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城风流红星路

张义奇

一条红星路，从红星桥（一号桥）到新南门，由南至北，由破陋小巷到南北通衢，它串起了从古至今的成都历史，也串起了成都重要的文化和商业高地。红星路周边的街巷，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在这里发生，无数名流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故事。

从航拍绘制的成都市区地图看，红星路就像纵卧在东城的一条龙，龙首昂扬青龙场，龙身由东北向西南伸展，龙尾在新南门附近向东一摆，便直直地连在正南的科华北路上。

整条红星路地跨成华、锦江两个行政区，与青羊区擦肩而过，将成都东城连接成一片。道路两旁的老街旧巷，犹如一页页发黄古书，记载着这座古城的过往。

“红星”从东城升起

道路是城市的骨架，街名则蕴含城市的历史。有的街道，如南方城市常见的“中山”之名，一望而知是民国时期的产物；而“解放”“红星”一类作为街名，自然与革命思想激扬的年代有关。因此，与城内众多的老街巷相比，红星路乃是一条年轻的道路，是激情燃烧留下的思想符号。

老成都人称红星路叫红星街，是特指城东最早的红星路一段。这是红星路名字缘起的地方。这段路北起一号桥（即红星桥），南至新华大道玉沙路与三槐树街交会处。在此段路西侧有条小街叫玉皇观，因街上有道观，观内有玉皇大帝铁铸像而得名。玉皇观南侧曾有个小巷叫天灯巷（成都有四个天灯巷，此是其中之一）。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成都后，将天灯巷改为红星巷。又过了几年，政府新建了一条将玉皇观垂直截为两段的通至府河南岸的道路，红星巷的名字遂被用到新建的大街上。新大街宽阔，当然不能叫巷，于是就叫红星街。

除了玉皇观，红星街还串联起几条老街，它们分别是西侧的东城拐、蓥华寺、方正东；东侧的东城拐下、昭忠祠。这些街名都有来历。昭忠祠街乃是湘军名将周达武为纪念所部阵亡将士在此建祠祭祀而得名。周达武原本明王室后裔，其先人因明末避祸改姓周。周达武本人曾率部追随骆秉章转战湘、黔、川、陕、甘数省，先后参与了围剿石达开、捻军及贵州苗民的军事行动，其部属死亡无数。周达武在四川提督任上，便筹资建了昭忠祠，以后街道便沿用祠名。

蓥华寺则与佛教有关。因街上曾有明代建的“蓥华祖师”庙而得名。如今蓥华寺街也在近些年的城市建设中变成了马镇街的一段。

穿过一片文化高地

1964年，塘坎街（非城南塘坎街）和书院正街以及藩库街、华兴东街之间的部分被拆迁，使其老街扩展连成一段新大街；同时拆除了贵州馆与东新街之间的建筑，将新路与红星街连接，这就是红星路二段。该路段北起红星路一段，南至总府街与湖广馆街（今蜀都大道大慈寺路与总府街）交会处。

红星路二段俨然是成都的文化高地，在不到1公里的路段上，竟然汇集了众多文化单位：省广电厅、省广播电台、省文联、省作家协会、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成都日报报业集团等等。

在这些文化单位之间便是由红星路二段连接起的老街老巷：西侧有桂王桥东街、燕鲁公所街、岳府街、布后街、华兴东街；东侧有庆云西街、武成大街、干槐树街、藩库街。每一条老街巷都讲述着一段成都的故事：燕鲁公所是条寂静的小街，近年才消失，其名称来源于清朝时期河北、山东两省的商人在此联合建立了一座会所，取两省简称燕与鲁作为会所之名。岳府街是近些年才打通红星路的。因街上有岳钟琪公馆而得名。岳钟琪是甘肃人，清代雍乾时期任四川提督，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后受封公爵，遂定居于此。到了清末，岳公馆被其子孙卖与川汉铁路总公司，于是这里成为辛亥年间四川保路运动的中心。布后街中的“布”是指清代布政使司，因街在署衙后，故名布后街。武成大街原是东城墙的一段，民国初年开辟新东门，命名为武成门，抗战时为便于疏散，才拆去城门拓展道路。老成都人依旧习惯称之新东门，其街道与红星路相连也是近年的事。藩库街因街上有布政使司下属布库厅的广济库，人称藩库街。1911年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打起发”的乱兵洗劫了银行、钱庄、当铺，藩库自然也在劫难逃，被劫掠一空。

