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在任时曾是一个“高调”的总理，每年“两会”期间都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回答各国记者提问。
本文内容来自《朱镕基答记者问》 人民出版社，部分内容参考人民网。
退休6年后，朱镕基以一本新书的出版回归公众视野。《朱镕基答记者问》收录了朱镕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和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这是朱镕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著作，也是其退休6年来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朱镕基在任时曾是一个“高调”的总理，每年“两会”期间都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回答各国记者提问，其中不乏精彩的观点碰撞。
朱镕基经典语录：
1999年刚刚担任总理职务时，回答凤凰卫视中文台提问：“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00年记者招待会上：“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那么再看开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一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
2002年，人大会议闭幕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贪官污吏。”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我告诉她一句话。我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她说：“是吗？”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说“不是吗？我比你大10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
——1999年3月15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克林顿总统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现在不批准，恐怕要后悔20年。我可以加一句，不只是后悔20年，恐怕千百年以后，当美国人民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会后悔为什么当初犯这个错误，掩卷而长叹。
——2000年3月15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我在1998年的时候就讲了，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现在还是这样，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01年3月15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谈自己退休之后做什么
我是很佩服你们新闻记者的执着和毅力，总是要把这个问题追个水落石出，但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答案，我怎么回答你呢？至于我本人，除了我确实是在埋头苦干地干工作以外，我没有什么优点，我不希望别人学习我，特别是某家香港报纸说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就更不要学习我。
——2002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五次记者招待会
我比1998年是不是显得疲劳，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作何评论。不过我想时间已经过去4年了，人总是要老的嘛。但是，我想这4年以来，我始终毫不感疲倦地在进行我所担负的政府的工作。……令我最感头痛的是什么？我一天到晚头都痛，如果你说最头痛的，我想在目前讲起来，主要是增加农民的收入。
——2002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五次记者招待会
【朱镕基个人简历】
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1985年至1987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1993年3月在全国人大第八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98年3月至2003月3月任国务院总理。
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998年3月19日）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上周我曾有机会到吉林省和辽宁省去观摩了当地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这种选举使得村民们有机会选出他们希望选出的村长，或者是把他们不喜欢的村长赶下台。您个人对于建立这样一种体制是否支持？也就是说允许所有18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能够选举不仅是他们所在地的领导人、而且也能够选举国家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和总理。如果您赞成这种做法，您认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实现这种制度？如果不赞成，理由是什么？
朱镕基：我知道已经有一个美国的基金组织到中国来对这种选举进行过调查，并且发表了非常肯定的意见。目前这种民主的制度不但在农村，而且也在企业中实行，例如，民主评议厂长，民主审查财政账目，一部分企业民主选举厂长等等。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至于如何选举主席和总理，这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不同于外国，东方不同于西方，我们有自己的选举制度。
中央电视台记者：今后五年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非常关键。您认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什么？
朱镕基：对本届政府的任务，去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明确要求；刚才江泽民主席和李鹏委员长发表的讲话，又对本届政府的任务作了具体规定。如果说得具体一点，我可以把本届政府要干的几件事情概括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一个确保”，就是东南亚当前的金融危机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确保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我们必须做到这些，因为这不但关系着中国的发展，也关系着亚洲的繁荣和稳定。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国内的需求。由于我们最近几年宏观调控成功，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了货币的发行，使通货膨胀指数降得很低，因此有可能拿出较多的财力来刺激国内需求。这个需求就是加强铁路、公路、农田水利、市政、环保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建设，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当然还有住房建设，因为这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什么叫做“三个到位”？第一个“到位”就是我们已经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二个“到位”，我们去年召开了金融工作会议，确定要在三年的时间里彻底改革我们的金融系统。就是说，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这个目标也要在本世纪末实现。
第三个“到位”，是政府机构的改革。这次大会上通过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已经把40个部委精简为29个，政府机关的人数准备分流一半。这个任务要在三年内完成，相应地各级地方政府也要在三年内完成机构改革。我讲的三年内完成，是指分流出来的政府机关的一半干部三年内都能够到达充分发挥他们作用的岗位上。至于分流工作，今年就得完成。也就是说，新政府成立以后，在“三定”方案（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确定后，今年这一半人就分流了，但完全到位则需要三年时间，因为分流的这一半人要经过培训，并考虑到他本人的志愿，把他分配到合适的位置上去，这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关于“五项改革”，第一是指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国由于农业政策的成功，已经连续三年丰收，中国粮食的库存现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国即使再遭两年大的自然灾害，粮食也不会缺乏。但是由于粮食库存庞大，政府财政补贴也相应增加，我们必须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
