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上个世纪的男神冯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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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的男神冯喆（下）：天鹅之死

作者：冯琳，朗读：吴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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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照料身患癌症的母亲并送了母亲最后一程，冯喆自身的命运也翻开了最悲惨的一页，生命终止在大西南的“牛棚”。兄妹之间杳无音信，十年后妹妹再得哥哥的消息却是被通知去成都参加骨灰安放仪式。冯琳怀抱冯喆和母亲的骨灰，安葬胞兄于广州银河公墓。

事也凑巧，这时正值“文革”前夕，所有借调外地的人员必须返回原单位，二哥也绝不会以母亲病重为理由延迟返回的。我把母亲的单程回乡证送到广州时，他们已经准备好动身返回成都。二哥一见我就先给我打预防针，告诉我不要哭，要高高兴兴地和母亲告别，鼓励她安心养病（因为母亲不知道自己患肺癌），等她好了你接她去上海看舅舅。我点头允诺。可是见到母亲比两个月前更加消瘦，更加憔悴，我不由心酸，眼泪还是止不住往下流，二哥立刻给我使眼色打手语，用其他话语打岔掩饰过去。就这样，我强忍悲痛，强装笑脸，陪了母亲几天，尽一个女儿的最后孝心。待他们必须登车离去时，我望着他们，心里明白，此一去就是我与母亲的生死诀别，可是我却不能陪伴左右照顾她，尽一个女儿的天职。当时心情真是非语言可以形容，目送火车远去，我一个人伫立在空空荡荡的火车站上，忍不住失声痛哭。

1959年拍摄的故事片《沙漠追匪记》剧照。

回到香港不久，收到母亲的亲笔信，说二哥经常背她去看病，说她吃药后不那么痛了，相信自己很快会好的。那些天二哥几乎一两天有一封信，报告母亲病情。十个月后······二哥来信告诉我说：医生说母亲的生命最多还能维持三天，当时我正拍摄者即将要结束的新戏，让我自己决定回不回来。同时告诉我，母亲不同意我回去，怕浪费车钱，二哥说他会很好地送母亲最后一程。只隔一天，同一天上下午收到二哥两封电报，告知母亲已去世。最令我感动的是二哥在火葬场陪伴着母亲，等待入火化炉时写给我的信，这是二哥的遗信，请允许我分段摘录原信，看看他对母亲的照顾是何等细微。

冯喆、冯琳兄妹和母亲

“妈在二月八日凌晨两点十五分去世。妈的腿、手指、面部有些浮肿，癌细胞已扩散到肾腰，逐渐渗入血液中去了。”

“我每天请二三次医生来家里观察治疗，医生认为家里条件比医院要好，认为不宜住院。”

“搬来了氧气筒，我建议输液，盐水和葡萄糖。医生说会引起肺气肿。”

“我每日和保姆日夜护理。”

“不论咳得多么厉害，我都安慰她这是最好的现象······她倒真信以为真。”

“二月五日，呼吸较为急促，她说我大概再也见不到小妹了。我立即打乱她的思路，对她说：你需要心情平静不能胡思乱想，应该多想想好的，以后怎么去上海玩，怎么回香港和小妹团聚。以后她就再没有说这种丧气话。”

“去世前一星期，食量突然下降。”

“七日，大便十余次，大夫认为是全面衰竭，肠功能失效的症状。”

“注射氨茶碱和葡萄糖，呼吸以每五秒四次半减少到三次，接近正常。”

“临终前两分钟开始喘气，医生说并非痰堵塞而死，而是癌细胞梗塞心脏所致。”

“临终前没有撕扯衣裳现象，可以说是舒舒服服去世的。”

“七日一夜，妈便闭着眼睛不讲话，直到临终没有留下任何话。”

“直到临终妈都不知道是所患是癌症，满怀信心地与病魔进行斗争，相信自己一定能痊愈。”

“从元月十四日开始，癌症引起的强烈疼痛便逐渐减轻，痛感完全消失。”

“破四旧，殡仪馆不办丧礼，写这信时我正在火葬场等待遗体焚化。”

“下午一时三十分开始火化。骨灰将装在一个精致的骨灰盒内，安放在家里，我永远陪伴母亲的遗灰。”

1963年摄制完成的故事片《桃花扇》里的候朝宗是他一生中最后的银幕形象

读这封信时，我的泪水湿透纸背，二哥的的确确送母亲走完最后一段人生路。读信时，好像我也在他身旁一样，二哥对母亲的病情观察何等细心，照顾得何等周详，母亲弥留时的安详反映出她心灵上为有这么个好儿子而安慰。二哥对母亲的孝心我想不仅使我感动，还能感动世人，也可以告知冯家列祖列宗，冯家“孝”字家风，没有因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变迁而丝毫逊色。

