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大学的民国教育“范儿”

（原标题：金陵大学的民国教育“范儿”）

友人执教于某著名高校，时常感叹当下教学之不易、学生之疲沓，孩子们还说最怀念让人艳羡不已的民国大学，课堂上甚至可以烟雾缭绕，“学问是熏出来的”云云，看来人们普遍对民国大学教育存在不少迷思的成分。今特拈出民国著名教会大学金陵大学的例子，它似乎可以作为所谓“民国范儿”的确证。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1940年代曾就读于金陵大学。该校名师众多，仿照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对新生实行“导师制”，章先生的导师乃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陈恭禄先生。在选课方面，他给章先生提出一条要求：选课要尽可能宽一点。学校在这方面也有类似要求，对于文科生，还要求必须选两门文科以外的课程。章先生为此选读了不少历史学之外的课，受益终生。

据章先生回忆，金大的教学，有三点令人印象深刻：

第一点是作业比较多，参考书也列得多。作业当时叫做paper，和现在大学的“小论文”相似。参考书列得多，无法都看完，加上作业也多，开始的时候有压力。但日子久了，熟能生巧，也能应付自如，并且能慢慢领略这种教育的好处。众多参考书对于开阔眼界、增加信息量颇有助益，众多作业对于锻炼写作论文与培养独立思考也有帮助。

另一点是师生互动比较多。历史系系主任贝德士教授是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出身，课堂上重视师生互动自不待言，连陈恭禄等中国学者授课，也不是照本宣科，也十分注重师生交流。比如，章先生至今都记得，他曾经在陈先生的课堂上露过一手。大概是讲到鸦片战争的时候，陈先生讲着讲着停下来问：“哪位读过《达衷集》？”恰好那一次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这本书，所以答不上来。但章先生倒是从头到尾很有兴味地看过，就说：“我看了。”陈先生说：“那你向大家介绍介绍吧。”于是章先生就随意讲了几句。由于这个缘故，他给陈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更强化了他对中国近代史的兴趣。有时少年人的学问兴致，往往在这种不经意间萌动。

最后一点，则是课堂教学管理极为严格。上课时尽管教师不点名，但座位均按姓名英文字首次序排列，教师往讲台上一站，环视课堂，谁到了，谁没有到，立刻一目了然。根据威妥玛拼音，章开沅先生的姓氏“章”不是拼作“Zhang”，而是拼作“Chang”，因此上课时总坐在前面。金大的教学管理井井有条，但教务部门职员极为精干，绝无冗员与怠工的情形，如学籍管理责任最重的注册组只有两位职员。平常就是这两个人处理日常事务，到了要登录分数的时候，临时找学生当助理。这些细微之处，紧张而严密，对于教学秩序无疑有了充分的保证。

金大校友、著名文史学者程千帆先生也谈到，金大“有秩序，办事有条理，不像国立大学那样随随便便、纪律散漫”。从整个金陵大学的学风看，不仅仅是国学研究，整个对待学问的态度都极为严格。让程先生印象最深的是，时隔三十多年，当时金陵大学留在南京大学教务处的办事人员，素质依然超群。

学生入学之后，金大会有一个摸底考试，以最终确定就读专业，往往根据学生的成绩和意愿，最后确定其就读专业，减少了其遴选专业的盲目性。

不过，金大淘汰率很高。像历史系，一般情况下，能够获得学士学位的，往往只有入学时候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都被淘汰了。因此，历史系在读的学生，四个年级加在一起只有三十多人，规模不大。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依据就是严格的课堂考试与小论文测试成绩，那些消极怠工者往往最终沦为不合格。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金大的校长陈裕光教育政策的延续性。作为金大学子，他1916年被金大选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22年获博士学位。1925年，陈氏叶落归根，受聘金陵大学化学系教授，1927年10月被聘为金陵大学校长，直至1950年，历时二十四年之久。

陈氏掌校期间，教学方针强调学以致用、学用一致，亦即“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适应社会需要”，曾推出“教学、研究、推广”三一制的三结合模式。研究分为调查研究、采集研究、试验研究，或专题论述或一般探讨。研究成果由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员进行推广，如在推广中发现问题，再进行研究，然后再用于教学与推广。实践证明，这种三位一体模式比较成功，是金陵大学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加上教学相长，也使得金大校内学术气氛十分活跃。

陈裕光提倡学生应走入社会，服务民众，金大为此专门成立社会服务处，倡导学生开展社会服务和爱心活动，如为失学儿童、成人办夜校，为人力车夫组合作社，为失业民众募捐等，逐渐培养学生无私奉献和服务社会的精神。“何用持身，仁心是宅；何以涉世，圣哲可迹”，是金陵大学社会系主任柯象峰先生给毕业生的毕业赠言，成为了不少学生的座右铭，激励他们毕业后也经常参与社会公益。

金大的例子，当然不是孤证。民国大学教育除了有所谓的大师之外，其实学风是更为关键的因素，尤其是名校，对于学生的兴趣既有充分的观照，同时对于学业的管理也极为严格，其中宽进严出的机制，更是让学生不得懈怠。

求学除了兴趣，其实也应当成为一种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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