第二是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因为现在的投资融资体制主要是行政审批制度，不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就产生了许多重复建设，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使之能够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第三是住房制度改革。住房的建设将要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但是我们必须把现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整个房改方案已酝酿三年多。我们准备今年下半年出台新的政策，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一律改为商品化。
第四是医疗制度改革。我们在下半年将出台一个全国的医疗制度改革方案，来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福利。
第五是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现行财税制度是1994年改革的，取得了极大成功，保证了每年财政收入以很高的比例增加。但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费大于税。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对此必须整顿和改革。也就是说，各级政府机关除了必要的规费以外，不允许再巧立名目向人民群众收费。
最后我还要讲，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江泽民主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多次阐明科教兴国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因为没有资金，贯彻得不好。钱到哪里去了呢？政府机关庞大，“吃饭财政”，把钱都吃光了。其次，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进行了不少盲目的重复建设，几十亿、几百亿的一个项目，投产之后没有市场，相反把原有的一些企业挤垮了。这就使得中央的财政和银行都拿不出钱来支持科教兴国的方针。因此，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的人，同时制止重复建设，把钱省下来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国家科技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李岚清副总理担任副组长。这个决定已经江泽民主席批准。我们有决心进一步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法国世界报记者：当中国在考虑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正是韩国的大财团非常成功的时期，但是最近这些大财团纷纷出现了问题，有的还垮台了。他们失败的经历会不会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产生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国是否会放慢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
朱镕基：我对于韩国企业的经验不作评论。但是，对于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各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很好地借鉴。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在三年内，也就是本世纪末，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亏损企业大多数摆脱困境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我认为，外国舆论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困难看得太大了。我们讲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面现在有49%，这是按企业的个数来统计的。中国的工业企业有7.9万个，有的很小，只有几十个人。按这个数目统计，当然亏损面很大。但是，500个特大型国有企业向国家交纳的税收和利润占了全国税收和利润的85%。这500个特大型企业亏损面只有10%，也就是50个，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是能够实现的。
香港无线电视记者：当年“六四”事件对新政府有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吸取？您曾说过，不管香港成为什么基地您都会去香港，请问您再去香港时如果有人请愿要求平反“六四”，您怎么看？
朱镕基：对于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我们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很好地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对此，我们全党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最近几年，我们党和政府的历次会议对此都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不会改变。当时我在上海工作，上海是完全和中央保持一致的。
至于香港，过去我就想去，而且去过了；现在我还特别想去。但现在我当了总理，失去了部分“自由”，不能想去就去，但是我一定会再去。至于香港人民对我去香港是表示欢迎，还是示威、抗议、游行，那是香港人的自由。但是我想，香港任何组织的活动，都必须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有人讲，因为您不像有的中国领导人在前苏联留过学，所以也许您当总理后会在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方面带入一些新的内容。您能否介绍一下您的政府在制定对俄罗斯的政策方面有什么考虑，您对中俄关系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朱镕基：我在上届政府担任副总理主要负责经济工作，外交管得很少，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会有任何的变化。我将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江泽民主席和李鹏同志任总理时所制定的外交政策。我是否可以请钱其琛副总理对这个问题作一点补充呢？
钱其琛：任何一届政府里面有人在前苏联或者其他国家留过学，就认为这届政府一定对那个国家怎么样，我看这个逻辑不存在。不管从哪里学习回来，有什么经验，中国政府都是代表中国的。
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记者：去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香港的危机也开始显现。现在香港经济回升，股市指数又创新高。请问香港如果出现困难，中央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帮助支持？人们称您为“经济沙皇”等，您对此有何感想？
朱镕基：去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10月份香港也发生了股灾。但由于香港经济结构比较完善，经济实力较强，有9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特区政府领导有方，采取措施得力，已经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中央政府高度评价特区政府采取的对策，也不认为香港今后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对于外界称我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经济沙皇”等，我都不高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虽然很怕辜负人民的期望，但是很有信心。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国人民，我相信本届政府将无往而不胜。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亚洲金融危机是否会影响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在2000年前有没有可能实现人民币兑换完全自由化？
朱镕基：亚洲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中国金融改革预定的进程，也不会影响中国金融保险事业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已经实行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至于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也就是在资本市场上也自由兑换，按照我们预定的改革进程，将在中国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能够达到的时候再实行。
新华社记者：国外舆论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是近年来国内市场出现了相对饱和，您如何看待中国市场的潜力？
