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立信用评价体系 市政债恐难持续

　　官方口径和民间统计相差悬殊，地方债规模一直以来就像个谜。1月5日是财政部布置的各地存量债务上报大限，但并非所有省份都如期上报存量债务数据，甚至人为压低债务率亦为普遍情况。
　　目前“自发自还”仍在试点中，未来的市政债方向已非常明显。而由于存量债的规模若太大，尤其是超过了债务红线，将影响未来的发债条件，地方政府自然希望把债务率尽可能压低。据报道，江苏省苏南某县平台公司负责人指出，其统计上报的债务率由于超过了政府划定的存量债务红线，即去年6月底的审计数字乘以G D P增长率，因而在接连5次的更改中最后政府债务数字被压至初始上报值的1/3。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
　　在唯G D P论的政绩考核标准下，各地方政府上报G D P长期超过全国G D P，统计数字早已脱离其原有意义沦为政绩显示的工具。存量债务率被人为压低，是政绩“造数”的惯性使然，也是统计数据缺乏约束监督的必然结果。然而，对存量债的清理盘点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将隐性债务及其风险显性化，所以，存量债务的多少并不只是一个有显示功能的介质，其本身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不能准确地清理出存量债的规模，就失去了本次清理的意义，甚至掩盖了很多问题并可能因此而引发更多的问题。从这一层面上来讲，压低存量债务率比为G D P注水后果严重得多。
　　存量债的人为压低，最直接的原因是平台债务边界的模糊。平台债由于一直是以城投等公司的形式获得融资，而有地方政府信用做隐性担保，所以偿债主体是公司还是政府、全责如何界定都没有一个明晰的标准，一旦偿付出现问题，银行找哪一方都是有理说不清。这是平台债多年来无序增长并让地方债陷入危机的原因，也是地方债改革希望剥离平台债、将全部债务以市政债的方式建立健康的地方债务系统的原因。而也正是因为有平台债务边界模糊这一特性，在划分公司债与政府债之时，就可以随意地将比例进行调整。
　　当然，即使立刻给出清晰的划分标准，也很难避免这样的结果。因为无论边界如何模糊，提供的都只是人为压低存在的可能空间，而能够实现债务率的压低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可以左右这一切—报道指，部分评级机构与利益方合谋，在内部评级已大幅下调的情况下，公开评级仍维持不变—理论上，作为市政债的发行主体地方政府是处于被评价的位置，无权干涉，但显然，现实中信用评级机构并不独立。
　　一个独立而有效的信用评价体系，是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之一，也是市政债发展的前提条件。信用评级具有信息披露、风险揭示和价格发现的功能，是利率定价以及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这一功能对于市政债来讲尤为重要，因其是由地方政府发行，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之一般企业更为明显，且涉及政府治理、财政经济等复杂关系，识别风险的难度更大，因而拥有独立、专业、客观、中立的评级机构至关重要。
　　然而，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价体系构建本就处于初级阶段，此前亦未有成熟而具有公信力的信用评级机构，可以说根本没有形成真正的“第三方”。虽然，在去年6月“自发自还”试点的推进中，财政部已经为地方政府债券划分了“三等九级”的评级标准，但仅有原则性的标准而信用评价体系缺失，仍然无法解决现实中的复杂问题。在试点引入信用评价体系之初，关于评级机构缺乏独立性而容易被地方利益捆绑，已引来不少担忧，而眼下，担忧已变为难以逃避的现实。
　　市政债的长远发展，必须以一个独立而有效的信用评价体系为基础。如果信用评价体系长期缺位，则评级机构不仅无法发挥原有的风险警示与定价作用，更可能变为掩盖地方债问题的帮凶，令评级失效，这对于地方债务系统及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试点不可能永远是试点，地方债要朝着市政债的方向发展，如何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就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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