走进繁盛商业中心

刚走出文化区域，红星路便拥抱繁华的商业中心。这就是红星路三段。此路段北连红星路二段，南至东大街与城守东大街交会口。对照晚清、民国和当代地图看，这段路是在上北打金、中北打金、下北打金三条街的基础上扩建的，所以至今老人们还称这里叫打金街。

由于红星路三段紧邻繁华商业中心，所以在城市建设中变化最大，如今形成了上下两层道路。上层融入了春熙路步行街，下层则是红星隧道。这一带原本就是成都的经济繁华地带，连缀在这段路的老街巷也自古就颇有名声。其西侧有湖广馆街、大小科甲巷、良医巷、联升巷；东侧有金玉街、江南馆、锦江街等。

东大街在清代是金融中心，不仅商号云集，各类银行、钱庄、票号、当铺多扎根于此。东大街的富庶，李劼人在他的小说中有详尽的描写。除此之外，科甲巷也很有名。这里曾经客栈林立，是各州县读书人来省城应试暂居的地方，科甲、联升这些街名便包含着对十年寒窗苦读的士子们的祝福。不过科甲巷也有过血腥一幕，那便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被俘后在此遭凌迟处决。

另有几条街与会馆有关系：湖广馆街因湖广会馆而得名；江南馆街因江南会馆而得名；金玉街则是因街上的浙江会馆中挂满了浙江中举士人的匾额，被人们誉之为金玉满堂。

这里还有一条锦江街。为了与城西锦江街区别，此锦江街被叫作东锦江街。街口有一双眼井，是三国时期诸葛亮所凿，又名诸葛井，传说该井与锦江连通。此事在宋人祝穆的《方舆胜览》中有记载。明朝时还有人在这条街上建诸葛井祠。这街也有了锦江街和诸葛井街两个名字。

再向新南门延伸

跨过东大街，红星路四段继续向南延伸，这段路的主体是南打金街和丝绵街。但丝绵街以南在抗战前只抵达王家坝街。日本飞机轰炸成都后，为便于城内人们疏散，开辟新南门，丝绵街与锦江北岸连通。上世纪六十年代便在此基础上扩建成红星路四段。这段路北与红星路三段南口衔接，南至新南门大桥。

这段道路上，串联的街道有王家坝后街、龙王庙正街与南街、东升街；还有清平巷、前卫巷、光大巷、督院街、滨江路。这些老街巷也是各有各的来路：王家坝是清末四川总督府一个姓王的官员居住在此，门前空一大坝供拴马、停轿之用，以后形成街道遂以“王家”称谓。前卫巷的形成更早，乃是明朝蜀王府卫队驻扎于此形成的。王府卫队分为前后左右中五队，前卫队驻地就被叫前卫街。

这些街道中最著名的是督院街。这是古代四川的政治中心。从明朝开始便在这里设置巡抚督察院，清代是四川总督府所在，北洋军阀统治时又是四川督军府、省长公署，国民党溃败大陆前的四川省政府亦在此。1949年后至今，这里先后是川西行署和省人民政府所在地。

新南门一带最难忘的是它的美食。著名的竞成园、味之腴餐厅，成都名小吃赖汤圆、韩包子等都曾经在这里。

红星路故事之壹段

青青

老成都人还记得，有一条与三槐树街垂直相会的街道，因街上有一盏高高挂起的路灯，故得名天灯巷。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天灯改为了红星，天灯巷就成了红星巷。1954年此巷被拓宽，并向北延伸开辟了一条新路直达府河南岸。新路建好后，红星巷连同向北延伸的新路被定名为红星街。这便是红星路一段的肇始。红星路一段南起三槐树路、玉沙路交会口接红星路二段，北止红星桥连府青路，东侧跨东城拐下街，昭忠寺街及玉皇观街，西侧跨东城拐街，蓥华寺街及方正东街，长近700米。