朱镕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但是由于多年没有解决的重复建设问题，现在很多产品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即使这样，中国目前许多产品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国钢产量达到1亿吨以上，这个市场还小吗？中国每年增加程控电话2000万门以上，世界第一，这个市场还小吗？可惜，VCD生产得太多，世界第一，卖不出去。中国现在需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我们今后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农村广大市场的开发，加强人民群众关心的住宅市场的建设，这个市场大得不得了。现在中国的市场远未饱和，我们欢迎外国的投资者踊跃到中国来投资。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中国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遇到哪些困难？您说要用三年时间完成这些改革，会不会推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是不是要等着中国对银行系统进行非常彻底改革之后，才能向更多的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发营业执照？
朱镕基：金融改革我们规定了三年的目标，但是实际上今年就要基本完成改革的任务。我们定三年的目标是因为估计到这一改革的艰巨性。至于参加世贸组织的问题，现在请李岚清副总理回答。
李岚清：我想讲三点。第一点，中国对于加入世贸组织的态度是积极的，我们为此进行了十一年的谈判，我们参加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全部过程，并签署了最后的一揽子协议。我们所以采取这样积极的态度，是由于我们认为世界的贸易和经济合作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否则会引起区域保护主义，甚至会引发贸易冲突，这对谁也不利。
第二点，中国需要世贸组织，但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没有中国这个在世界贸易排位上是第十位的国家参加，我看它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在有少数成员认为中国很需要世贸组织，而世贸组织并不太需要中国，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
第三点，我们进入世贸组织，准备承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但同时也要享受应当享受的权利。我们的改革已经大大前进了，这十多年当中，我们虽然还没有进入世贸组织，但是很多改革已经比原来的承诺发展得更快。我们的改革必须按照预定的目标和计划一步一步进行，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还要继续按照预定的目标一步步改革。现在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尽快获得解决。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未来五年您所领导的新政府准备采取哪些措施来处理两岸经贸关系？不久前汪道涵先生所领导的海协曾给海基会发函，希望、欢迎辜振甫先生到大陆来访问。对于辜振甫先生来访问有没有什么前提条件，什么时机比较合适？
朱镕基：关于发展海峡两岸的关系，江泽民主席在1995年春节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所提出的八项原则是指导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方针。
关于发展两岸贸易问题，台湾的工商界以及萧万长先生对此都有积极的反应，我相信这种关系一定会改善。关于辜振甫先生访问的问题，我请钱其琛副总理介绍一些情况。
钱其琛：关于两岸的贸易，根据我们的统计，台湾的顺差大概有170亿美元，这对台湾非常有好处。发展两岸经济联系，双方应该共同努力，最好的办法就是逐步实现“三通”。辜振甫先生表示要来访问，海协已经表示欢迎。据说台湾方面还要派其他人员预先来商量，我们也欢迎。
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印度新总理今天就要就职了，请问您对他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朱镕基：我昨天已给当选的印度新总理发了贺电。我很希望将来在适当的时机同他见面，向他请教。我在1984年曾经访问印度，主要是参加世界能源会议，我对印度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希望通过你向印度政府的首脑和印度人民致以我最美好的祝愿。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999年3月15日）
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记者：有人认为，10年以后世界会有三种大货币，美元、欧元，另一个不知道是亚洲的日元还是人民币？你觉得人民币有这个可能性吗？
朱镕基：人民币能否成为世界货币，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来回答，而且现在还言之过早。但是我可以说一句：现在人民币非常坚挺，不会贬值。
中央电视台记者：在过去一年中，中国政府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赢得广泛的赞誉。请问过去一年让你最感困难的是什么，最不满意的是什么，最感动的又是什么？
朱镕基：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的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站住了，这两个困难我们都挺过去了。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了一句：“来之不易”呀！
我所不满意的，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我也感觉到，有个别部门和地区没有很好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我最感动的，是我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看到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顾一切地保卫人民，甚至用身体保卫堤防，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您再过几天就将访问美国，但是考虑到现在华盛顿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反华的情绪，看来您的美国之行就好像您要踏入另一片“雷区”。在华盛顿人们指责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或者是偷窃一些敏感的、高技术的情报用于提高中国自己的军事技术，而这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您对这样的指责作如何的反应？您打算怎样来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在美国华盛顿有一些政客，他们在要求重新审查美国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在美国好像不太喜欢中国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还值得把美国当成你们的朋友吗？
朱镕基：在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以后，中美之间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势头本来是很好的。但是由于种种不讲你们也知道的原因，在美国出现了一种反对中国的潮流，这使我们感到很不安。我不认为我对美国的访问将要进入“地雷阵”，但是确实会遇到很多敌意和不友好的气氛。在今年2月22号的Business Week（《商业周刊》）上登了一篇题为“China：What's Going Wrong”（“中国出了什么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十分特别，它认为中国已经大祸临头。我还没有看到美国的其他杂志发表过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也反映了现在美国出现的那一股潮流，实际上是美国的内部斗争把中美关系作为牺牲品。这样，我也成了一个受害者。这家杂志的封面上登了我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看起来我就像个死人。在这种气氛中，我应邀访美当然是个很不轻松的任务，很多媒体也预言我的访问不可能成功，但是我还是要去，因为既然你们有气，我就要去给你们消消气。这不是个“地雷阵”，无非是气氛不太好，但我的访问就是要去说明真相，恢复中美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好势头。
刚才，你要我说明关于所谓中国盗窃美国军事机密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方面的人士犯了两个“过低估计”的错误。第一，过低估计了美国自己的保密能力。据我所知，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里的保密措施十分严密，根本就不可能泄露什么机密，所以直到现在他们没有能够找出那位李文和博士泄露机密的证据，没法起诉他，只好把他解雇了。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时期，在美国有过这种时期，在中国也有过这种时期。第二，过低估计了中国开发军事技术的能力。中国人是很聪明、很勤奋的，许多华裔美国人的成就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独立自主地开发“两弹一星”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完全有能力开发任何的军事技术，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但是请记住，中国是最早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我们已经停止了核试验，我们和美国已经签订了导弹互不瞄准的协议。我们为什么还要冒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风险去盗窃什么人的军事机密呢？所以，所谓中国盗窃美国的军事机密的问题，可以认为是一种天方夜谭。
