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世纪》 杂志
鲁迅一生打过两次官司，前一次为政治、行政问题，后一次为经济问题，两次都是原告，后来都取得了胜利。道理在鲁迅一边，同时他也很会打官司。
一场因女师大学潮而引起的官司
前一次在1925年8月，鲁迅状告他的顶头上司、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事由是本月早些时候章总长非法免去了自己在教育部的职务。
事情的起因须从女师大学潮说起。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发起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到当年3月，因为杨校长不准学生参加悼念孙中山的活动，此后学潮便明显地带上了政治斗争的性质：杨荫榆公开站在北洋军阀一边，攻击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镇压学生运动；而女师大学生也逐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扬言要“整顿学风”的教育部当局以至整个北洋军阀政府。鲁迅长期在女师大兼课，他公开就女师大学潮发表意见始于1925年5月，很快被《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看成是“暗中鼓动”学潮的罪魁祸首；稍后教育部下令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原址另建女子大学，并派出军警，雇佣流氓、女丐多次开进女师大殴打学生，最后将她们押出学校；鲁迅则与一批进步教授发表宣言支持学生，他本人一再仗义执言，两次代学生草拟呈文进行合法的斗争，又先后写下了《忽然想到（七）》、《“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和“系”》等攻战文章，在《语丝》等处发表，为学生运动之声援。他又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为保护学生、恢复上课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5年8月12日恼羞成怒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具文呈请临时执政段祺瑞，免去鲁迅在教育部的佥事一职。其呈文云：“兹有本部佥事周树人，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员，于本部下令停办该校以后，结合党徒，附合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应请明令免去本职，以示惩戒（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第二天执政段祺瑞明令照准，8月14日免职令发表。
鲁迅确实是违抗了教育部章士钊总长的命令，甚至也对抗了以段祺瑞名义发布的《整顿学风令》。鲁迅说：“这次章士钊的举动，我倒并不为奇，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但这是就我自己一方面而言。至于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昨天已经在平政院投了诉状了。”（1925年8月23 日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1卷，第453～454页）
就法律方面而言，段、章的做法不合程序，所以是非法的；章士钊的呈文里又有明显的漏洞，也给鲁迅抓了个正着。
根据当时的有关法律法规如《文官惩戒条例》、《文官保障法草案》等，像鲁迅所任的佥事一职，属于“荐任官”（在官阶中列为第三至五等），如果要惩戒，须由主管上级备文申述事由，经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审查后始得实行；章士钊自然明白这样的程序，但他太急于打击鲁迅了，想于事后再补办这一手续，而这实际上已经构成违法。鲁迅抓住这一点猛攻过去，于8月22日向专管行政诉讼的平政院投了诉状，略云：
查文官免职系属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竟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此种违法处分，实难自甘缄默。（转引自《平政院裁决书》（1926年3月23日），《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6页）
按照当时行政诉讼的程序，平政院受理诉讼后将原告诉状副本咨送被告官署，限令被告答辩；复将被告答辩书副本发交原告，令原告、被告以书状进行第二轮答辩，然后加以裁决。当时章士钊在答辩书强调周树人违抗教育部关于停办女师大的部令，“竟敢勾结该校教员捣乱分子及少数不良学生，谬托校务维持会名义，妄有主张，公然与所服务之官署悍然立于反抗地位”，违反了《官吏服务令》；至于程序问题，答辩书称“本部原拟循例呈请交付惩戒，乃其时女师大风潮最剧，形势严重，若不及时采取行政处分，一任周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府将周树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云云（转引自《平政院裁决书》，《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6页；并据鲁迅所藏答辩书副本及《从胡须到牙齿》的引文略有校补，详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250页）。这样的答辩是无力的。如果部令是正确的，怎么会“群相效尤”，又怎么会“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而且这里回避了原告起诉书中关于被告违反《文官惩戒条例》、《文官保障法草案》的指控，已经处于下风。