方正街：明代大儒客居地

在红星路一段的西侧，有一条方正东街，在方正东街的西边则是方正街。东起福德街、石马巷交会处的方正东街，西止帘官公所街、狮子巷交会处连兴禅寺街，长约200米，两侧多平房，居民住宅区。街西头曾有成都中药材批发部。

方正街名容易让人误解，其实不是为了展示街道的方位构造，而是为了纪念一位大儒方孝孺。

洪武十五年(1382年)，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举荐方孝孺到京城见朱元璋。朱元璋见方孝孺举止端庄，学问渊博，非常称誉。朱元璋对皇太子朱标说:“此庄士，当老其才。”意思是说，方孝孺是一个品行端庄的人才，你应当一辈子用他。并以厚礼相送，让方孝孺先回乡。此后方孝孺居家读书写作，著有《周易考次》《宋吏要言》等篇。后来受仇家官司牵连，被押到京师问罪。朱元璋见到方孝孺的名字，下令将其释放。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方孝孺再次被人推荐，被朝廷授为汉中府学教授。当时，朱元璋的第十一子朱椿在成都就藩，久闻方孝孺的大名，遂将方孝孺接到成都，聘为老师。朱椿对方孝孺非常敬重，并将方孝孺的书斋改名为“正学”，从此一般人都尊称他为正学先生。

方孝孺来成都后，蜀王朱椿与他一见如故，两人时常在一起谈经论道。蜀王朱椿又派人将方孝孺恩师宋濂之墓迁到成都以厚礼葬之，并授予宋濂之孙宋怿以良田百亩以为生计。

方孝孺在成都游历多处古迹，写有著名的《成都杜先生草堂碑》。方孝孺后不肯替朱棣（后称明成祖）起草登基诏书，被杀。后来，成都官民在蜀王府的授意之下，将昔年方孝孺在成都时所居住的街道改名为方正街，以纪念这位被称为正学先生的方孝孺，“方正”二字即是从方孝孺与正学先生而来。

马镇街：张列五办学兴教

红星路一段有一条老街叫马镇街。宋代成都设茶马交易管理之专门机构，此街为“马政”管理机构所在地；明代又称“马务街”；清代之马政司官衙即设在原蓥华寺西侧，故名“马镇街”。清朝八旗军进驻成都后，八旗骑兵驻少城，汉营马队和往来公文传递的驿站马队，集中在城东的城墙内侧（如东较场、华阳县城隍庙、马镇街），管理马队的衙门。

马镇街闻名遐迩，是因列五中学建立于此。

1904年的一个黄昏，数十名来省城的叙属（宜宾）青年学子，因求学无所，被迫困于旅社。当时在成都高等学堂求学的叙属学生、同盟会会员张培爵（字列五）闻讯后，心绪难平。他想：如果能在成都办一所专门接纳叙属学生的学校，以后就不会再让那些家乡的学子求学无门，四处流散了，而且还能把“性行端谨，英勇有为”的青年培养成为革命之主力。

他立即找到叙属籍的文化名人李宗吾、雷民心、王检恒等17人商议。他们即刻拊掌响应，决定每人先捐出1个银元作筹办经费。当17块银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四川教育史上的一所名校就这样诞生了。

学校最先在成都陕西街节孝祠赁屋授课，拟校名为“叙府公立中学堂”，拥隆昌县举人郭书池为名誉校长，以廖绪初为监学（校长），主持校务，并在政府立案。没有教员，就请四川高等学堂的志愿者义务授课；没有教具、仪器、标本，就从叙府中学和高等学堂租借。