台湾人权新闻通讯社记者：1993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宏观调控有成效。第一，对付亚洲金融危机有一个很大的截阻作用；第二，在中国内部使金融市场稳定，物价稳定，社会稳定。请问宏观调控今后怎样继续做到内外兼顾？另外，您这次到美国去将面临人权问题，这个问题也可能是一个焦点。请就人权问题提出您的看法。
朱镕基：1993年下半年开始采取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当时正是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过热，就是在房地产、开发区、股票市场方面出现了过热现象。这种过热导致1994年通货膨胀达到21．7％。当时邓小平同志还在世，在他的支持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加强宏观调控，采取了16条措施，其中13条是经济措施，有11条是关于金融方面的。由于加强了宏观调控，使中国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解决了经济过热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去年中国之所以能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是因为我们在1993年已经发生了这种金融问题，幸好我们在它还未扩大的时候就把它制止住了。我们有了宏观调控的经验，才使我们在去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站得笔直。我在这里想介绍2月16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意思是说美国在亚洲大力推行资本的过分流动，促成了危机的发生，危机发生后又通过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要一些国家实行紧缩财政、提高利率等并不适合这些国家的政策，结果使金融危机加深。关于这个问题、这些观点，我早在去年就已经讲过，所有到中国来访问的贵宾，我都给他们讲过，包括你们《时代》杂志2月15日一期封面上的3个人：格林斯潘、鲁宾、萨默斯，你们称之为阻止了世界金融崩溃的3个人。这3个人我去年都跟他们谈过，我想他们也同意我的观点。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跟《纽约时报》那两位作者分稿费，因为我的这个观点也没有申请专利。我只是说，经济的发展、金融的开放必须有宏观调控，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宏观调控政策。过快地要求一个国家开放资本市场，过分地扩大资本的流动性，往往欲速不达，很可能破坏这个国家的经济。
刚才还提出了一个人权问题。我想这也是在座很多记者想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所有跟我们中国领导人会见的外宾，很少有不谈人权问题的，好像不谈中国的人权问题回去就不好交待。因此，这个问题在我向他们重复了这么多遍以后，今天实在不想再讲了。我只想讲一桩事情，就是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我告诉她一句话。我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她说：“是吗？”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说：“不是吗？”我说：“我比你大10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我说我们在人权的观点上很多是一致的，我在中学学习时就念了法国卢梭写的《社会契约论》，《爱弥尔》、《忏悔录》。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的观念我早就知道。我们接受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就是为民主、科学而斗争，所以后来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直是进行着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反动政权侵犯人权的斗争，我们今天怎么可能反过来去压制人权？而且只有我们才知道在中国如何才能够实现保障人权。当然，我们在人权问题上并不是没有缺点，也不可能没有缺点。因为中国几千年是封建社会，还有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50年，50年怎么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但是我们愿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听取我国人民群众的意见。我们天天都在看人民来信，研究怎样满足他们的愿望，实现他们的要求。我们也愿意听取国际友人的意见，因此我们有很多对话的渠道。我们同美国、欧盟、澳大利亚都有人权方面的对话渠道。我们在人权方面的工作每天都有进步。刚刚闭幕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我们国务院也在立法，国务院立的法叫行政法规。我们天天在努力健全我国的法制，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我们会继续做下去。我们欢迎外国朋友批评我们的工作，但你不要太急了，我比你还急嘛！
日本共同社记者问：日美两国同意共同研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这件事对日中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观察人士说，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倒闭案损害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金融机构对中国的信用，您对此有何评论？还有，您任总理以后第一次访日将于何时实现？
朱镕基：我们反对TMD，尤其坚决反对把台湾纳入TMD，因为TMD不但违反了有关导弹的国际协议，也干涉了中国的内政，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为什么要搞TMD？据说是因为中国在东南沿海部署了600枚导弹，而过去只有几十枚。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中国部署了600枚导弹，因为连我都不知道！在我们的国土上部署导弹是我们自己的主权，但我们的导弹绝对不会瞄准台湾的兄弟姐妹。我们不会轻易地使用导弹，但我们不能不部署，我们希望和平统一中国，也绝对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如果那样的话，台湾将永远被分离出去。美日建立TMD的另一个理由，就是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射了导弹，在研制核武器，而中国没有对它施加影响。我要问：我怎么就不知道它在研制核武器。我们不知道这件事，何况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怎么能干预？！既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美国出来的，你还害怕什么呀？
关于广信问题，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申请破产这件事情，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个别事件。但是这件事非常重要，它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会为一个金融企业还债，如果这个债务不是由各级政府所担保的话。这就是说，外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对这些金融企业进行贷款时，必须进行风险分析，审慎从事。大多数舆论都认为中国这种做法坚持了金融改革的原则，符合国际惯例。我觉得那些债权银行以及某些金融机构对这个问题的估计太悲观，就是认为中国已经发生了金融危机，没有支付能力，不讲信用。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现在有146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是平衡的，完全有能力偿还债务，问题是这种债务是不是应该由政府来偿还。同时，我也认为，尽管你破产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你也不能随便破产，不要破出甜头来，大家都搞破产也不行。我在中学时念过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这个剧本里的商人夏洛克借给安东尼奥3000块金币，契约订明如果3个月不还，就要在安东尼奥身体的任何地方割下一磅肉。当然，现在不还债不会割你的肉，但是那个债权银行对你也不会善罢干休。因此我想，今后不会有太多的金融机构破产，也许就没有了。但前提是各个债权银行不要逼债，不要逼它们提前偿还贷款，你逼急了，它就只好破产。如果大家坐下来按照国际惯例谈一谈，采取资产重组、注资、债权变股权等办法，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你的债务也能得到偿还，它也用不着破产。你刚才说，这件事影响了一些日本银行的债务，我感到遗憾。但我想大家如果共同努力的话，今后可能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关于访日问题，去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双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如何落实这一联合声明，中国将尽自己的努力，我也很愿意来做具体落实的工作。至于我何时能够访问日本，要通过外交途径来商量。