鲁迅在10月16日根据程序提出了一份互辩书，共六条，草稿今存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在他的《从胡须到牙齿》一文中曾引用过其中的第四条，猛攻章士钊倒填日期的软肋：
查校务维持委员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况他人公举树人何能为树人之罪？
对此章总长毫无还手之力。鲁迅在互辩书又讲了一个很有趣的道理，他说自己固然是教育部的官员，同时又是女师大的教师，“在部则为官吏，在校则为教员。两种资格，各有职责，不容牵混”。在教育部，自己是社会教育司的科长，同女师大毫无关系，所以对于章总长停办女师大的命令是否合宜从不过问，而且一向不出位去陈述职守以外的意见；而作为女师大的教师，则维持校务乃属题中应有之义。他的意思是说教育部管不着。这与他先前1923年在回答记者关于教育部拍卖问题之真相的谈话中所说的官员不可能是革命家的意见完全一致，那时他对记者说：
真革命就得到民间去宣传革命，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反对政府。依然留在当官的地位，因为领不到薪水，便变了革命家，实在太滑稽了……不管哪个国家也找不到官吏兼革命家的人物，身为官吏，口谈革命，既为官吏又为革命家的人，也只有我国才有。教育部拍卖房屋图书的话，大概也只有我国才能听到。（《教育部拍卖问题之真相》，《鲁迅全集补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3～404页）
所以现在鲁迅强调自己是以学校教师的身份在维持学校，言外大有革命之意。鲁迅从来并不完全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活动，虽然他也不排除在必要时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1926年1月16日，新任教育总长易培基以此案乃前任章总长办理为由取消了过去对鲁迅的免职处分，派鲁迅暂署佥事，在秘书处办事。1月18 日鲁迅重新到部上班。稍后平政院于2月23日开会作出裁决，判定鲁迅诉胜，正式取消章士钊对鲁迅的处分；第二天在平政担任记录科主任兼文牍科办事书记的寿洙邻先生（1873～1961）私下通知鲁迅：“案已于昨日开会通过，完全胜利，大约办稿呈报得批登公报，约需两星期也。”小寿先生是鲁迅的业师寿镜吾之子，鲁迅早年也曾向他学过八股文，关系一向比较好的。
3月23日，平政院的裁决正式下达。这时章士钊早已下台，段祺瑞离下台也不远了。3月31日由国务总理贾德耀签署了给教育部的训令，转述平政院“依法裁决教育部处分应予取消”的结论，命令教育部“查照执行”；于是教育部正式恢复了鲁迅的职务。
一场下级告上级的诉讼以鲁迅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尽管鲁迅对什么教育部佥事并无兴趣，但该斗争还是要斗争的。
一场因积欠版税而引起的官司
鲁迅第二次打官司在1929年8月，鲁迅聘请律师准备状告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事由是北新积欠鲁迅大批版税不付，出版鲁迅作品之印数中有许多猫腻，严重地侵害了作者的利益。鲁迅写信去谈，李老板往往不理，问题拖了很长时间不得解决；再加上鲁迅为北新书局编《奔流》月刊，北新也老是不给作者付稿费，而作者却来向编者鲁迅索取，弄得鲁迅很为难，只得以停止编辑该刊来对付这莫名其妙的出版社老板。1929年8月11日，鲁迅空前严正地写信给李小峰老板道：“奉函不得复，已有多次。我最末问《奔流》稿费的信，是上月底，鹄候两星期，仍不获片纸只字，是北新另有要务，抑意已不在此等刊物，虽不可知，但要之，我必当停止编辑，因为虽是雇工，佣仆，屡询不答，也早该卷铺盖了。现已第四期编讫，后不再编，或停，或另请人接办，悉听尊便。”诸如此类的事情越积越多，鲁迅忍无可忍，终于决定诉诸法律求一解决。鲁迅的要求只有两条：“还我版税和此后书上要贴印花”（鲁迅1929年10月16日致韦丛芜，《鲁迅全集》第11卷，第687页），也就是一要索还旧欠，二要在今后印行之书的版权页上贴一张由鲁迅本人提供的的印鉴，以便监管印数，保护自己的权益。此事后来经庭外调停得以私了——北新书局李老板自知理亏，根本吃不起官司，只得赶紧央人调解，请鲁迅千万不能闹到法院去，同意一一照鲁迅的要求来办。
当时由李小峰老板请出来居间调解的郁达夫回忆此事道：
鲁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谁也知道是北新书局。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本是北大鲁迅的学生，因为孙伏园从《晨报副刊》出来之后，和鲁迅、启明，及语堂等开始经营《语丝》之发行，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李小峰，就做了《语丝》的发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业者。
北新书局从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扩张的时候，所靠的也是鲁迅的几本著作。
后来一年一年的过去，鲁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来了，北新和鲁迅之间的版税交涉，当然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北新对著作者，平时总只含混地说，每月致送几百元版税，到了三节，便开一清单来报帐的。但一则他每月致送的款项，老要拖欠，再则所报之帐，往往不十分清爽。
后来，北新对鲁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简直连月款也不提，节帐也不算了。靠版税在上海维持生活的鲁迅，一时当然也破除了情面，请律师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税的诉讼。