这些义举深深感动了叙属的乡亲父老，叙属各县为此成立了旅省同乡会，推张列五为会长，大家慷慨解囊，聚资办学。当时有速成师范和普通高中各一班，为叙属各县培养师资和升学人才。全校师生总共百余人。为了扩大校舍，叙属隆昌县举人郭书池，变卖家产，捐银3000元，购得马镇街6号土地14亩修建学校。他还将自己在家乡兴办的“知耻中学”并入叙中，以扩大办学规模。为了保证经费来源，寒暑假，教师纷纷回乡筹款。张列五、廖绪初常常到叙属各县四处奔波、筹集经费，学校逐渐有了一定规模。

列五中学曾有一段辉煌的时期，当时作为“省立华阳中学”的时期。学校聚集了一大批闻名海内外的教育专家。如教育家、作家叶圣陶任国文科主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会长、华西大学教授文幼章任英文科主任。教员中有著名作家李伏伽，著名翻译家、作家徐霞村，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中共地下党员、外交家施谷等。

1944年，为纪念张列五，省临时参议会提议，省立华阳中学更名为“省立列五中学”。

玉皇观街：外省学子道观求学

玉皇观街得名于道家建筑玉皇观，建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旧地在早期的国营成都市灯具一厂区域内。这里原来有一座道家庙宇，供奉有一尊铁铸的玉皇大帝雕像，占地宽阔。估计建立于清代中期。何以证明呢？2002年，从玉皇观街挖出了一块“宝贝”。石匾长约1.5米，宽约0.8米，在石匾的正面，可见“玉皇观”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这是一块青石板，足足有好几百斤。

根据老人回忆，玉皇观占地十多亩，有三重大殿，圆弧形的石头门，庙里有几棵百年大银杏，周围是一圈杨柳树……正门上方有一块用三根粗大的铁链挂在横梁上面的石匾，恰是出土的这一块。

清末四川办学往往利用庙宇改建，“客籍学堂”就是利用这所庙宇改建的。当时各省的府厅州县都在办学，学生各以其籍贯就学。省城的大官都是外省人，所以特办一所客籍学堂，收录外省官员的子女读书。

红星路故事之贰段

兮湄

南起大慈寺路、总府路交会口接红星路三段，北止三槐树路、玉沙路交会口连红星路一段，东侧跨庆云西街、藩库街及新巷子，西侧跨燕鲁公所街及华兴东街。布后街横穿而过。长近1000米，昔日的红星路二段梧桐成荫，以前多平房店铺，既是商业街道又是四川省的文化、新闻单位“打拥堂”之地，也是市区东部纵贯南北穿越新华大道、蜀都大道和东大街的交通干道的一部分。1964年拆除书院正街、塘坎街新建此路。1966年改名红星中路二段。

布后街：文学家济济一堂

布后街东起爵版街北口与干槐树街相交，西止梓潼桥正街、双栅子街交会口接慈惠堂街，横跨红星路二段，长510米，此街位于清乾隆初所建布政使司署之后，故名。

布后街2号为四川省文联、作协办公处，在清代是孙家花园，民国时期成为熊克武公馆“息庐”。黑漆推光的双扇大门后有院落七个，宅院坐北朝南，共40余间瓦檐砖木结构的中西合璧式平房，精致典雅。门前一片大空坝，对面即是古色古香的志诚法政学堂。玄关壁上浮雕贴金麒麟，五蝠绕门。院内遍植花木果树。第三进庭院是全宅的核心，花木不但繁多，而且十分珍贵。中道两旁，对称耸立着两棵老苏铁，俗称铁甲松，树龄已有百年，主人呼为“迎宾松”。1954年后，“息庐”面积逐渐缩小。先是修建成都市第三幼儿园（即1921年加拿大基督教会于干槐树街北面建立的协和女子师范幼稚园，1942年改名树基儿童学园），右侧独院首先消失。后开辟红星中路，左边小院随之不存。再后来建造钢筋混凝土宿舍楼。成为文联的办公处后，虽然拆了一些老建筑，但还有一个院保存了下来。历史学家王笛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他在《街头文化》中描写的日常生活场景，就是他童年的记忆。