俄罗斯《独立报》记者：一些观察人士说，现在涉及到重大战略性的国际事务中，似乎只有俄罗斯在支持中国。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中国在反对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上与俄罗斯立场非常近似。你是否会料想有朝一日中国在反对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方面，会与俄罗斯共同采取更加实际更加具体的措施？如果那样，你是否认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将会与俄罗斯靠得更近，而不是与美国靠得更近。还有，在实施俄中签署的一系列有关文件特别是经贸协议方面，你认为俄罗斯是否有足够能力实施这些协议。
朱镕基：最近我应普里马科夫总理邀请访问俄罗斯，并进行了第四次中俄总理会晤。这次会晤是为了落实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关于建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要求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我们取得了很多成果，主要是在经济贸易合作方面签订了十几个协定。
俄罗斯支持中国反对TMD，但这并不是说，而且也没有到研究如何对付TMD的时候，因此我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
我认为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好的，双方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是很好的，双方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确实在俄罗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你们从电视里看到，叶利钦总统同我会见的时候把我的手拉过去放在他的胸口上，会谈结束时，叶利钦总统走过来和我紧紧拥抱。我想这无非是说明我们是真诚的朋友。
我想我这一次访问美国，也会受到同样的接待，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而不是去闯“地雷阵”。也许我跟克林顿总统不会拥抱，但可能握手握得很紧，这也是一样的意思。
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我的问题跟香港的生活与投资有关。打个比方，如果我在香港打个电话给美国总统克林顿，每分钟只要0．98港元，要是我打电话给您，每分钟就要9．8港元，是10倍的价钱。这次发现从北京打电话回香港，每分钟从原来的8．1元降到了5元。我们知道通过竞争可以降低通话费用，提高服务质量。请问总理，您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加快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步伐？还有，现在一些外资银行已经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了，那么您认为大概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全面开放人民币的业务经营？
朱镕基：中国电信业务正在降价，降得还不够，还要继续降价，办法就是引进竞争。首先，我们正在改革中国电信业体制，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打破垄断，鼓励竞争。第二，有步骤地开放中国的电信市场，让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电信市场。我们也将让外国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具体的细节现在没法谈，反正是要逐步开放。香港银行家赶快申请，申请得越早，批准得越快。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问：在您访问美国期间或是在访问美国之后几个月，中美在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方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考虑到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有所恶化，中美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另外，在中国看来，开放市场、引入外国的竞争，最困难的是哪些领域？
朱镕基：中国进行恢复GATT（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和进入WTO（世贸组织），已经谈判了13年，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了，该结束这个谈判了。现在存在这种机遇。第一，是加入了WTO的国家知道没有中国的参加，WTO就没有代表性，就是忽视了中国这个潜在的最大市场。第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积累的经验，使我们对加入WTO的条件所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提高了监管能力和承受能力。因此，中国也准备作出最大的让步。最近，我们与美国以及欧盟等国家进行了认真的谈判，双方的差距正在缩小，但是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只要双方从大局出发，从促进国际市场的繁荣和稳定出发，大家都作一点让步，那么达成协议是很有希望的。
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2000年3月15日）
朱镕基：这是我担任总理以来的第三次记者招待会。我借此机会向在座的中外新闻界新老朋友表示衷心的问候，并且祝大家有被点中发问的好运。
新华社记者：西部大开发是本次“两会”的一个热门话题。据我们了解，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先后经历两次，历时100多年。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谈到，中国西部大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和长期的任务。那么，你认为中国如何实现东西部的协调发展？在你本届任期内，中国西部大开发将会达到怎样的阶段性目标呢？
朱镕基：关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开发，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内容。去年以来，江泽民总书记多次强调西部大开发，在开发前加了一个“大”字。这个战略思想现在已经有了实施的机遇，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传统产业的发展已经趋于饱和，它要寻找新的市场；而西部地区的开发，现在也迫在眉睫。
关于西部大开发，我主要讲两个内容。一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西部地域辽阔，交通不发达，首先要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现在我们已经把国家的投资大量向西部地区倾斜，比方我们最近宣布的“西气东输”工程。我们在新疆的塔里木地区发现了大量天然气，我们已经决定从新疆修建4200公里的管道，经过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直达上海。这样，沿线地区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都会发生很大变化。这需要大量资金，我们欢迎海内外的投资者，特别是外国的投资者来参加建设。你们可以投资，可以控股，可以管理。我相信这一条管道的效益是很好的，回报率是很高的。
二是生态环境的改善。中国目前可以说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出现了相对的供过于求。过去由于粮食不够，把山上的树林都砍掉，种上粮食；现在我们粮食已经富余，完全可以无偿地向农民提供粮食，让他们把山上种的粮田退出来，种上树，或者种草，也就是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使西部地区有一个非常好的、美丽的生态环境，有一个能吸引外国投资的好环境。
西部要实行与东部相似的对外开放政策，我们欢迎外国的投资家，银行、证券、保险业都可以到中国西部去发展。何时见效呢？我想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在见效，中国修公路、铁路是拿手好戏，修这条42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分段施工，我认为两年就可以建成；至于说种树，时间要长一点，但是我亲自考察过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森林，植树以后8年到10年就可以成林。因此，我认为西部地区的开发见效可能是很快的。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事业，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西部地区真正的开发恐怕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最近海峡两岸的问题可以说举世瞩目，尤其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发表之后，在国际间以及台湾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各方有不同的解读。特别是在“三个如果”的问题上，各方有不同的反应，不知道总理的看法如何？另外，这份白皮书是暂时的策略还是中长期的政策？
朱镕基：我想提醒大家，先有“两国论”，后有白皮书。如果没有“两国论”的抛出，也许就没有白皮书的发表。白皮书不过是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政策，包括了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也包括了江泽民主席的八项主张。
至于说台湾问题不能够无限期拖下去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几乎是用同样的语言阐明了这个问题。台湾问题的解决不能永远地拖下去。拖下去，那不动武行吗？既然早就讲过了，那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甚至于一贯对中国友好的美国人士也对此提出意见。但是，我们问他们看过白皮书没有？我们问了10个人，10个人都说没有看过，是听别人说的。
