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烽火中发出不屈的吼声(图)

纪念邮票之《贺绿汀》

纪念邮票之《马思聪》

《大刀进行曲》雕塑

抗战时聚集在青木关的青年音乐人才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

抗战时期，大批知名音乐家云集山城，创作了数不胜数的优秀歌曲；与此同时，抗日救亡歌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焕发出民众的抗日爱国热忱和不可战胜的民族精神。

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音乐摇篮，重庆的音乐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培养出大量的音乐人才，他们在音乐创作上所作的探索和努力，对于今天的音乐创作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39年5月，日机疯狂轰炸重庆，人口稠密、工商业繁荣的市区，顿时陷入冲天烈焰、滚滚浓烟之中。随着房屋的倒塌和燃烧，大量无辜的平民在炸弹和烟火中丧生。

彼时，看到从市区疏散来的苦难平民，身处重庆小龙坎的音乐家陈田鹤满怀悲愤，仅用了10天的时间，创作出钢琴曲《血债》，他还特地在乐谱上方加上了一段题记——

“二十八年五月三、四日，敌机狂炸重庆市区后，人民疏散四乡，途中所见，惟挈老携幼之难民，其状至惨，写此以志同胞流离愤慨之情，田鹤五月十四日于小龙坎。”

这便是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史上第一首、也是唯一一首以抗战题材为内容的钢琴曲。陈田鹤也成为用钢琴曲的形式和写实手法直接表现抗战、反映抗战情绪的第一人，向世人展现了大轰炸下重庆民众的抗争精神。

实际上，抗战时期，大量知名音乐家云集山城，创作出了数不胜数的抗日优秀歌曲，在烽火中发出了最强的怒声，如同匕首刺入敌人心脏。

周恩来派专人拜访马思聪

1940年5月的一个傍晚，重庆嘉陵宾馆。

周恩来走向前，紧紧握住了一个人的手。

这个人，便是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开拓者马思聪。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相见。

1940年初，经过长途跋涉，马思聪一家三口抵达重庆。在与马思聪会面之前，周恩来就已给陕甘宁边区的中国民歌研究会主席李凌布置了一项重要任务——到重庆上清寺马思聪的住所拜访。

由于同是广东人，谈的又是音乐问题，李凌和马思聪谈得很投机，自此也成了挚友。

为何素未谋面，周恩来对马思聪就如此重视？

“当时在周恩来看来，许多音乐家是主张抗日的，所以要做好音乐界上层的统战工作。”重庆图书馆研究员王志昆说。

马思聪到重庆后不久，便创办了中华交响乐团，任乐队指挥兼协奏曲的小提琴独奏家，在重庆指挥演出过几十场次，大受赞誉。

无论是演奏还是创作，马思聪都达到了战时重庆音乐乃至中国音乐的最高水平。他在1942年的文章《创作的经验》中写道：“在交响乐里，我该写我们这浩大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希望与奋斗、忍耐与光荣！”

其创作的作品中，《内蒙组曲》《西藏音诗》等在战时重庆乐坛与世界反法西斯乐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也反映了当时广大音乐家共同的心声。”王志昆表示，抗战期间，马思聪、黄友葵、吴伯超、喻宜萱等一大批知名音乐家云集重庆，创作出大量艺术作品。

此外，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音乐运动，1939年10月，李凌、赵渢、沙梅、盛家伦等把新音乐工作者联系起来，组织成立了“新音乐社”，接着又创办了《新音乐》月刊，专门发表新音乐作品及理论文章，团结广大音乐界人士，为重庆音乐的普及与提高作出了贡献。

有人烟处即有抗战音乐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1938年，抗战周年纪念日，重庆民众歌咏会、中华歌咏队、青年歌咏社与青年剧社、怒吼剧社等14个团体联合举行了火炬游行。

