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文汇》2009年第10期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由于在“反霸条款”上的分歧,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并不顺利。1978年,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日双方都有意推动旨在缔约的会谈。但是,就在中日缔约谈判准备再开之际,1978年4月中下旬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却使谈判险些夭折。此次事件在中日关系史上非常重要,但是,由于档案材料的相对缺少,其过程却鲜为人知。本文根据笔者搜集的材料,就此事件的来龙去脉加以梳理。
风波骤起
1978年4月12日上午7点半左右,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出现了很多中国渔船。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那霸)的“八重山号”巡视船的雷达,发现了这些渔船,称“共有108艘”。其中,16艘渔船进入钓鱼岛12海里领海内。日本巡视船以中国渔船进入所谓的日本“领海十二海里内”为由,要求中国渔船退出该海域。此时,中国渔船上的渔民用粉笔在木板上写出“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有权在此作业”的大字,以示抗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钟。此后,中国渔船多次进出钓鱼岛海域。日本方面提出:台湾方面曾有过这种行动,但中国大陆方面这还是第一次。是否是因为追逐鱼群来到这里,还需要进行调查,如果继续侵犯日本领海的话,就要考虑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钓鱼岛事件由此发生。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因此,中国渔船出现在钓鱼岛海域,是完全合法的。但是,由于日本对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怀有野心,故对此事反应强烈,不仅向中国方面提出交涉,有的日本政界要人还气势汹汹地提出:“为尖阁列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下同)出现的事态感到非常担心,政府将对此进行调查,希望中国政府做出回答。”此外,还有人担心:“从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的争端来看,尖阁列岛问题在将来终会成为重大的问题。”
4月13日下午,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田岛约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秘宋文,要求中国渔船立即撤离钓鱼岛海域,遭到宋文的严词拒绝。宋文义正辞严地向日方指出:“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4月14日,日本外相园田直提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推进肯定会受到此事的影响……我觉得是中国方面错误地判断了事态,中方认为这样一来会再开和日本的谈判。中方对日方怀有误解。这种误解是双方的不幸。日本还有人提出,只要中国渔船“侵犯”领海事件得不到最终处理,就不能恢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甚至有人扬言:这次事件是“叫醒了睡着的孩子”,日本“自卫队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出动?”……要使用武力“立即拘捕来犯的渔船”。
同一天,日本驻华公使堂胁光郎就“钓鱼岛事件”向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表示“遗憾”。王晓云回答:第一,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第二,将要对有关事实进行调查。
4月15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在会见以田英夫为团长的日本社会民主联合访华团时,指出“这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耿飚说:“这几天,你们日本的报纸、广播,再加上苏联的挑拨,说这是中国有计划的行动。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日本朋友,我们不是有意识、故意布置搞的,恐怕日本政府方面有人要借题把友好条约的缔结拖下去。至于钓鱼岛问题,是早已明确的,是我们的。你们说是你们的。双方有争议。何必现在去争呢?将来慢慢解决,现在挂起来,我们不会去挑起这个麻烦。台湾那么大的地方还没有收复,先去搞钓鱼岛,没有这个必要。”耿飚进一步强调说:“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与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毫无关系,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友好。”耿飚的谈话本来是对事实的陈述和澄清,但是,却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加以利用,有意借此事件破坏中日关系。
由于耿飚与田英夫此番谈话并没有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加以披露,世人并不知道谈话的具体内容,因此,关于耿飚对钓鱼岛事件谈话的不同版本便出炉了。台北《中央日报》及《世界日报》均采取断章取义的手法,将“偶发事件”一词抽出,诬陷耿飚此语即是“出卖钓鱼台”。钓鱼岛事件的发展以及耿飚的谈话,在留美中国人中也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目前以反苏为当务之急,应该重视主要矛盾,联日反苏,早日签订中日和约;有人则指出:日本人对耿飚的谈话断章取义,而全部谈话的内容中国官方尚未公布,所以不该急着下结论。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孙翠萍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