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先锋）
新华网北京８月２２日电（张玉清 黄书波 肖海洪）地上的石头叫石头，天上的石头却叫星星。
试飞员梁万俊说这话时，正在接受媒体采访。因为驾驶空中停车的枭龙从２１公里外迫降到机场，他创造了奇迹。
“其实，试飞员就是普通人，只是因为工作特殊，让我们显得不普通。”梁万俊表达很谦虚，却透着对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职业的热爱。
蓝天总在召唤
对于试飞了３型歼－７系列飞机的余明文来说，“歼－７”早已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曾３次面临停飞“死刑”的余明文，重返蓝天后更加忘我飞行：歼击机加装航空炸弹课目，飞！空中单发停车课目，飞……
别人叫他“余大胆”。余明文却说：“谁不珍惜生命，但这个世界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余明文忘不了，１９８２年歼－７改进型飞机研讨会，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光通报——西方某权威机构断言，中国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前３个实现没有问题，国防现代化尤其是空军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所有航空人，都憋了一口气。
６０多年来，一代代空军试飞员，始终把强国梦想化作试剑苍穹的不竭动力，用智慧和勇气趟过一片片“蓝天雷阵”：徐勇凌，飞机发生故障跳伞后全身十几处骨折，几个月后重返蓝天；王文江，驾驶因故障浓烟滚滚的飞机落地后，喝口水又上了另一架飞机……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飞豹”首飞。即便对自己的技术充满自信，曾２５次把理论上无法挽回的飞机飞回来的“试飞英雄”黄炳新，对这架采用了数百项国内新技术飞机的风险也不敢低估。
上飞机前，黄炳新将一封短短的遗书留在了办公室抽屉里：“即使我牺牲了，为国防发展也值得；这里面的钱，是我死后交给组织的最后一次党费；家人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飞豹”起飞后果然出现致命险情，黄炳新在仪表完全失灵的情况下，把飞机飞了回来。
事后，黄炳新说：“我不飞，别人也要飞。不冒险，国防现代化何时才能实现？”
风险，是弱者的绊脚石，却是强者的铺路砖。
张玉梅，新中国第一个女试飞员，安全飞行３０００多小时。１９８４年，当张玉梅申请加入试飞员队伍时，几乎所有人劝她打消念头。
张玉梅毫不动摇：“中国试飞员没有女性是个遗憾。我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成为试飞员的张玉梅，不仅自己嫁给了试飞员，而且把女儿也嫁给了试飞员……
亲情是最柔软的地方
歼－１０首飞，雷强获得了如潮掌声。但，雷强的心底，一直有一个不能释怀的“疙瘩”。
那是首飞前３年，歼－１０研制进入攻坚阶段，雷强也和首飞小组的战友住进了招待所。
从招待所到父母家，只需２０分钟。３年里，雷强几乎没有回过父母家。
部队家访时，１１岁就穿上军装、后来是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的父亲雷雨田多少有些怨言，“再忙，也应该回家看看”。
一向孝顺的雷强，听说后哭了——他无法给父母解释。
首飞成功后，雷强第一件事就是看望父母，一同带去的，还有一盒《首飞纪实》录像带。
半夜，起床去卫生间的雷强注意到，父亲还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已看过多遍的《首飞纪实》。
泪水，挂满了父亲的脸颊。
“儿子，爸错怪你了。你飞出了最好的飞机，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父亲轻拍儿子的肩头。
