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于建嵘的"挂职"之路

核心提示：于建嵘要村主任助理的新闻如今有了最新进展，贵州黔西南州则戎乡政府至今还没有任命于建嵘，如果要任这个村主任助理，必须走程序，得由政府下文。虽然过了7天的长假，但是于建嵘任村主任助理的消息仍备受关注，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三农专家，于建嵘的行为受到了网上热烈的讨论。于建嵘当村官作为一种个人选择，当然不必拔高，也毋须用“主义”和“派别”来归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可能并不缺少坐而论道，通过雷言雷语以惊世人的所谓专家、学者，却尤其稀缺通过社会实践，实现内心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

于建嵘1962年9月生于湖南衡阳。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挂职”时刻表

8月14日

于建嵘应朋友王鹏之邀，前往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市游览万峰林、马岭河大峡谷。

黔西南州领导请于建嵘给黔西南州的旅游产业提点建议。于建嵘建议，在兴义找一个村子，弄个艺术家村。

8月15日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微博名为“美丽黔西南”的胡丹录陪同下，于建嵘参观了南龙布依古寨。

归途中，他们来到了距离黔西南州首府所在地兴义市12公里的则戎乡安章村纳具组。

游览了纳具的于建嵘当天在微博里写道：“我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让我这样动心的。我与地方政府商量，决定把万峰林山下一个废弃的占地两亩左右的学校买下来，建一个布依族式的工作室，这里还有许多废弃的农家小院，有想来写书、作画和搞音乐或休养的朋友，速联系，我们一起打造中国西南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特区。”

几天后

在当地“建一个布依族式的工作室”的想法演变成了决定“抢救一个布依族村落”的构想。

8月21日

于建嵘带黔西南州旅游局局长胡丹录、则戎乡党委书记袁志嘉，还有安章村党支部书记查玉刚到北京宋庄考察。

8月23日

查玉刚等人从北京回到兴义，律师王鹏作为于建嵘的代表，随他们一起回到兴义。次日，他们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村庄发展问题。则戎乡党委书记袁志嘉和安章村支书查玉刚讲述整体的方案，王鹏把于建嵘准备在村子里建布依大院、发展艺术村的想法告诉村民，村民们完全同意这个方案。

8月28日

兴义市则戎乡党委、政府向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出了商请函，商请函中称：则戎乡是贫困山区，贵所于建嵘同志一直在指导我乡进行民族村庄整治和文化抢救工作，为进一步开展好这项工作，拟请于建嵘同志到我乡安章村挂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助理，时间暂定为两年（2013年10月至2015年9月）。

8月30日

王鹏回北京，则戎乡的工作人员赶到兴义机场，把这份商请函交给他，让他带给于建嵘。

8月31日

王鹏早上6点30分就赶到了于建嵘家。

于建嵘能给这个村带来什么

9月15日，于建嵘到达贵州兴义市则戎乡纳具村。

于建嵘：我不用政府一分钱，不要政府的资源，绝不做形象工程。我的想法是，吸引社会资源到这里来，共同参与建设。

今天跟我一起来的，就有三十多人，都是自愿来的。有建筑设计师，可以帮助把农民凋零的房子建设成“布依大院”，有做民族服装、工艺品方面的专家，还有农产品公司的负责人。

今后，我将在全国招募志愿者，做农民手工艺品的免费培训，我们还可以提供生产资料给农民，然后团队协助推销产品。今天来的还有上海一个公司的领导，准备指导当地生产高档环保农产品，比如秋葵，种出来后，公司负责销售。

我也在建一个工作团队，我一个人做不过来，我的目的是把资源都拉过来。给他们思路，去找资源，帮助当地农民。这个团队主要找本地人，将来可能会有一些补贴。农民把破旧房子租给我们，“布依大院”建起来后，外面的艺术家、书法家、创作者来住宿，就会有一些收入，收入可以用作补贴。[详细]

那些在农村的知识分子：

费孝通 江村经济

知识分子费孝通

从1936年到2002年，在66年的时光中，费孝通对江村（即开弦弓村）进行了多达26次的深入访问，从《江村经济》到《乡土中国》，他通过一篇篇震撼世界的学术论文，让世界知道了江村这个地处中国江苏省东南一隅的普通江南小村，也树立了费氏社会学的国际权威地位。26次访问，让费孝通见证了江村跨世纪的沧桑巨变；26次访问，也让江村有机会见证一个真实的大学者。[详细]

梁漱溟：改造农村 开发民智

1927年，梁漱溟前往广东开展乡治教育，决定开办一个乡治讲习所，培养一批从事乡治的人才，希望以教育的方式完成乡村建设。次年4月，他还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递交了《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但迟迟没有得到答复，开办乡治讲习所的设想落空。1929年春，梁漱溟离开广州，“带了一帮人从南到北”，开始了一场以乡建运动为主题的考察之旅。

当时，乡村建设运动蔚然成风，全国乡建机构和团体达600个之多，数个地方的乡建活动规模较大、影响空前，有识之士热情奔走，积极行动，以求救活农村，复兴农村。最初，国民政府只是袖手旁观，乡建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后来也以官方姿态直接或间接参与类似活动。马勇表示，这要注意到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背景，他们希望有不同的尝试，寻找出路，因此对各个省的发展模式并没有规范。这自然给知识分子提供了绝佳机会。[详细]