冯喆在成都

我收到二哥的最后一封信是1968年12月26日写的，下面的署名不是“二哥”，而是被他人改成了“此人是牛鬼蛇神”。信的内容是告诉我已经收到我从广州寄去他要的东西，并告诉我他离婚的事双方已经谈妥，只待办离婚手续，并要我给他寄两包保肝的葡萄糖。（他的内脏因血吸虫病的后遗症）和广东老乡的黄烟丝及三分钱一本的卷烟纸。我立刻把东西寄去，也不知他收到没有，以后就再也没有来信了。我想他已进了牛棚，虽然为他担心，但又一想到全国那么多人都不能幸免，又何况他也算是知名的电影演员呢，挨批斗是少不了的，也会寄两封信给他，但却收不到他的回信。

冯喆给妹妹的最后一信，写于1968年12月26日。半年之后他横遭不测，死于非命。

从1968年到1978年，整整十年和二哥断了音信，直到“四人帮”被打倒，报纸上频频出现许多文化人、名演员被“解放”，得平反，却查不到“冯喆”二字。我开始沉不住气，接连给峨眉电影制片厂革委会写信并托国内的亲戚想方设法四处打听，却都如石沉大海。迫不得已，我给港澳办主任廖公写信，向他求助，这信是托人面交的，这才很快收到当时负责文艺界平反工作的刘厚生同志复函，嘱我直接给省委书记写信。

我纳闷，二哥是什么大人物，有什么严重问题要省委书记亲自过问？我写的信还未寄出，突然新华社香港分社转来峨眉电影制片厂给我的通知，打开一看，真是遇到了晴天霹雳，只觉得血往头上冲，毛孔耸然，张着嘴发不出一点声。我呆在那里半天才清醒过来，心想这怎么可能呢？通知书上要我去成都，参加峨眉电影制片厂为冯喆同志平反昭雪，骨灰安放仪式。我所盼望的怎么是这么个结果？简直不能令我置信。但是，通知是白纸黑字打印的，是由组织正式送给我的。我回到家佯装没事，向父亲谎称出差，怀着沉重的心情去成都。平反昭雪会上说的是：冯喆是在1969年6月2日（距二哥给我最后一封信的日子只有五个月零二十四天）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说他是因长期被关押挨批斗，被诬陷及过重的体力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自缢而死。可是据当时和二哥同关在“牛棚”的好友和邻居私下告诉我的事实真相，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1978年夏，冯琳（前排中）和亲友在成都参加冯喆平反昭雪骨灰安放仪式

他们说冯喆确实吃了不少苦，对他的批斗也比别人多。后来集中进了大邑县安仁镇的牛棚，一共200人，冯喆的劳动是保证200人生活用水。挑水的劳动量极大，可他干得挺带劲，见到身边的朋友情绪不好就鼓励他，告诉他：“要有信心，形势会好的，很快会好的”。挑水闲中他还会跳到河里游会儿泳，他们说，当时据内部传说，再过三天就准备解放冯喆了。不知是不是要在解放前最后再对他施点压，再挤点材料来，那天冯喆被叫走到天亮都没回来，后来就见有人匆匆跑来拿冯喆的毯子说他自杀了。大家说冯喆到底是怎么死的，是个谜。但在那个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谁敢追问倪端。

根据二哥好友提供的真实情况和我对二哥的了解，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二哥会自寻短见。我的二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肺结核箘没能传染他；血吸虫箘没能吞噬他；癌细胞都不能侵袭他。他意志坚强，无畏无私，开朗乐观。是个铮铮铁骨的汉子，怎能选择自杀？

我捧着母亲和二哥的两个骨灰盒准备登机返程，二哥的骨灰安葬在广州烈士公墓，但母亲安葬别处，不能实现二哥要一世陪着母亲的心愿。

1978年9月广州革命公墓的冯喆骨灰存放证。

回到香港，我不能流露出半点哀伤悲痛，我怕年迈的父亲经受不了这般沉重的打击。过了很久，有一晚我回家，父亲在屋里等我，见我就问：“你二哥呢？”我一怔，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我找不出任何谎言来回答他，冲进自己的房间嚎啕大哭，也是我第一次痛哭我冤死的二哥。以后一段日子，我和父亲都陷入了沉重的悲痛中，相互没有话，回避着彼此的目光。夜里，父亲屋里的灯光彻夜亮着，我轻轻借送茶进去，屋里烟雾缭绕。我无言地注视他，他不理我，只有烟斗里的红火一闪一闪的。

哀莫大于无语。从那以后，父亲和我的生活中，再没有提过二哥一个字。

二哥平反昭雪的消息见报以后，我曾收到许多关心、热爱他的观众给我的慰问信，这些信有的直接寄到香港，有的由峨影厂转来。有的观众在信上说，冯喆没有死，他永远不死，他永远活在《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胜利重逢》《翠岗红旗》《沙漠追匪记》《羊城暗哨》等著名影片的英雄形象里。

1998年冯琳为二哥冯喆立了碑

我的好二哥，大哥的好弟弟，父母的好儿子，到今年，你离开这个世界已经30年了，但是你的音容笑貌，将永留在我的心田，时时会映在我的眼前，你还是那么年轻英俊，那么潇洒自信，那么质朴憨厚，那么真诚坦然地，嘴角上挂着你那亲切的微笑，向我走来……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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