如今，李劼人、艾芜、周克芹以及几代文艺家熟悉的布后街2号，已经分崩离析于摩天高楼之下,只存在于亲历者的记忆中。

华兴街：川剧名伶辈出

华兴街，清光绪即已得名，仅指现“正街”一段，街名含“繁华兴盛”之义。旧时华兴街分上街、正街、东街，东起王道正直街（横跨现在的红星路二段），西止暑袜街口（清时地名叫“小十字”），并串联了福兴街、梓潼桥街、悦来巷、纯阳观街及商业场、昌福馆（现东风商场）等，是老成都最为繁华的街道之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代成都警察总局即设立在华兴街“皇华馆”，后改为“省会警察厅”。

清末各地仿效西方建制，开始设警察局，四川第一位巡警道为周善培，成都花会及劝业场、悦来茶园均是他一手促成。

锦江剧场坐落在华兴正街上，它的前身是名声在外的“悦来茶园”。清宣统元年（1909年），成都著名实业家樊孔周集股银2万两开办了“悦来茶园”。著名川剧班“三庆会”长期在此演出，影响颇大。茶园唱戏，逐渐成为成都时尚，但一开始不准女客进入茶园，否则以“有伤风化”论处。抗战期间教育家叶圣陶就经常在这里看川剧，他称赞锦江剧场“建筑甚宽舒，休息处所作回廊，廊外有树木花卉，为他处所少见”。1952年，悦来茶园被拆，修建了“锦江剧场”。

除了川戏与茶园，华兴街是最出名的“好吃街”。由于街道狭窄，这里没有高档酒楼，全是最为地道的成都小吃。

东较场：掷李子引发的“教案”

四圣祠有北街、西街、南街。街内旧有供奉孔子门下曾参、颜回、子路、子由四弟子的祠庙，街因祠得名。《辛丑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进入内地，废祠庙，建教堂，开医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愤怒的成都群众将教堂医院捣毁，酿成波及全川的“成都教案”。

东较场发生过两起锲入近代史的大事。

一是清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十八日（1911年12月8日）的“成都兵变”，仅全省藩库银一项，乱兵们就抢走800余万两。另外一起，则是光绪二十一年端午节（1895年5月28日）震动中外的“成都教案”。

清朝中叶后，成都人到绿营操练场地——东较场举行传统“打李子”的活动，成为中国城市狂欢序列里甚为奇特的风俗。

端午节前后正是李子上市季节，端午节当天，肩挑箩筐售卖李子的小贩，简直无法计数。“向例在城东南角城楼上举行，上下对掷如雨，聚观者近万人。”（徐心余《蜀游闻见录》）投掷场地逐渐不局限于城楼，东校场把激情与挑逗铺排开，男人中者多福进财，远处的女人中者多生贵子，形成暴力与媚眼交相辉映的狂欢节，曾有一次超过6万人参加东校场打李子活动的记载……

1895年5月28日当天，洋教士斯蒂文孙、启尔德从四圣祠街的英国福音堂医馆前往东较场看热闹。由于人多，拥挤不堪，身着挺阔衣服的洋人被推得东倒西歪，衣服上沾满了娃娃们的手爪爪印，这已让洋人怒不可遏了。洋人把几个推搡他们的小孩拉进四圣祠街的福音堂教训一番，由此引发了“教案”。

红星路故事之叁段

小程

红星路三段南起东大街、城守东大街交会口接红星路四段，北止总府路、大慈寺路交会口接红星路二段，东侧跨金玉街、江南馆街及东锦江街，西侧跨大科甲巷及联升巷，长542米。1964年扩建原上、中、下北打金街，建成此路, 1966年定名红星中路三段。1981年地名普查时以红星路为主地名，重新按序命名。近年红星路三段（步行街）街区综合改造工程完成后，道路为立体，下为隧道，上成为著名的商业步行街。

