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人的冯道论看历史人物评价

王瑞来

几年前，葛剑雄先生写过一篇为冯道辨诬的文章，似乎相当有影响。对于剑雄先生之说，吾深心许。最近读到宋人的一段有关论述，在这里摘出。余虽不敏，亦聊为剑雄先生赞一辞。

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二载：

世讥道依阿诡随，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节。而余尝采道所言，与其所行，参相考质，则道未尝依阿诡随。其所以免于乱世，盖天幸耳。石晋之末，结衅边境，惧无敢奉使者，宰相选人，道即批奏：臣道自去。举朝失色，皆以谓堕于虎口，而道竟生还。又彭门卒以道为卖己，欲兵之。湘阴公曰：“不干此老子事。”中亦获免。初，郭威遣道迓湘阴，道语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语，莫遣道为妄语人。”及周世宗欲收河东，自谓此行若太山压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诚任直，委命而行。即未尝有所顾避依阿也。又契丹尝问道：万姓纷纷，何人救得？而道发一言以对，不啻活生灵百万。盖俗人徒见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浊心清，岂世俗所知耶？余尝与富文忠公论道之为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谓大人也。”

冯道身处五代乱世，事四朝十一帝，被后人指为文人无节之尤。不过，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后人批评冯道，是以后人的价值观，站在自身所处的时代，甚至是出于某种意图进行的道德评价。因此，这是一种变形的远视。

五代十国，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重演。在这个乱世，正统业已消失。士之事君，亦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士游走于列国。合则留，不合则去，“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并无道义承诺，亦乏道德臧否。所以，用大一统时代道德准则来绳墨冯道，实在对冯道不公。

宋人吴处厚没有讲大道理，只是举出一些具体事实，指出在当时士大夫生存环境极为困难的境地之下，冯道也有原则坚持，并非如后人所指责的那样，一味“依阿诡随”。观察冯道的评价史，葛剑雄先生也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即宋初对冯道的评价还是较为宽容的，基本予以正面的评价，到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对冯道的评价才转向完全否定。

欧阳修有他的时代背景。从太宗朝开始的大规模开科取士，时光流逝，到第三代真宗朝，士大夫政治开始形成。然而，在真宗朝，政治整备与制度建设是首要任务，还未遑精神建设。进入仁宗朝，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主，大规模的精神建设拉开帷幕。《宋史》卷446《忠义传序》指出：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

精神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道德重建。唐末五代时期，由于政权转换频繁，士大夫往往转仕几朝。宋朝禅代后周，后周一批士大夫成为宋臣。在宋初的几十年中，“贰臣”充斥朝廷。因此，当时对所谓的“贰臣”也没有什么非议。当时道德评价宽容的导向，自有其存在的合理因素。

从宋初到真宗时期，在统治层，道家的“无为”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与当时为了安定政局，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有关，从中央到地方，宋王朝也不得不接受和使用前朝以及过去割据政权的官吏。然而，几十年后，随着政局的安定，朝廷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提倡道家的无为之治了。因此，在道德上对“贰臣”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否定性的批判成为风潮。范仲淹等人痛感五代以来士风浇薄，道德沦丧，而以身作则，振作士风，砥砺士大夫名节。范仲淹以道家批判为中心，大声疾呼的爱名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代表了当时的新思潮。在《宋史·忠义传序》中名列于范仲淹之前的王禹偁，在太宗时代，关于名教，就已经提出了与范仲淹几乎相同的主张。不过，对五代十国人物全面进行人格甄别与道德清算的，则是欧阳修编纂的《新五代史》。因此，对冯道评价的逆转，完全是出于适应当时道德重建的需要，而冯道这个历仕四朝十一君的“长乐老”，便成了绝好的靶子。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道德重建的努力是成功的。朱熹就曾指出：“范文正公作成忠义之风。本朝范质，人谓其好宰相，只是欠为世宗一死耳。如范质之徒却最敬冯道辈，虽苏子由议论亦未免此。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然而，成功只是就道德重建而言，对冯道的评价，则戴上了“后现代”的有色眼镜，蒙上了太多的道德色彩，而与身处彼时彼地的冯道本色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

具体说到冯道，通过对具体事实的分析，吴处厚评价冯道“迹浊心清”。迹浊者，历仕四朝十一君，与契丹应酬。心清者，在乱世中，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尽自己可能，做了大量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善事。吴处厚在《青箱杂记》的另一处引述了几首冯道的诗，其实很能表明冯道当时的心境。其一云：“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其二云：“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吴处厚评价冯道的诗“虽浅近而多谙理”。“诗言志”，从这两首诗中可见，身处乱世的冯道，不仅有着“春来草自生”、“天道甚分明”的乐天达观，还认为道德自在人心，“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有了这样的信念，冯道在随时都有可能身首异处的险恶环境下，依然尽其所能，“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念，冯道才“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保持冰心无恶，在狼虎丛中周旋，保民护国。冯道，实属不易。

吴处厚曾与范仲淹、欧阳修的好友富弼讨论过冯道的人格。经历了道德重建运动的富弼，对冯道做出了完全不同于当时主流认识的评价。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富弼说冯道，“此孟子所谓大人也。”

孟子是如何论述“大人”的呢？在《孟子》中，可以看到如下有关言论：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冯道乐天达观，可谓不失赤子之心。他恪守内心原则，“但教方寸无诸恶”，可谓所行真礼义。重要的是，冯道为了真正的道义，放弃了表层的道德原则，甚至是宁可被人误解，“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为了这个“义”字，哪怕世人有再多误解，内心自问无愧。这是君子在乱世的处世之道。富弼对冯道的评价，可谓高到不能再高。这种评价，没有现实的考量，是直透冯道心迹的评价，诚为长乐老的隔世知音。并且在众口一辞的道德喧嚣之中，富弼做出如许评价，也是难能可贵。

针对冯道评价，吴处厚的见解很具启发意义。他说：“俗人徒见道之迹，不知道之心。”就是说，一般人仅仅看到了冯道历仕四朝十一君的表面事相，并未通过对具体事实的考察，来透视冯道之心迹，因此，对冯道产生了误读。考察历史人物，学者须有放射线般的透视目光，不然便只能见迹，难以见心。对历史人物的考察，还应当像吴处厚那样，条分缕析具体事实，既不能惑于旧有的评价，也不能停留在表层的事实。真实有两种，犹如绘画的形似与神似。追求形似，看上去与表面事实无违，其实并没有触及到事物的本质。追求神似，探索逻辑的真实，则庶几近真。此正为透过现象看本质之谓也。

（作者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