温铁军 新乡村试验

温铁军：1951年生。经济管理学博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现为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２００３年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进行乡村建设试验。

这里是河北省定州市的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一个教室，这些唱歌的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他们费尽周折并且自己花钱来到这里学习，我们摄制组刚到乡村建设学院拍摄时并没有出现期望中可以看到的培训农业科技知识的场面，教室里充满了歌声，唱歌是他们每天都必须经历的生活内容，唱歌和乡村建设有什么联系？它的背后有什么样的目的和意义？[详细]

袁天鹏 罗伯特议事规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是美国最广受欢迎的议事规则典范，它所代表的智力规则与决策流程，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组织治理与议事规则的蓝本，1876年由美国人亨利·马丁·罗伯特将军(1837-1923)在总结英国议会、美国国会、市政委员会及民间社团的经验基础上推出，蕴涵着丰富的理念，包括：法治、民主、权利保护、权力制衡、程序正当、程序性竞争、自由与制约、效率与公平。

袁天鹏1998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次年到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留学，其间，他在参加“学生议会”过程中，读到了《罗伯特议事规则》。2005年冬天，已经回国自办公司两年的袁天鹏重读《罗伯特议事规则》。他找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议事规则》，并在前言当中看到，孙中山曾经翻译编写过这个议事规则，并且给它起名叫做《民权初步》。

2008年5月，经过作家寇延丁的牵线搭桥，袁天鹏和杨云标结识，他们准备在南塘村实施议事规则推广的项目。[详细]

卢安克 “洋雷锋”德国志愿者

“洋雷锋”德国志愿者卢安克和他的学生们

在村民眼中，他是一个不吃肉、不喝酒，给学生们上课不用课本，也不要报酬的怪人；在孩子们眼中，他是最好的朋友、老师，是可以一起爬树、在泥里打滚的玩伴；在许多人看来，卢安克就像白求恩一样，是能够感动中国的“洋雷锋”，是很多人的偶像；在他自己看来，他与其他人一样普通，只是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就是卢安克，一个在中国广西山区义务支教10年的德国志愿者。[详细]

知识人的担当 责任

参加完集体劳动的于建嵘汗流浃背

于建嵘和纳具组的村民们合影，这张照片似乎就是中国农村当下的缩影。村子里几乎全是留守老人

知识分子的真我本色

于建嵘是一位学者，他用理性的思维、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当下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他更是一位公民，感性、正义而充满责任。他说：“我总怀有一种希望，将来有一天，当听课的学员中有人官至中南海，一定要对底层人们充满关爱。”

有人问，如果让你去做一个县委书记，你能干得了吗？于坦言，那不是我能做到的。话语中有几丝无奈。他有一个设想：希望通过给官员讲课，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他始终在政府与社会底层之间扮演一个“上通下达”的建设性角色。向官员传达社会底层的声音，反馈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向底层民众呐喊，唤醒他们的公民意识。这被他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他的一位知识分子朋友有些动摇怀疑，他能做的惟有鼓励：“除了说说写写，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不听是他们的事，我们的责任就是对民众说和写。” [详细]

为苍生起，奔走于大地

不可讳言，尽管眼下的农村早已不是晏阳初梁漱溟们面对的那个农村，但一些新问题却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城市化之下，农村的人才、资金大量流入城市，空心化趋势日渐加重。农村迫切需要注入智力、资金，以引领发展。

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在团体意识、关切公共事务等方面，也缺乏足够的生长空间。这一次，则戎乡能够主动张开怀抱，邀请三农专家进村入户、挂职指导，显示出了积极的姿态。这样的“引智”，显然已经成为政府、社会、农民各方的共同诉求。

农村自有农村的生长逻辑，乡村建设应有更多的可能。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地方政府要有宽容的雅量，要给社会以空间，鼓励各种积极的探索，不一定将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事实上，这样既管不过来、也管不好。

也因此，于建嵘此番到乡村挂职，只是一个开头，“乡村建设”这篇文章具体将如何展开，既检验学者的坚持，也考验地方政府的宽容，当然，更有赖于相关各方的磨合、认同程度。比如，以则戎乡的招商引资项目而言，如何在当地官员的政绩诉求与外来学者的乡建理念之间找到平衡，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无论如何，学者进村、精英下乡，注定会给我们日渐远去的乡村注入一种力量。而知识人的担当、责任，也在这种“为苍生起，奔走于大地”的践行中得到诠释。[详细]

接地气也分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

学者能够捧着一颗心到地方去，很好，但去的目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学者是带着学术任务下去的，比如做田野调查，做乡村研究；有的则是要去解决问题，比如挂职。像于建嵘这样的，到底算是出于治学的需要，还是投身乡村治理的需要，可能都有。是不是真正在那里做一些事情，让时间来说话吧。[详细]

还有多少知识精英心系乡野

于建嵘当村官作为一种个人选择，当然不必拔高，也毋须用“主义”和“派别”来归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与某种巨大的惯性力量做抗争，至少让人看到一种理想精神的回归。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作为救民救国运动的一部分，其时有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他们中不少人是归国留学生，或大学校长、教授和著名专家学者。近些年，也不乏零星的知识分子直接参与的乡建，于建嵘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回望上个世纪初叶蔚为壮观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忍不住要问一声：当下，还有多少知识精英心系乡野？[详细]

(原标题：新观察：于建嵘的"挂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