江南馆街：昆曲入蜀始于此

江南馆街东起中纱帽街，西止红星路三段（对大科甲巷），北侧跨兴业里，虽然仅长200来米，但它的故事却多之又多。昔日多为平房建筑，有不少汽车配件商店，成都市服装鞋帽工业用品公司及北糠市街小学也在此。清代，江苏、江西、安徽等省长江以南旅居成都的人士联合在此修建江南会馆，街以此得名。

江南会馆位于大慈寺西侧，里面神位极多，戏台多达7座，随时都在办神会——演戏。名谓“乐神”实为乐人，因而冠盖云集，在成都堪称人文荟萃之地。光绪年间，江苏盱眙人吴棠出任四川总督，后署成都将军，他特意从江苏昆山训练一批唱昆曲的科生，来成都供官场宴乐，号“舒颐班”，取开口而笑之义。这个戏班后来留在了成都，蜀有昆曲自此始。“舒颐班”在成都除入署演戏外，曾开办科班，“选垂髫童子廿余人，日夜教习歌舞……游燕之娱，一时倾成都。”“舒颐班”的演唱又与川剧融合，对川剧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发现于2008年，地处成都市锦江区原江南馆街北侧，位于纱帽街和红星路三段之间。遗址中发掘出唐朝至北宋时期的四条主要铺砖街道。房址分布在街道旁侧，大小不一，有单间或套间共21间，不成院落。但对于探究成都唐宋建筑格式，意义深远。

大慈寺街：唐代成都最大的庙会

大慈寺街东起北糠市街北口，接和尚街，西止北纱帽街，道路弯曲，长仅仅百余米，以前很窄，才2—3米宽。街之北有大慈寺，民国时才命名为大慈寺街，位置在今天的大慈寺正门外。 大慈寺建于唐，规模在唐代就非常阔达，相当于唐代成都城近三分之一的面积。它有96个院、8000多间房，西边到春熙路一线，北边到和平街一线，东边到府河，南边一直到红石柱街，总面积超过1000亩。唐代即有一条河解玉溪从寺前流过。大慈寺周围就是成都最大的集市，比如闻名遐迩的药市，大慈寺成为成都最大的经济文化场所。历史记载，它每月都要办集市。更重要的是还有夜市。有人说到成都的庙会，最早的庙会自然是大慈寺庙会。

大慈寺的规模在宋代以后一次一次由于战争和火灾而减小，现在的大慈寺可能只相当于唐代大慈寺的几十分之一。

东大街：中国西南的金融中心

东大街东起义学巷、南糠市街交会口接下东大街，西止红星路三、四段交会口连城守东大街，南侧跨三圣街，北侧跨南纱帽街，长300余米，是成都具有悠久历史的商业区及市内东西向的主要干道。

宋代到清代，东大街一带一直都是成都最繁华的商业重地。清末，东门大桥是专营木材的水码头，河岸边木材堆积如山。

百多年前东大街就是“富得流油”的一条街。清末东大街一线遍布造币厂、票号、银行，是当时四川乃至中国西南的金融中心，银行、票号、银号、金铺林立；著名的成都造币厂也建在紧邻东大街的镋钯街。中国货币上有帝王肖像，则始于1903年成都造币厂铸造的银元。也许是地旺的原因，目前东大街仍然聚集了成都大多数的金融企业。

实事求是说，东大街一直是老成都最为富庶的金街。绸缎铺、首饰铺、皮货铺，最大最豪华的店铺都在东大街，街上行人、车辆络绎不绝。李劼人先生在《死水微澜》中描述说：“东大街是成都顶富庶的街道，凡是大绸缎铺，大匹头铺，大首饰铺，大皮货铺，以及各字号，以及贩卖苏、广杂货的水货，全都在东大街。所以在南北两门相距九里三分的成都城内，东大街真可成为首街。”

科甲巷：石达开殉难之地

几百米长的科甲巷得名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科甲巷包括正科甲巷、大科甲巷和如今已不复存在、仅留其名的小科甲巷。正科甲巷为南北走向，大科甲巷为东西走向。

200多年前，朱熹后裔在此购宇立祠之时，此地既无“巷”更无“街”，只有“诸葛庐”之名。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朱熹的裔孙们以“朱祖文”之名，用700两纹银购得地块建立宗祠，现仍存《杜卖文契》为证。那为什么后来有了“科甲巷”呢?