为什么反响这么大呢？就是因为在某个国家，有一些从来就是反对中国的人士，他们从来就是把中国当做潜在的敌人，要利用台湾这个不沉的“航空母舰”来反对中国。他们就是愿意或者主张台湾问题
无限期地拖下去，今天你说不能够无限期拖下去，那不就翻了天了嘛！因此，种种的威胁也就出来了，说什么如果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那某某国家就要用武力来干预。
3月12日，克林顿总统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演说。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就是必须要实现由威胁转成海峡两岸对话的这样一种转变。我觉得克林顿总统这句话应该改几个字才比较确切，就是必须要实现在太平洋两岸之间的由威胁转为对话的这样一种转变。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台湾的选举这几天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民进党的候选人陈水扁，声势看涨。请问总理先生，你对台湾岛内选举的最新形势有何看法？
朱镕基：台湾的选举是地方性选举，是台湾人民自己的事情，我们不想干预。但是我们必须讲清楚，不管谁上台，绝对不能搞“台湾独立”，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都不能允许。这是我们的底线，也是代表12.5亿中国人民的心声。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是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谁赞成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就支持谁，我们就跟他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以让步，让步给中国人嘛！谁要是搞“台湾独立”，谁就没有好下场，因为你不得人心，你违背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人心，你也违背了全世界华裔、华侨的人心。我们中国人都记得，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部近代史就是受外来侵略势力欺侮凌辱的历史。台湾也是多年处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统治和占领之下。回想当年，中国是何等的积贫积弱，但是我们还是喊出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并且为此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抗战全面爆发时，我只有9岁，救亡的歌曲，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唱这些救亡歌曲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就充满了要为祖国慷慨赴死的豪情。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能够允许自古就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吗？绝对不能！
现在，有些人在计算中国有多少飞机、多少军舰、多少导弹。结论是中国人不敢打，也不会打。按照这种计算，希特勒早已统治全世界啦。他们不懂中国的历史，不知道中国人民一定会以鲜血与生命来捍卫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尊严。
这几天，台湾的选情波谲云诡，急转直下。有人用尽了权谋手段，“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就是有人要让“台独”势力上台嘛！
前天，台湾股市重挫617点，它集中地反映了台湾人民对于“台独”势力嚣张的忧虑。他们担心“台独”势力上台，会挑动两岸的战争，破坏两岸的和平。我们认为，这种担心和忧虑是逻辑的必然，是关系到每一个台湾人的切身命运的。现在，台湾人民面临着紧急的历史时刻，何去何从，切莫一时冲动，以免后悔莫及。但是，我们相信台湾人民的政治智慧，我们相信台湾同胞会作出明智的历史抉择。现在离选举还有3天，世事难测，台湾同胞，你们要警惕啊！
德国电视一台记者：在德国，腐败问题多年来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德国现在对所有比较大的案子都进行了审理并且加以解决，原因是我们有一个独立的法院、独立的司法系统，我们有比较独立并且强有力的议会，而且有报界的新闻自由。你是非常有信心地认为中国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的，如果中国不实现有关方面的制衡，不取消一党执政，如果中国不在这方面加以改变，你觉得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朱镕基：反腐败问题是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但是我从来不认为中国政府是最腐败的政府，像某些杂志所排列的次序，从来不是这样。中国的腐败案件是多一点，因为中国人多嘛。我们反腐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你们像我们那样依法处置了那么多人吗？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司法系统对于贪污受贿腐败的案件，是依法从重处理的。当然，我们对这个工作并不十分满意。今天刚刚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2700多名代表中有700多人投票表示反对或者是弃权，也就是说，人民对于我们这个工作还不是很满意。
但是，必须看到我们反腐败所取得的重大成绩。比方说打击走私，我们依法查处了湛江海关案件、厦门远华案件。经过重重地打击走私，我们海关的税收去年比前年增加了一倍。我们拿这笔钱给8400万低收入者增加了收入，这不是很大的效果吗？
我看不出反腐败问题跟一个党执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有什么关系。你们那里是多党轮流执政，不也有腐败吗？关键是法制，不仅要立法，而且要坚决地执法。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还要继续完善我们的法制。当然，我们在新闻发布方面是落后于反腐败工作的进展，这有种种实际的困难，我们正在改进。你可以看到，将来更多的案件会在报上公布，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日本广播协会（NHK）记者：日本方面希望今年在日本举行的八国集团会议之前，能够实现朱总理访问日本。请问你今年上半年是否有访日的打算？你对现在的中日关系怎么看？
朱镕基：中日关系现在发展得很好。我和小渊惠三首相多次见面，我也在中国接待过小渊首相的访问，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多次邀请我访问日本，我准备今年访问日本。但是，我的访问跟八国会议没有任何联系。至于对八国会议的立场，中国已经多次表明不打算参加八国会议。不过，我们愿意像过去一样，跟他们保持联系。
中央电视台记者：你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部分在讲到关于全面加强管理方面，用了18个“严”字，可以说“严”字当头。很显然，这与一些领域管理松懈有关。请问你打算如何解决管理松懈的问题？
朱镕基：如何解决“松”的问题，那就是要“严”了。在那部分我是说了18个“严”字，但讲得还不够。我在今年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提出今年是“管理年”，就是说要全面加强管理。如何加强管理？就是要立法，要有法制，我们要加强各个领域的法制工作。我关心比较多的是金融领域。我可以告诉大家，最近两年我们处理的金融方面的案件达5000多件，撤掉了50多个银行分行的行长。我希望从今年此时开始，这个“严”字能够贯彻始终。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中国政府表示，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或者拒不同意同大陆就实现和平统一恢复谈判的话，大陆方面就要对台湾动武。外国人对此不太理解。很多人觉得，中国方面如果说要对台湾动武的话，可能就会促使很多台湾人希望实现同中国大陆的统一，好像看不出有这样的逻辑。这就像有的人，夫人要离婚就威胁说，如果你不回来同我团聚，同我重续前缘，我就把你杀掉。你觉得这中间有什么逻辑吗？
朱镕基：关于台湾问题，我已经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你讲的这个例子很风趣，但是跟我的讲话风马牛不相及。因为，我们一贯地讲清楚了，我们从来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但这并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外国的干涉势力和台湾岛内搞“台独”的分裂势力的。
英国路透社记者：去年中国国务院承诺，中国的电信公司可以开始建立CDMA的移动电话系统。到目前为止，中国联通公司还是不被允许，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支持的几个电信公司已经开始提供这样的业务了。请问中国联通将来是否也能进行这样的计划？还有，近日中国有30名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个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允许私营企业参加中国的电信业，这个议案有没有希望通过？再有，中国现在有很多互联网公司想去海外上市，但是有关规定还没有出来，能不能透露这些规定什么时候出来？它们的内容是什么？
朱镕基：中国的移动电话现在是采用GSM系统，移动电话的容量是世界第二。我们已经决定，要同时采用美国的CDMA系统。这个工作，国务院指定联通公司统一对外，从美国引进这个技术。联通公司最近举行了CDMA系统引进的招标，但是，这个招标在手续方面同有关主管部门，即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联系得不够，还要办理一些必须办理的补充手续。我想，这个问题不会要很长的时间就能够解决。外界所传的中国停止从美国引进CDMA技术，是不正确的，没有这回事。