照北新开始给鲁迅的旧帐单来计算，在鲁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该积欠有两三万元了。这诉讼，当然是鲁迅的胜利，因为欠债还钱，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这一点，就四出的托人向鲁迅讲情，要请他不必提起诉讼，大家来设法谈判。
当时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写了的《蜃楼》写它完来。但住不上几天，北新就有电报来了，催我速回上海，为这事尽一点力。
后来经过几次的交涉，鲁迅答应把诉讼暂时不提，而北新亦愿按月摊还积欠两万余元，分十个月还了；新欠则每月致送四百元，决不食言。（郁达夫《回忆鲁迅》，《郁达夫谈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9页）
本来鲁迅和所请的律师杨铿打算在8月25日正式提出起诉，由于李小峰一再请求，改为8月25日下午在杨律师宅开会协商，出席的除鲁迅、李小峰、郁达夫外，还有北新方面的李志云、鲁迅方面的党家斌（律师是由他推荐的）。协商的结果是：北新积欠鲁迅的一万八千余元，分十个月付清（后来实际上是二十个月才付清）；新欠则每月付四百元；所出新书贴上鲁迅提供的印花（后来上海所卖者确已照办，在外地发售的则难说了）。基本上满足了鲁迅的要求。
此后鲁迅对北新的出版事业仍然予以支持，但他同李小峰之间的关系再也没有能恢复到在北京时那样融洽。
这场版税纠葛还有一点余波，郁达夫在回忆录中也曾经提到——
这一场事情，总算这样的解决了；但在事情解决，北新请大家吃饭的那一天晚上，鲁迅和林语堂两人，却因误解而起了正面的冲突。
冲突的原因，是在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也是鲁迅的学生，当时也在经营出版事业的某君。北新方面，满以为这一次鲁迅的提起诉讼，完全系出于这同行第三者的挑拨。而忠厚诚实的林语堂，于席间偶而提起了这一个人的名字。
鲁迅那时，大约也有了一点酒意，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讽刺，所以脸色发青，从坐位里站了起来，大声的说：
“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他的声明，大约是声明并非由这第三者的某君的挑拨的。语堂当然也要声辩他所讲的话，并非是对鲁迅的讽刺；两人针锋相对，形势真弄得非常的险恶。
在这席间，当然只有我起来做和事老；一面按住鲁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语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楼。
这事当然是双方的误解……（郁达夫《回忆鲁迅》，《郁达夫谈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所谓“某君”指的是春潮书局的张友松。1929年8月28日晚这次宴会上形势之险恶，鲁迅本人在日记中曾有记载，当时也在场的章廷谦说得更为具体，他在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的信中通报这一突发事件道：“在上海，小峰请我们吃饭的席上，语堂和鲁迅闹翻了，几乎打起来，彼此以‘畜生’骂，我和达夫费了多少口舌好说歹说的才劝开他们。”信中又说：“这回，我将我在杭州所听到的关于北新的消息，如开纱厂……，都问小峰，小峰说是‘奸人在造谣，即此次鲁迅与北新的纠纷，也是由于张友松（奸人？）的挑拨’，语堂也说张公在和他捣乱，说语堂在汉口发了笔洋财。那天鲁迅和语堂的相骂，也是这么引起来的。葫芦中人总不大明白他们内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张友松不也开了一爿春潮书店吗？”（《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张友松也是北大出身，先前曾在北新书局当过编辑，后来自办春潮书局，得到鲁迅的支持。这里可以肯定的是鲁迅同北新书局打官司一事，并非因为张友松以及党家斌等人的离间作用，鲁迅岂是没有主见、听人挑拨的糊涂人！何况郁达夫说得好：“欠债还钱，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混帐总是不行的。
为保姆王阿花险些又打一次官司
关于鲁迅打官司，还有一点余兴可谈，那就是跟北新的纠葛解决以后不久，鲁迅又请过一回律师，准备再打一次官司，不过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家雇佣的保姆王阿花。《鲁迅日记》有如下记载：
1929年10月31日：“夜律师冯步青来，为女佣王阿花事。”
1930年1月9日：“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钱百五十元。”
原来王阿花是不堪丈夫虐待逃到上海来当女工的，在鲁迅家干得很好；不久他丈夫追至上海，准备抢人，而王阿花死也不肯回去，要求离婚。鲁迅很同情她，代为聘请律师准备帮她通过法律解决问题。此事没有进入诉讼程序，稍后经同乡绅士调解，王阿花夫妇得以协议离婚，由鲁迅垫付些银钱，好让她丈夫另娶一房媳妇；垫付之钱此后陆续用工资扣还。但王阿花在鲁迅家只继续干了两个月，就因另有所爱，离开鲁家他去了（详见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同情妇女》，《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298页）。鲁迅花钱替人打官司，再次取得庭外调解的胜利。
看来在上海的鲁迅很习惯同律师打交道，现代意识很强；同时他又乐于接受调解，善于作出适当的妥协，亦可谓深谙中国国情。绍兴本来就是出师爷的地方啊。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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