经历千辛万苦带走文物，并且对自身的行为有约定俗成的辩解理由：中国人不重视，并肆意破坏那些文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那些文物出现在西方收藏中，才推动了当今文物保护者们的倡议。这段有争议的历史最后有一个积极的结尾，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启动了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工作。目前，人们可通过在线网络接触内容广泛的资料，可搜寻数据库中的数千张照片。在6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参与合作下，该项目所记录的文物不仅包括敦煌千佛洞，还包括丝绸之路沿线的其他遗址。伦敦大英图书馆的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在温控设施内对敦煌手稿进行修复，将先辈遗留的背衬、糨糊和框架予以清除。
福格艺术博物馆的那些敦煌文物目前保存在哈佛大学的亚瑟·赛克勒博物馆。我们上次去剑桥城时，那座博物馆因整修闭馆。但是，我们之前参观时，那里展出的只有那尊观音塑像和两块壁画残片。詹姆斯·库诺在所著《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百年收藏》一书中，未将华尔纳征集的任何一件艺术品纳入目录。尽管如此，该馆的文物保护修复人员仍从修复敦煌文物所获的知识中受益匪浅，他们对其他主要博物馆举办的亚洲壁画展览提供监管、协助，包括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博物馆。至于敦煌石窟，我们1995年参观时，羞愧的导游还是会对外国游客指出那些被揭取的壁画，在揭取壁画的地方，还保留着白色方形切块和发黑的胶水滴。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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