至于30位人大代表的议案，我还没有看到。但是，私营企业参加电信产业的发展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允许外国的私人企业来参与中国电信业的建设，为什么不允许本国的私营企业参加？不合逻辑嘛。中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我想是全世界第一的，现在上网的可能已经超过了1000万户，而且将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因此，互联网的立法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讲得很对，我们正在加强这个方面的立法工作。
台湾《联合报》记者：中国大陆最近强调，台湾的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在台湾，新的“总统”在3天之后选出。如果这个新任的“总统”在他未来的一任或者两任的任期，也就是4年到8年的任期里拒绝就中国统一的问题进行两岸谈判，他选择维持现状，那是否会导致两岸出现战争？在统一的问题上，是否会制定一个时间表？在这3天之内，大陆是否会采取一些军事演习，例如导弹试射，像1996年的那次行动，以发挥它的影响力？
朱镕基：关于台湾问题，我认为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没有必要再回答假设的问题。至于是不是会举行军事演习，请你等着瞧，不要着急，只有两天了。
法国法新社记者：我想问一个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你刚才讲，中国宣布不会放弃使用武力是针对那些台湾的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是不是也包括美国？因为现在中国不断地批评美国，说美国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而且据中国《解放军报》发表的评论说，美国打算把台湾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那么，台湾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中美关系，影响到中美有关世贸组织问题的谈判？而且人们感到关切的是，台湾问题是不是会阻碍美国国会通过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
朱镕基：我这次讲话，到目前为止，除了把克林顿总统的讲话改了两个字以外，没有提到过美国。我现在不想把台湾问题跟美国联系起来，更不想把台湾问题跟中美关系的其他问题联系起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我国今年打算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规范方面采取哪些具体措施？预计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朱镕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很早就建立起来了，包括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等等，但是很不完备。比方说，我们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一定会有部分职工下岗，要重新再就业。对此，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显得力不从心。很多下岗职工现在还是待在他原来企业的再就业服务中心里，他们的生活来源是由国家财政、社会资助，再加上企业本身来供给，这种保障是不可靠的。我们已经决定，要建立一个独立于企业以外的、管理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们已经决定，而且正在从各种资金渠道来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这个法律可能在今年年底就可以出来。我们相信，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期不远了。
丹麦记者：毫无疑问，中国在建设它的基层民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因为现在人们在基层可以进行直接的差额的民主选举。那么，你觉得多少年之后中国可以把这种民主选举制度进一步扩展到县一级、省一级，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进到全国一级的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而且，总理先生，你的任期已经过半，你希望中国人民在你离任之后最记得你的到底是哪个方面？
朱镕基：感谢你对于我们基层直接选举的好的评价。至于直接选举向上能扩大到哪一级、有多快，我当然希望越快越好，但那要取决于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条件。
至于我的任期，确实已快过半。在今后不到3年里面，我将恪尽职守，奋力拼搏，以不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国务院全体同志的帮助下进行工作的。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中国证券报》记者：中国证券市场现在已经有近千家上市公司和4000多万投资者。请问总理对中国证券市场10多年来的发展有何评价？国有企业改革今年已进入“决战年”，你认为中国证券市场能为国有企业改革再做哪些服务？
朱镕基：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很快，成绩很大，但是很不规范。要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任、股民的信任，还要做大量的工作。中国的股票市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希望海内外的专家，特别是香港的专家、台湾的专家，以及新加坡的专家，都能够来帮助我们规范和发展证券市场，拿多少工资都可以，只要他们愿意来。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最近中国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应该宣布一个时间表，以便能够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中国什么时候才会允许国外的一些互助基金，来到中国的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而且，中国什么时候才会把A股和B股合在一起？中国什么时候才会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
朱镕基：我们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我们也一直讲，一定会实现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是，这需要时间。要实现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必须要有足够的监管能力，我们在这方面的条件还不具备，我现在也没办法告诉你这个时间表。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我想就有关中国的移动通信再提一个问题。现在一些与解放军有关的产业，仍然在进行着商业性的以CDMA为基础的移动电话方面的通信服务。他们在4个城市进行了试点，还想把这个服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其他地方。他们这样做是否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允许？是否允许军方从他们这些商业性的移动电话服务中获得正常的收入？中国军队是否会成为中国移动电话的第三个运营者？
朱镕基：过去，中国电信曾经和军队的一些下属单位在4个城市进行过CDMA的试点。但是，后来中央军委作出了军队与所属的企业要脱钩，军队不能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因此，今后如何来进行CDMA的合作，包括CDMA如何满足军队的需要，我们正在研究、协调。这个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
香港财经频道亚洲CNBN记者：我想请你澄清一下，台湾问题的无限期是指几个月、几年、几十年还是几个世纪的时间？还有，中方曾经做了巨大努力同美国达成中美之间的贸易协定，如果美国的国会拒绝批准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的话，中国将会做什么样的反应？中国是否会在美国不支持中国的情况下，还加入世贸组织，而且那样的话，中国是否会拒绝让美国商业进入中国市场？
朱镕基：关于无限期的问题，我不知道英文该怎么翻译。有人告诉我是indefinitely；还有人告诉我，拉丁文的原文是sine die。我看，反正你我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不再讲下去了。
关于美国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的问题，这是中美达成的关于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双边协议的一个基础和前提。这个双边协议是经过13年的谈判，最后在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亲自领导下所达成的一个“双赢”的协议，来之不易。这是一个庄严的、政府之间的协议，我们两国政府都有责任使它获得国会的批准而成为法律。中国政府已经尽了它的努力，在中国的人大方面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克林顿总统已经承诺，而且确实在努力使美国国会能够通过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克林顿总统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现在不批准，恐怕要后悔20年。我可以加一句，不只是后悔20年，恐怕千百年以后，当美国人民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会后悔为什么当时犯这个错误，掩卷而长叹。因此，我完全相信美国国会议员的明智和理智，一定能够通过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