他们高唱着《大刀进行曲》《祖国进行曲》等抗战歌曲，高呼救亡口号，雄壮的歌声与响亮的口号声、洪亮的音乐乐器声交响成一股巨流，拨动着沿街广大市民的心弦。

抗战期间，重庆群众歌咏活动规模空前，抗日救亡歌咏团体如雨后春笋，几乎达到有人烟处即有抗战音乐、人人都会唱抗战歌曲的程度。

1937年9月，重庆市救亡歌咏协会宣告成立，参加这一组织的有重庆市青年民众歌咏会、暴风歌咏会等10余个歌咏团体，他们活跃于街头巷尾，在民众中教唱抗战歌曲。

在“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日，重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歌咏大游行，由开始的800人到最后汇集了3000多人。

随着国民政府内迁重庆，重庆成了抗战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音乐团体组织及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更是不断涌现。

1938年12月，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简称“音协”）在重庆成立。

1939年，“普及群众歌咏运动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定期举行大型群众歌咏会。

同年初，隶属于周恩来参与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孩子剧团到达重庆后，随即开展了一系列演出活动。

1939年2月，在中央公园举行的露天歌咏大会上，面对4000多名听众，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高唱着慷慨激昂的抗日救亡歌曲，使身处抗战大后方的重庆顿时活跃了起来。

“重庆青木关还是战时中国的‘音乐之乡’，1940年国立音乐院（中央音乐学院前身）在此成立，这是当时中国大后方的最高音乐学府。至今青木关还有一座国立音乐院纪念亭，以此纪念国立音乐院在抗战时期所作出的贡献。”重庆地方史研究专家张建中说，那时，一批又一批具有音乐抱负和音乐才情的热血青年，在战火纷飞和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在这里用音乐这样独特的方式唱出内心的苦难和抗争。

此外，1942年3至4月和1943年3至4月，“音协”组织了“音乐月”活动，和重庆戏剧的“雾季演出”相衔，使战时重庆音乐宣传表演活动达到高潮。

其中，1942年在白沙镇举办的“白沙万人大合唱”，声势之大，动员之广、人员之众，创下了重庆歌咏运动开展以来的纪录，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用英文向国外传播中国音乐

1940年的一个夜晚，美国纽约一场露天音乐会进入尾声时，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向在场数千名听众宣布：“今晚我要唱一首中国歌曲，献给战斗的中国人民，这首歌叫《起来》。”

随后，罗伯逊用中文唱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中国抗战歌曲的对外传播是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除了中外人士在一些公开活动场合演唱中国歌曲、口头介绍中国音乐或演奏中国音乐作品以外，实际上中国抗战歌曲的对外译介更具特殊意义。”王志昆表示。

1937年9月，作为抗战期间唯一一支赴国外宣传抗日、义演募捐的民间音乐团体，在国共两党的支持下，“武汉合唱团”一行28人远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出。这次募捐巡回演出，在18个月里为中国抗战募集了230万美元的资金。

随后，在刘雪庵、贺绿汀、陈田鹤、杜庭修等音乐家的协助下，1939年，国立音乐院教授兼教务主任（后任代理院长）李抱忱编辑了英文五线谱版的《中国抗战歌曲集》（CHINAS PATRIOTS SING）。

王志昆告诉记者，《中国抗战歌曲集》选入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等12首歌曲，基本上概括了抗战初期中国广泛流行的著名歌曲，当时在香港、美国纽约、印度德里发行了三版，极大地便利了中国抗战歌曲在国外的传播。

“这是中国人在本土第一次主动地、有目的地用英文向国外传播中国音乐，表明我们不仅注重引进西方音乐文化，也开始注意在本土把自己的民族音乐推向世界。”王志昆称。

“抗战时期重庆音乐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展示了音乐艺术发展的繁荣景象，写下了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辉煌的一章，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重庆交响乐团团长刘光宇认为，比如由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谱曲的《嘉陵江上》，至今仍是不少乐团经常演奏的经典作品，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时的很多抗日救亡歌曲至今也仍是中国流行的抗战歌曲，为普通民众广为传唱。

与此同时，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音乐摇篮，当时重庆的国立音乐院、育才学校等都培养了大量音乐人才，其中不乏新中国音乐奠基人物。

“当时这些音乐家在音乐创作上所作的探索和努力，对于今天的音乐创作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刘光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