朱熹第三十一世孙、离休干部朱文国先生指出，明、清两朝的科举，考的都是四书五经，必须写成八股文，而经文的解释必须依朱熹《四书集注》等书为准。朱子后裔立祠，于是取“登科中甲”中的“科甲”二字，作为立祠之巷的名字。也正因为科举考试与朱熹《四书集注》密切相关，所以每逢乡试，赶考者都是蜂拥而至，提前半月住进科甲巷栈房，天天进入总祠朝拜先贤，待乡试开始，才进入贡院“应试”。

清道光年间，科甲巷进入兴盛时期，修建“科甲巷正街”，将“科甲巷”更名为“大科甲巷街”，“良医巷”改名为“小科甲巷街”。清末民初，成都50余个行帮商会，基本每个帮会都在大、正科甲巷设立有“帮铺”，单是“玉器帮铺”就多达12家；全省著名的“苏广洋货发售所”即“从仁祥号”批发部就设于此巷内；“科甲巷肥肠”“科甲巷米花糖”是当年著名的食品店及食品；还有，用牛蹄壳制成的透明冬瓜灯、柿饼灯和纱灯笼灯饰专卖店；神像雕塑和刻字工艺更是全省有名，小孩玩具店也名气不小。

不过，让科甲巷扬名的并不仅仅是科举，而是这里曾是石达开的凌迟之地。

有关石达开的殉难地点，历史上有五种说法：科甲巷的臬台监狱、上莲花街的督标箭道、北较场、督院街口的“院门口”，以及东较场口。

2009年3月2日，我向四川省文史馆馆员李殿元、张绍诚分别发去求教电邮，他们翌日深夜回电指出，行刑可能性最大的地点，还是在科甲巷侧的臬台监狱内。

红星路故事之肆段

大江歌

红星路四段是1964年在原南打金街、丝绵街、四维街和建国北街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当年的红星路四段商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改革开放前，成都名小吃“韩包子”就只在南打金街有唯一一家店。

红星路四段北起城守东大街、东大街交会口，上连红星路三段；南至滨江东路、滨江中路交会口，下接新南门大桥，全长862米。红星路四段是南北方向贯穿成都市区的交通干道之一，在它的两侧，也分布着崇德里、督院街和下莲池街等颇具历史文化韵味的街道。

崇德里：文艺界抗战的据点

崇德里位于红星路四段西侧，南起镗钯街、红石柱横街交会口接红石柱正街，北止东大街，长239米，为清代协台衙门旧址。

1925年，一个叫王崇德的商人，在此买地修宅，建有30多处具有中西结合风格的院落、巷弄，其中有三合院，也有四合院。今日的崇德里，面积约为当年的十分之一，保存有旧时的青砖黛瓦及精美石雕。

1939年，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成立，办公处与联络处即设于崇德里。该组织是抗战时期成都文化界最重要的组织，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种门类，由著名作家李劼人担任理事长，聚集了包括车辐“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等在内的众多进步文化人。

1939年2月16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会刊《笔阵》在崇德里出版，叶圣陶、牧野任主编，李劼人、萧军也参与。在这些名流大家的主持下，《笔阵》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最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之一。

抗战期间，李劼人在乐山开办嘉乐纸厂，以提供纸张、满足文化生产的需要，其成都办事处即设立于崇德里，正如他在“少年中国学会”调查表所言：“现在初入社会，尚无事业可言。近正在成都方面集资组织造纸公司，拟作中国西南部文化运动之踏实基础。”

