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中文系82级干部专修班毕业照。这个班在1981年11月参加招生考试的，1982年2月开课。
山西大学中文系82级干部专修班聚会照，前排右一为令政策。
1971年夏天，19岁的令政策离开家乡山西平陆，北上省府太原。
其时，他还只是一个毛头小伙。2014年，依旧是个夏天，已经62岁，贵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他，突然身陷囹圄。
从19岁到62岁，40余年，半生征程。从小机要员，到副省级领导干部，再到落马官员，走上仕途的令政策，命运像一条反向抛物线：一路上扬，又重重坠落。
山西大学的普通学生
令政策总是能够成为传奇的一部分。
1952年，从父亲令狐野为他取名政策的那一天开始，他的名字就和哥哥方针、妹妹路线以及弟弟完成联系在一起，惹来不少人的好奇和关注。
1971年，省里要抽调一名机要员，平陆县领导班子为此专门开会研究。经过讨论，读过书，家庭成分好、各方面比较优秀的令政策脱颖而出，获得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当时19岁的他很快结束了在家乡平陆常乐镇公社医院给人抓药的日子，离家北上。
1982年，已经30岁的他，成为山西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员，进行了3年的全日制脱产学习，并获得了大专文凭。
若干年后，这个班60多名同学，出了两名副省级领导和至少20多名副厅级以上干部。作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令政策，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
山西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班，这本是特殊时期下的特殊产物。
1980年2月，面对十年“文革”给文化教育带来的干扰，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干部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干部教育的地位。
半年后，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举办干部专修科和干部培训班暂行办法的通知》，大专院校开始承担干部培训任务，着力改善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
为了响应中央号召，1981年年底，首批干部专修班招生在山西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分别展开。当时的选拔，主要面向省直机关，报名者入学前必须经过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历史和政治。
如同1971年的那次遴选一样，来自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干事的令政策，经过层层筛选后，获得了这个宝贵机会。此前，他毕业于平陆县常乐中学，学历仅为初中。
1982年春天，山西大学毛主席像背后的灰色教学楼里，令政策重返校园。他所在的班，放在今天也会颇为特别——大家工作不同、学历各异、年龄最大的有40多岁，最小的20多岁，被打趣为“老少班”。
不过，“老少班”在学习上可不马虎。两位曾经带过这届干部专修班的山西大学中文系退休老教授向澎湃新闻回忆，或许是因为之前错失了上学机会，这批年轻干部的学习态度要比一般本科生认真得多。
那个时候，班上同学大部分都是走读，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大家都是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来学校。有一次天降大雪，上课前老师点名，全班没有一人迟到，更不用提逃课了。
另外，由于有了一定阅历，这批学生的思想、行为都比较成熟。他们更善于也更愿意和老师沟通，下课间歇，有的男生还会提上一根烟，和男老师热乎地聊个天。
相比之下，令政策是班上再普通不过的一名学生。在老师和其他同学的印象中，他成绩一般，话不多，也不是班干部。上课时，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很少主动发言或提问。下课后，他就骑上那辆黑色的“二八”自行车，大约要半个多小时，才能赶回太原府东街的住处。
老实、本分，这是一位令政策大学同学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对他的评价。在他看来，大概是机要员出身的影响，当年令政策讲话谨慎，穿着也很朴素，完全看不出是干部子弟。
不过，他又不是那种木讷古板的人——随着时间推移，令政策也会和熟悉的同学说说笑笑，露出其活泼的一面。
挺进当年的“腐败窝”粮食厅
1985年春天，获得大专文凭的令政策回到原来的单位——山西省委办公厅，先后在办公室和文书信息处工作。一年半后，34岁的他首次得到提拔，成为省委办公厅文书信息处副处长。
1991年4月，令政策开始担任山西省委机要局副局长。此时，距离他最早从事机要工作，已经过去20年。
不过，令政策并没有在机要工作上一干到底，6年后，他进入了一个全新领域。1997年9月，他开始担任山西省粮食厅（2000年5月改革后称山西省粮食局）副厅长，为时三年。
“令政策当年是来到了一个腐败窝。”山西省粮食系统一位老干部向澎湃新闻透露，当年的腐败，和时任粮食厅长高志信分不开关系。高志信主政山西省粮食系统的十余年间，正是该系统的“问题”逐渐增多、愈演愈烈时期。该系统在监督管理的各个环节上，普遍存在着监管不到位、监管措施不落实等问题。
高志信是山西运城市河津县人，1995年起任山西省粮食厅厅长，2000年5月之后继续担任山西省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曾与令政策同事三年。
令政策初到山西省粮食厅时，山西粮食系统的窝案，已经开始发酵。山西省委主办的杂志《先锋队》刊文披露，高志信在1996年曾提携时任山西省属天津金良科工贸实业公司经理张莉萍出任山西省粮食局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和北京金穗源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后又让其兼任忻州田村粮食储备库主任。
1996年，高志信口头指示张莉萍，在澳大利亚创办富士林公司，天津金良科工贸实业公司投入702万元，其结果造成了467万元的巨大损失。1997年，高志信又指示张莉萍，从北京金穗源公司借给香港高孚公司1000万元，又造成损失453.76万元。1996年12月，高志信指示张莉萍将60万元公款外借，数年后无法追回，就用本单位资金填补。
一位山西省粮食厅的老职工回忆，当年令、高二人共事时，关系和睦，还是老乡，但无证据证明二人有联合违纪行为。
“土壤挺关键。”一位熟悉山西省粮食系统的官员说，令政策本人当年在粮食厅工作时为人低调务实，“但是这片腐败的土壤，对于一个人的仕途发展并不好”。
2000年6月，令政策调至山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开始他的仕途新征程。高志信在粮食系统的违纪行为持续扩大、发酵。根据知情者提供给澎湃新闻的情况，一位中央领导人当时曾直接点名批评过高志信。
2007年4月， 山西省委、省政府免去高志信山西省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2009年6月9日，山西省纪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高志信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处分决定。
同时，山西省纪委还公布了高志信利用职务便利滥用职权，批准借款，造成国有资产400万元经济损失，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补贴，为自己修碑立传等违纪行为。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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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