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力生医生就是在“逆天行道”

上次采访余力生，还是2013年10月，因为浙江温岭的“伤医案”。那天，余力生下了手术才知道，罹难的医生是自己的同行：五官科主任。那之前大约一年半的时候, 余力生科里的一位医生，也曾无端地被病人刺伤，右颈内静脉完全割断，共输血1500毫升……事发第二天，人民医院的“五官科”如常开诊，唯一的改变是，将原来医生背朝外坐的椅子，换成了面朝外的方向，想再有人冲进来行凶时，正在看病的医生们能早点知道。

1994年就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余力生，早就有一个无奈的结论：人的疾病和死亡，三分之一是上帝决定的，三分之一是病人自己，剩下的三分之一才轮到医生，而他每天做的，就是在对抗疾病发展的必然规律。

“伤医案”还在发生，病人的数量还在增加，余力生和他的同事们也还在那间出过事的诊室里，日复一日地“逆天行道”着。

不马上手术，孩子就要没命了

北京晨报：你是五官科主任，自己也有专攻的领域吧？

余：五官科包括耳、鼻、喉，我的专业是内耳。我在德国的维尔茨堡大学读了3年博士，世界第一个内耳重建就是在那里，那是1950年。那里出过18个诺贝尔奖得主，我的老师Helms教授是国际医学界耳科最著名的专家。

我学成回来时，按照当时德国的技术做了软骨的鼓膜重建，当时国内专家对此还有怀疑，后来，出国的人多了，也有专家去了德国，回来对我说，中国的医疗水平，和德国差四五十年，但是，最近十几年，我们明显赶上了。

北京晨报：很多人只知道得“中耳炎”时要去“五官科”。

余：有一次，我去云南，帮他们做“耳蜗植入”的手术，手术结束后，他们让我去看个病人，是个14岁的男孩子。他一走过来我就知道他是“胆酯瘤”，因为身上带着很特殊的臭味。这孩子已经发烧一个月了，而且是高烧，头疼得厉害，当地医院一直给他输液消炎，已经输了4周，再输下去都要“肺纤维化”了。他有两个哥哥，已经早早的死掉了，这是家里最后一个孩子。

我马上让他们退了机票，因为孩子必须手术。孩子母亲犹犹豫豫地对我说：“……我们没有钱”。我说，这哪是为钱呀？不马上手术孩子的命就没了！手术中的引流我放得非常慢，如果快了，孩子就会发生“脑疝”，可能手术中就没命了，最后至少放出了50毫升的脓，这么多的脓液挤在脑子里，如果转院，孩子可能就死在半路上了。我走的时候，孩子母亲赶过来，手里托着一大包钱，全是几元几元的零钱……

美国总统就死于这个病

北京晨报：这么要命的病，城市里很少见了吧？

余：那地方太穷了，这种病和经济落后有关。大城市的病，已经从过去的感染性疾病，变成现在的生活方式病，但也有急性的，会马上要命的。

北京有个医院就接收过这样的病人，因为嗓子疼来急诊，医生诊断是“扁桃体炎”，开了药，结果病人出了急诊就倒地死了。他得的是“急性会厌炎”，会厌就在嗓子，急性炎症的时候会水肿，堵塞气道，病人是因窒息而死的。美国以前的总统华盛顿，就是死于这个病。

这种情况每年我们都会有几个，虽然诊断之后治疗很简单，但很容易被忽视、误诊，所以我不断对科里的医生强调：遇到嗓子疼，但扁桃体并不红肿的，一定要用“间接喉镜”看看下面的会厌，别轻易放走。

北京晨报：读者看到这个，会对“五官科”有新认识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病。

余：黑龙江一个病人，晕得厉害，在当地各种治疗、诊断，花了两万多，还是照样晕。来的时候兴师动众，推着轮椅，一群人簇拥着进来的，结果一检查，是“耳石症”，马上做了个“耳石复位”，才花了200多元，从治疗床上下来，病人就自己走出诊室了。

每年都会拒绝几个要做手术的病人

北京晨报：知道“耳石症”的人很少，但耳鸣耳聋的人特别多，好像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

余：“耳石症”还有耳鸣、耳聋的高发，和现在人精神压力大有关系。对耳鸣耳聋，国际上使用激素，但是口服或者静脉滴注剂量都很大。2006年的时候，我尝试用耳后注射激素的方式，剂量用得少了，全身吸收的也少，但局部作用却明显增加。后来，有个非常重要的领导，因为工作压力大，听力突然下降，请了各位顶级专家去会诊，我也去了，最后采用的是我的方案。

第二天领导的办公室却打电话说，原来只是听力下降，现在却增加了耳鸣，怎么会这样？我说，这就像机器，修好了之后它得有启动的过程，启动之后才能发挥功能，耳鸣就是机器在启动，放心，效果很快就出来了。结果到第二天，不仅耳鸣没有了，听力也恢复了。很多医学现象需要医生自己仔细地观察思考，像苹果一直在往地上掉，但只有掉到牛顿的头上，才得出牛顿定律。我打这样的包票是有理由的，因为已经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北京晨报：之前的很多“伤医案”，好像都发生在“五官科”。

余：其他科也有，之所以“五官科”没能幸免，因为过去，五官科医生不太了解以躯体症状为表现的心理疾病，比如“鼻中隔偏曲”。

人群中有60%的人有“鼻中隔偏曲”，可导致鼻塞、鼻炎、头疼，有的时候确实是鼻中隔的问题，但精神或者心理疾病的躯体表现，也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如果不知道这个规律，单纯地做了鼻中隔的手术，就算躯体问题解决了，病人仍旧觉得难受，之前的一些伤医案，很可能就有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做这样的手术前，要给病人做心理评分的，如果评分显示有严重的心理问题，这个手术是不会做的，要重新评估。

我每年都会从要做鼻中隔手术的病人中，挑出几个，不是不给他们治疗，而是要找到他们真正难受的根源，如果是心理的，就算勉强手术了，还是不解决他的问题，甚至可能引起纠纷，医生就成了“替罪羊”。

（下转B02版）

余力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大学言语听觉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耳内科学会中国分会副主席；主要致力于耳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擅长中内耳显微手术，人工耳蜗植入术。2002年完成了大陆首例双侧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1994年获得德国医学博士学位。

北京市首批医疗鉴定专家库成员。

承担国家985、国家十五、国家十一五、国家回国人员科研基金等课题研究工作。

《中国耳科学杂志》副主编。

余力生门诊时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每周二四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