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才并世数严林”(图)

（原标题：“译才并世数严林”(图)）

　　今天，读过林纾（字琴南）外国文学译著的人恐怕很少了，不过，我们仍然需要知道，在20世纪初叶，作为将外国小说译介入华夏的第一人，因其文言文翻译的世界文学名著，林琴南是名动江湖的大人物。传说当年他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出版就轰动京城，进而风行全国，一时洛阳纸贵。

　　林纾的译著多达180余种，他也因此成为商务印书馆最重要的作者之一。这些数量繁多、体裁广泛的外国文学名著，是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堂生动课程，不夸张地说，这些翻译小说对近代中国人的精神和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据钱钟书回忆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狄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

　　令世人耳目一新的林译小说，影响力之大，可以从康有为的评价窥见一斑。康南海就以诗赞誉“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说的就是林纾和严复。

　　然而，在“翻译家”盛名之下，以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著为主的严复却认为康有为简直是胡闹，试想，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都不识的“译才”，居然还与自己并立于世。

　　“一个外国字都不识”说的正是林琴南。不错，林纾可能是最“著名”的“业余”翻译了。用他的话说就是：由精通外语的人口述，然后他凭借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对原文故事、人物的理解，“翻译”成篇。据其自称“落笔如流水”，往往“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更有自以为是的“颊上添毫”之神笔，以补未能尽意之处。

　　对此，钱钟书先生也很感触：“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足，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在翻译时，碰到他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

　　故而林译小说存在各种缺陷，像体裁的误注、误译、漏译等，就不难被发现了。所以，林译小说虽然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但基于其不识洋文，却洋溢着主观积极过度解读西洋文化的能动性，故而其“业余”风采自是不在话下。

　　与“业余”盛名相伴，作为专业书画大师的林纾，由于在新旧文化争斗时期的保守标签，建国以后，其文人书画家的成就，反而被喧嚣的尘土湮灭了，一般民众所知非常稀疏。

　　虽然，林纾20岁左右便师从当时福建诏安派名家陈文台，学画长达26年，前期以花鸟画创作为主，兼学山水、人物，深得诏安画派精髓。中年以后移居京城，先后供职于金台书院、京师大学堂讲授古文经学，兼以鬻文卖画养家，其间加入余绍宋组织的“宣南画社”，与余绍宋、陈师曾、金城、齐白石等巨匠来往密切，画名曾轰动京城。黄濬说：“旧京画史，予所记者，庚子后以姜颖生、林畏庐两先生为巨擘。”或曰“得其寸简尺缣者，无不视同拱璧”。

　　林纾最见功力的是书法，晚年作品于浑厚、大气中蕴涵日趋淡泊的书卷之气，与其绘画作品相得益彰。此外，林纾著有美术理论著作《春觉斋论画》，这部可以称之为发文人画论之先声的著作，对今天的艺术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遗憾的是，暮年林纾因站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不仅陷自己于内外交困，甚至影响了他在书画史上的地位，书画作品在其去世之后一直没有被系统整理与出版，致使他成为“书画史中的失踪者”。

　　拨开迷雾，林纾百年来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中保守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时变事移，当今世界经济文化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有了新的起点和视角。显然，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写下重墨华章的文化大家，对林纾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传承很有必要。

　　有意味的是，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纾在商务的第一部作品——用文言文翻译的《伊索寓言》，从此开始了与商务印书馆的长期合作，今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纾家书》，书缘情分屈指已然113年。也是这样的原因，在即将迎来120年（2017年）大庆的档口，商务印书馆联合福建工程学院、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等机构在研讨近现代中国文化学术转型的同时，建国后首次在北京推出了“林纾书画展”，并以此拉开了商务印书馆120年系列文化活动的序幕。

　　揭下标签，无论是作为专业的大师，还是“业余”的小说译介者，林纾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不能割裂历史境域来解读，即便不谈其书画的艺术价值，仅就他“业余”翻译的行为和影响力来看，他无疑是开拓者而不是“时代落伍者”，仍然值得我们敬重。

　　（图文 苏墨 欧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