那一夜，父子俩垂泪笑谈到天明。
随着我国航空工业飞速发展，几乎所有的试飞员，都面临过国和家需要间的冲突。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３日，李国恩的妻子李玲玲检查出胆结石。
同样是军人的李玲玲，对丈夫的工作向来支持。但躺在病床上，看着别的病人每天都有家人陪伴，而自己却孤零零一人，心中不免落寞……
此时，李国恩和他的战友们已连续鏖战２８天，正在为某型三代战机装备部队紧张试飞。
１４天后，李国恩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到同在一座城市的医院。
还未来得及问候，李国恩便一头栽在床上。
望着又瘦了一圈的丈夫，憋了一肚子火的李玲玲眼圈红了，掀开被子轻轻盖在丈夫身上。
对于试飞员来说，再大的风险无所惧，然而不能陪伴在亲人身边，却是他们心里永远的痛。
２０１０年６月，试飞员吴小山的父亲吴立友肝癌住院，母亲和几个哥哥轮流陪护，却没有一人告诉吴小山。
次年底，吴小山才借着到广东送飞机的机会，赶赴湛江看望已是垂危的父亲。但，一天的时间，又如何能够让儿子尽孝？
一直为培养了飞行员而骄傲的吴立友，察觉出儿子的不安：“小山，回去吧，任务要紧。从电视上看到咱们的飞机，我就看到了你。”
噙着泪离开的吴小山，暗下决心：“一定多找机会陪陪父亲。”
３个月后，正在参加某新型三代机研制会议的吴小山，突然接到母亲电话：“你爸走了。”
吴小山强忍悲痛，把飞行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和建议作了详细阐述。会后，他才带着悲痛和遗憾，连夜从东北赶回湛江。
爱就爱他向往的蓝天
４６岁的试飞员刘刚牺牲后，妻子张淑芳对刘刚的父母隐瞒了消息。
这一瞒，就是１０年。
１０年里，张淑芳含辛茹苦赡养双方老人，任劳任怨拉扯两个孩子，直至女儿刘冬梅和刘冬元追随父亲脚步走进军营。
刘刚的遗体已经无法找到。张淑芳就在骨灰盒里，放了一架飞机模型，“他生为飞行、死为飞行，就让飞机与他作伴”。
爱他，就要爱他向往的蓝天。几乎每一位试飞员的身后，都有这样一段动情的爱。
２００３年２月，北京大学硕士孙雪与空军某飞行教员相识、相知、相爱于北京。
两年后，丈夫申请到部队交流，翱翔于南国的天空。
又３年后，梦寐以求驾驶最先进战机的丈夫，再次选择了有中国飞机城之称的陕西阎良，成为一名试飞员。
相聚的路，似乎渐行渐远。
“如果不能同时保全两个人的事业，那就让我一个人牺牲。”孙雪毅然放弃北京优厚的待遇，随军到了丈夫身边。从此，支持丈夫的试飞事业，成了这位知识女性的全部。
从首都北京到关中平原，孙雪说，她放弃的是繁华与喧嚣，收获的却是宁静与温馨。
生活，把这些原本需要呵护的女人，变成了独当一面的强者。
“苦，我们不怕，我们最担心的是天上的那个人。”试飞员丁三喜的妻子祈建兰说。
２００６年，丁三喜试飞歼－１１战机大过载试飞课目。相当于体重８倍的载荷重重压在丁三喜身上，几天下来，腰部以下被抗荷服勒出道道血痕……
这样的飞行，那段时间，丁三喜每天要经历多个架次，每个架次要重复１０余遍动作……
“劝都不敢劝，怕他分心。”跟随丁三喜从华东到华南再辗转到西北的祈建兰说，能做的，就是查找航空医学资料；不能说的，是心里的担惊受怕。
梁万俊驾驶枭龙成功迫降的消息，妻子王文敏是在两个月后同事翻阅报纸时才知道的。
作为一名敬业的医务工作者，她此前几乎从不过问丈夫的飞行。
从报纸上读了丈夫的事迹，王文敏第一次感到强烈震惊：幸福的家庭，原来离不幸近在咫尺……
从此，和所有试飞员家属一样，王文敏关心起了只有飞行员才关心的专业术语：能见度、云底高度、失速、颤振……
每当空中传来战斗机的尖利呼啸，王文敏的心也飞到了天上……
(原标题：爱在蓝天——记空军英雄试飞员群体)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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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