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很会打官司:如何对付拖欠版税的出版社（二）

一场因积欠版税而引起的官司

鲁迅第二次打官司在1929年8月，鲁迅聘请律师准备状告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事由是北新积欠鲁迅大批版税不付，出版鲁迅作品之印数中有许多猫腻，严重地侵害了作者的利益。鲁迅写信去谈，李老板往往不理，问题拖了很长时间不得解决；再加上鲁迅为北新书局编《奔流》月刊，北新也老是不给作者付稿费，而作者却来向编者鲁迅索取，弄得鲁迅很为难，只得以停止编辑该刊来对付这莫名其妙的出版社老板。1929年8月11日，鲁迅空前严正地写信给李小峰老板道：“奉函不得复，已有多次。我最末问《奔流》稿费的信，是上月底，鹄候两星期，仍不获片纸只字，是北新另有要务，抑意已不在此等刊物，虽不可知，但要之，我必当停止编辑，因为虽是雇工，佣仆，屡询不答，也早该卷铺盖了。现已第四期编讫，后不再编，或停，或另请人接办，悉听尊便。”诸如此类的事情越积越多，鲁迅忍无可忍，终于决定诉诸法律求一解决。鲁迅的要求只有两条：“还我版税和此后书上要贴印花”（鲁迅1929年10月16日致韦丛芜，《鲁迅全集》第11卷，第687页），也就是一要索还旧欠，二要在今后印行之书的版权页上贴一张由鲁迅本人提供的的印鉴，以便监管印数，保护自己的权益。此事后来经庭外调停得以私了——北新书局李老板自知理亏，根本吃不起官司，只得赶紧央人调解，请鲁迅千万不能闹到法院去，同意一一照鲁迅的要求来办。

当时由李小峰老板请出来居间调解的郁达夫回忆此事道：

鲁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谁也知道是北新书局。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本是北大鲁迅的学生，因为孙伏园从《晨报副刊》出来之后，和鲁迅、启明，及语堂等开始经营《语丝》之发行，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李小峰，就做了《语丝》的发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业者。

北新书局从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扩张的时候，所靠的也是鲁迅的几本著作。

后来一年一年的过去，鲁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来了，北新和鲁迅之间的版税交涉，当然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北新对著作者，平时总只含混地说，每月致送几百元版税，到了三节，便开一清单来报帐的。但一则他每月致送的款项，老要拖欠，再则所报之帐，往往不十分清爽。

后来，北新对鲁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简直连月款也不提，节帐也不算了。靠版税在上海维持生活的鲁迅，一时当然也破除了情面，请律师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税的诉讼。

照北新开始给鲁迅的旧帐单来计算，在鲁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该积欠有两三万元了。这诉讼，当然是鲁迅的胜利，因为欠债还钱，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这一点，就四出的托人向鲁迅讲情，要请他不必提起诉讼，大家来设法谈判。

当时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写了的《蜃楼》写它完来。但住不上几天，北新就有电报来了，催我速回上海，为这事尽一点力。

后来经过几次的交涉，鲁迅答应把诉讼暂时不提，而北新亦愿按月摊还积欠两万余元，分十个月还了；新欠则每月致送四百元，决不食言。（郁达夫《回忆鲁迅》，《郁达夫谈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9页）

本来鲁迅和所请的律师杨铿打算在8月25日正式提出起诉，由于李小峰一再请求，改为8月25日下午在杨律师宅开会协商，出席的除鲁迅、李小峰、郁达夫外，还有北新方面的李志云、鲁迅方面的党家斌（律师是由他推荐的）。协商的结果是：北新积欠鲁迅的一万八千余元，分十个月付清（后来实际上是二十个月才付清）；新欠则每月付四百元；所出新书贴上鲁迅提供的印花（后来上海所卖者确已照办，在外地发售的则难说了）。基本上满足了鲁迅的要求。

此后鲁迅对北新的出版事业仍然予以支持，但他同李小峰之间的关系再也没有能恢复到在北京时那样融洽。

这场版税纠葛还有一点余波，郁达夫在回忆录中也曾经提到——

这一场事情，总算这样的解决了；但在事情解决，北新请大家吃饭的那一天晚上，鲁迅和林语堂两人，却因误解而起了正面的冲突。

冲突的原因，是在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也是鲁迅的学生，当时也在经营出版事业的某君。北新方面，满以为这一次鲁迅的提起诉讼，完全系出于这同行第三者的挑拨。而忠厚诚实的林语堂，于席间偶而提起了这一个人的名字。

鲁迅那时，大约也有了一点酒意，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讽刺，所以脸色发青，从坐位里站了起来，大声的说：

“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他的声明，大约是声明并非由这第三者的某君的挑拨的。语堂当然也要声辩他所讲的话，并非是对鲁迅的讽刺；两人针锋相对，形势真弄得非常的险恶。

在这席间，当然只有我起来做和事老；一面按住鲁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语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楼。

这事当然是双方的误解……（郁达夫《回忆鲁迅》，《郁达夫谈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所谓“某君”指的是春潮书局的张友松。1929年8月28日晚这次宴会上形势之险恶，鲁迅本人在日记中曾有记载，当时也在场的章廷谦说得更为具体，他在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的信中通报这一突发事件道：“在上海，小峰请我们吃饭的席上，语堂和鲁迅闹翻了，几乎打起来，彼此以‘畜生’骂，我和达夫费了多少口舌好说歹说的才劝开他们。”信中又说：“这回，我将我在杭州所听到的关于北新的消息，如开纱厂……，都问小峰，小峰说是‘奸人在造谣，即此次鲁迅与北新的纠纷，也是由于张友松（奸人？）的挑拨’，语堂也说张公在和他捣乱，说语堂在汉口发了笔洋财。那天鲁迅和语堂的相骂，也是这么引起来的。葫芦中人总不大明白他们内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张友松不也开了一爿春潮书店吗？”（《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张友松也是北大出身，先前曾在北新书局当过编辑，后来自办春潮书局，得到鲁迅的支持。这里可以肯定的是鲁迅同北新书局打官司一事，并非因为张友松以及党家斌等人的离间作用，鲁迅岂是没有主见、听人挑拨的糊涂人！何况郁达夫说得好：“欠债还钱，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混帐总是不行的。

为保姆王阿花险些又打一次官司

关于鲁迅打官司，还有一点余兴可谈，那就是跟北新的纠葛解决以后不久，鲁迅又请过一回律师，准备再打一次官司，不过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家雇佣的保姆王阿花。《鲁迅日记》有如下记载：

1929年10月31日：“夜律师冯步青来，为女佣王阿花事。”

1930年1月9日：“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钱百五十元。”

原来王阿花是不堪丈夫虐待逃到上海来当女工的，在鲁迅家干得很好；不久他丈夫追至上海，准备抢人，而王阿花死也不肯回去，要求离婚。鲁迅很同情她，代为聘请律师准备帮她通过法律解决问题。此事没有进入诉讼程序，稍后经同乡绅士调解，王阿花夫妇得以协议离婚，由鲁迅垫付些银钱，好让她丈夫另娶一房媳妇；垫付之钱此后陆续用工资扣还。但王阿花在鲁迅家只继续干了两个月，就因另有所爱，离开鲁家他去了（详见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同情妇女》，《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298页）。鲁迅花钱替人打官司，再次取得庭外调解的胜利。

看来在上海的鲁迅很习惯同律师打交道，现代意识很强；同时他又乐于接受调解，善于作出适当的妥协，亦可谓深谙中国国情。绍兴本来就是出师爷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