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民国科技史

（原标题：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民国科技史）

师永涛

一直以来，似乎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民国时代的大师大多是文学家，而自然科学似乎默默无闻。实际上，自清末开始，中国人对于科技的探索和追求一直没有停过。

1933年8月，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画报》，目的是让科学完全平民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授科学知识，以引起儿童及一般民众对科学的兴趣。次年，每期出版1.2万册，代销点遍及全国甚至是南洋；到了1935年，杂志在取得盈利后主动降价一半，被视为众多科普刊物的典范。

创刊之初，由杨孝述先生任总编，杨先生曾经公费赴美留学，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电工系，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第一篇数学论文便是他推荐发表的。

尽管是一本大众科普杂志，但这本杂志的作者群可谓是群星云集：著名化学家和上海大同大学校长曹惠群先生、中国最早进行特殊钢研究者周仁先生、中国解剖学先驱于道先生等担任常务编辑，动物学一代宗师秉志、气象学家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科技史学家任鸿隽、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赵元任、物理学教育家裘维裕、土木工程学家茅以升等是特约撰稿人。

之所以列出这些先贤的名字，是因为《科学画报》在科学普及方面的严谨，需让某一学科的大家来为大众讲解科学的基本问题。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中外科学家无不强调基础理论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而早在70多年前，《科学画报》就对此类问题进行了正确解读与传播，清晰地列举了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发明成果中的范例，明确地阐释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结合的规律。科学理论为社会实用的先驱，若要工商各业的发展，必须要有科学理论的研究。1939年7月，在创刊6周年之际，《科学画报》明确提出“格物致知，利用厚生”的办刊宗旨。

值得说道的是，民国时期的科学家在人文方面的素养非常之高，他们的科学著作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比如《科学画报》1948年2月第14卷第2期上，首篇文章是竺可桢先生的《阳历与阴历》，为老生常谈的阴、阳历做正源，作为科学家的竺可桢极具散文家气质，在他的《说云》一文中，他借用了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白云赋》，说“地球上纯粹美丽也者，唯云雾而已”。在当期杂志，还有《从石油说到我国的石油》，不但有中国石油分布图，还有当时的玉门油田的油碳化实验室照片；而在“名人传记”栏目则介绍了1938年去世的水利学家李仪址先生，以及他主持的陕西关中洛惠渠水利工程。

《科学画报》的出版方是中国科学社，在近现代中国科技发展历程中，这是一个应该被历史铭记的名字。

191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在美国成立。一批留美中国学生，认为祖国之所以孱弱，莫过于科学不发达，决意成立科学社。同年，在国内，陈独秀创刊《新青年》。1960年，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科学事业家任鸿隽曾经写道：“中国科学社作为一个私人组织的学术团体，开始组织时，是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楷模的。”以此为据，将中国科学社的建立与英国皇家科学社相提并论，也几乎成了学界的共识。中国科学社从最初9位创始人，发展到1949年拥有3700余名社员，团聚了各门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的代表性人物。

1924年，中国科学社建成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首台无线电话机；他们创刊的《科学》杂志，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和美国的《科学》（Science）、英国的《自然》（Nature）并称；他们创立的南京科学图书馆有藏书几十万册，每年从英、法等国订购杂志140余种；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在40位筹备委员中，只有5位不是中国科学社的社员。

2015年，上海举办了“赛先生在中国——中国科学社成立百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科学院副教授熊卫民说：“直到1960年5月5日在上海宣告结束，在存续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科学社促成了国家科学战略的初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进程。”

而《科学画报》作为中国历史最长的一本综合性大众科普期刊，其间尽管经历过一些波折，但时至今日还在出版，但是没有了俯下身子为大众普及基础科学理论的科学家，这本杂志也已经成为了一本普通的面目模糊的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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