嘉乐纸厂是四川省第一家机器纸厂，有了它，四川当时的文化事业不再依赖从国外进口纸张。

在抗战时期，对李劼人来说，崇德里是他兴办实业和从事文化活动最重要的办公地点之一。在《嘉乐纸厂第九届股东大会提案》中，保存有这样的史料：“此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讨论意见，所邮寄地址都是‘成都下中东大街23号崇德里嘉乐制纸股份有限公司’。”

今日的崇德里，已纳入挂牌保护的范畴，在其原有川西民居建筑风格基础上于2012年进行了保护性修缮，用于经营高端餐饮服务业，并陈列有“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嘉乐纸厂等。

督院街：四川最高行政机构所在地

从红星路四段往东，直到上东大街，有一条老街叫督院街。这条街之所以为众人所知，是因为从明朝始，此处便为四川最高行政机构所在地。明代，巡抚衙门设在这里；清代，总督衙门；民国，督军署、省长公署设在这里；新中国，这里则是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所在地。明代的巡抚衙门，全称是“巡抚督察院衙门”，这就是督院街街名的来历。

因为这个原因，数百年来，督院街见证了近代四川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其中最著名者，当数保路运动中的“成都血案”。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当即遭到成都人民的强烈抵制，保路风潮迅速扩至全川。新上任的署理总督赵尔丰难以控制局势，遂于当年9月7日，诱捕运动的领导者蒲殿俊、罗纶和张澜等9人。成都群众得知消息之后，数千人赶至督院街总督衙门请愿。赵尔丰竟命令四川营务处总办田征葵率卫队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市民32人，酿成惨案。

血案第二天，保路同志军即布檄起义，攻打成都，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导致了清朝政府的覆灭。

清代的督院街，还有“放炮”的习俗。火药装在直径一尺左右的铁筒里，点燃之后，发出巨大的响声。凌晨里放第一炮，称作“醒炮”。成都百姓就在炮声中起床，开始一天的生活。晚上还要放“起更炮”和“二更炮”，这也象征着一天的结束。具有报时功能的鼓楼，也以炮声为准，调整报时。

解放战争时期，成都市民也多次在督院街示威游行，反对内战，争取自由民主。

新中国成立以后，督院街成为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地。

下莲池街：四川洋务运动见证者

下莲池街位于红星路四段西侧。

当年李冰修都江堰，导郫江（府河）、检江（南河）流经成都，下莲池街即在南河边上，也曾有水道相通。断流之后，因地势低洼而留下池塘，附近居民则在塘中种植莲藕，故称池塘为莲池，下莲池街之名即由此得来。

清代修筑城墙，下莲池街即在城东南边缘。尽管城市发展迅猛，但下莲池街则保留有数处老城墙遗迹。地方史专家袁庭栋在《成都街巷志》里称：“今天的下莲池街4号院（即新南苑）内，还有几十米明显的半截城墙，几幢住宅楼就建在半截城墙的上面。”

下莲池街还是清代洋务运动在四川的见证者。1876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丁宝桢了解到，四川军营所使用的洋枪，皆由上海洋行购买，运费十分昂贵，且修理不便，便产生了自行制造枪炮弹药的想法。1877年11月，由丁宝桢主导的四川机器总局（简称四川机器局）开建，厂址就选在下莲池街拱背桥。

1878年春，四川机器局建成投产，计有大小厂房一百多间，员工数百人。从投产到清朝灭亡，四川机器局共生产前膛枪、马梯尼亨利后膛枪等各种枪支3.9万余支，枪弹1502.5万发，炮弹5420发，黑火药80万公斤，修枪4.95万支，试造火炮3门，制造机器和机件共7万余台。它是四川最早采用机器制造枪炮弹药的兵工厂，也是四川近代第一座机器制造工厂。

在李劼人反映辛亥革命前夕成都风貌的小说《暴风雨前》里，也对下莲池街的居民生活作了非常生动细致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