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资本家楷模”

（原标题：“红色资本家楷模”）

群英志

在工商界半靠武力、半靠金钱的策略下，国共两军“交接”的短暂真空期内，重庆城内果然没发生严重的抢劫、火警，交通正常，市面稳定。

1946年1月1日，重庆市参议会各区议员选举结果公布，知名实业家胡子昂、银行家康心如等58人榜上有名。在1月24日举行的重庆市第一届参议会大会上，胡子昂又当选为正议长。

胡子昂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1897年生于长江南岸的巴县南坪场，老家与日后工商各界代表欢迎解放军的海棠溪近在咫尺。

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一度回乡教书，因办学有方，升至重庆市教育局长。又在军阀刘文辉手下当过一段“处级干部”，1930年以后转到南昌办农业学院和农场，培养不少农业人才。“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激起他实业报国的雄心，自此投身工商业。1935年出任重庆华西兴业公司总经理，承建重庆电力厂、自来水厂、四川水泥厂、成渝铁路基建等大型厂矿工程，抗战爆发前后出任重庆自来水厂总经理，致力于解决山城市民长期靠担两江水吃的难题。

1939年，胡子昂牵头发起中国兴业公司，自任总经理，很快将其发展成抗战时大后方官商合办的最大规模钢铁联合企业。他又受命出任四川省建设厅长，创办了川康兴业公司和重庆华康银行，并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兼官商数职、金融实业“通吃”，是战时“陪都”有名的跨界红人。故战后他在首届重庆参议会领袖群伦，确是实至名归。1948年7月，胡子昂因当选中华民国立法院立法委员，辞任重庆参议会议长，接替他的，就是在第二年保全重庆城最力的范众渠。

胡子昂政治上较为激进，时常尖锐批评执政的国民党，跟在野的中共关系反而较接近，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常有往来。1949年6月，他在香港接受中共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还出席了10月1日天安门的开国大典。据时人回忆，他北上之前，曾冒险从香港飞回重庆，试图策反国府驻渝主力部队“内二警”的总队长彭斌（两人是表兄弟）。彭斌当时虽没答应，后来还是在阵前起义了。而胡子昂本人接到中共地下党通报，自己已被列入特务的“黑名单”，才匆匆离渝返港。

中共部队接管重庆后，胡子昂受周恩来委派回渝，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重庆市副市长，负责筹建市工商联，调动企业家商人支持新政权的积极性。而1950年初取道上海回重庆时，他还应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南汉宸之约，一同在沪与聚兴诚银行（总部在重庆的知名民营银行）负责人杨粲三及杨氏家族人士反复商谈，最终说动对方同意“公私合营”。

他也很快以身作则，一举把名下所有股票、房地产“裸捐”给政府，不取分文代价，以示跟着党走永不回头的决心。因此被大力宣传为“爱国工商界的楷模”。1956年，他率领中国友好代表团访问“老大哥”苏联，赫鲁晓夫甚至当面称他为“中国红色资本家的楷模”。

胡子昂的高光表现，让他一直作为共产党的挚友，在以后的岁月里受到种种礼遇。1966年5月“文革”狂飙骤起，工商界人心惶惶，经周恩来特地安排，胡子昂与上海籍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胡厥文等民建（全称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多为工商企业家及经济学者）领导人，在当年“十一”国庆典礼时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据说商界同仁普遍感到“望胡而安”。

最后还要提一句，胡子昂跟杨森、刘伯承、邓小平等几位四川老乡一样，也活了很长，甚至比他们更长——他1991年11月病逝，享年九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