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2002年3月15日）
朱镕基：请大家提问题，分秒必争。
中央电视台记者：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测目标为7%。请问总理，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主要措施是什么？
朱镕基：今年国民经济增长的预测目标为7%，是经过我们周密考虑，考虑了各方面的不利因素，包括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等因素来制定的。我想是可以实现的。具体的措施已经在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做了简述，我就不再重复了。从今年第一季度的情况来看，比我预想的要好。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预测，今年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7.5%。因此，我对此更有信心，也就是说，对实现经济增长7%的目标有信心。
德国德新社记者：今年对中国来讲是关键的一年，要选举产生新的领导班子，包括下一任总理，有人看好温家宝副总理，对此你是否能发表评论？另外，对你的继任者，你有什么建议？
朱镕基：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的时机恐怕是太早了一点，因为你所提的问题的答案连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没办法告诉你，很抱歉。
新华社记者：今年我国财政赤字为309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请问总理，如何看待我国的财政风险，这对下届政府有没有影响？
朱镕基：前天我看到香港有一份报纸，送给我一个“荣誉”称号叫“赤字总理”。我从来不接受荣誉称号或者荣誉学位，因此，对这个问题我需要解释几句。我查了手头的资料，我只查了二十几个国家。2000年，19个国家都有赤字，包括一些发达的大国。所以，问题不在于财政有没有赤字，而是这个赤字的水平是否在承受能力范围以内，特别是这个赤字是用在什么地方、“赤”在什么地方。中国今年的预算赤字是3098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国债余额总计2.56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左右。这两个数字都在公认的警戒线以内。至关重要的是，我国这个赤字不是用在弥补经常性的预算方面，没有把它“吃”掉，而是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本届政府已发行的5100亿元国债，带动了银行资金和其他资金，一共完成了2.5万多亿元的工程。包括新建10万公里的公路，其中1.3万公里是高速公路；新建5000公里的干线铁路，加上复线、电气化铁路在1万公里以上；建设了9500万千瓦的电站，全部改造了农村的电网；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用户已经达到3.2亿户。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的。因此，我留给下届政府的不只是债务，还有2.5万多亿元的优质资产，这些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将长期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为重要的是，这几年5100亿元的国债加上银行配套的贷款，拉动了整个工业生产，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财政的收入每年都大幅度地增加，这才使我们有可能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最近几年职工工资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还使我们构筑了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使我们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教育和科技战线。与此同时，最近几年里人民群众的银行储蓄存款也不断地增加，保持每年增加7000亿到8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如果我们不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也许就垮了。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也是恰到好处的。你看1998年以来这4年，物价一点也不涨，降得也不是很多，在1%上下浮动，足见中国的“功夫”是不错的。所以，对不起，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奉送回去。我为我们国家能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但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影响，而且利用这个机遇空前地发展了国民经济而感到自豪。
韩国《朝鲜日报》记者：昨天有20多个朝鲜人进入西班牙驻华使馆，请问中方怎么处理这件事？
朱镕基：中国的外交部门已经跟有关的驻华大使馆进行了协商，达成了协议，将按照法律予以解决。请你稍微等一等，也许很快就解决了。
日本共同社记者：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日中关系问题。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日中两国的高层往来比较多。我听说，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表示希望日本皇太子和皇太子妃来中国访问。你认为如果他们来的话，能够推动日中关系的发展吗？另外，他们会受中国老百姓的欢迎吗？第二个是内政问题。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阶层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有一些专家也认为，要改善这个现象，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是必要的，你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同意，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培育这样的中产阶层？
朱镕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前年，我和森喜朗首相见面时就把今年确定为“中日友好年”，双方将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来庆祝邦交正常化30周年，包括加强沟通和往来，在中国举行“日本文化年”、在日本举行“中国文化年”活动等等。关于邀请皇太子和皇太子妃访问中国的问题，我们早就予以推动，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够接受邀请，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在中国受到热烈的欢迎。
关于你提出中国存在着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我认为是存在的。你大概记得邓小平先生讲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必然是有一部分人现在还没有富起来。因此，贫富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在执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扶持低收入的群体，或者说弱势群体。比如说，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占了《政府工作报告》的很大一部分，可以说已成为我们的一个中心工作。又如，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视，扶持下岗的、失业的、离退休的职工，都是我们工作的重点。除了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来缩小这种贫富差距以外，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税收。我们通过税收政策、税制改革来扶持这一部分还没有富起来的人民群众。
我相信，在经过一个时期以后，这种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最终会得到解决的。
香港《经济日报》记者：现在香港跟内地正在商谈建立类似自由贸易区的更紧密的经贸关系。我想问一下，中央有什么政策来继续巩固香港的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另外，在中国加入WTO后，香港怎么样帮助内地的经济发展？
朱镕基：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以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香港碰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但是，我始终认为香港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广东省。没有任何一个大城市在近期内能够超过香港。我相信香港一定能够克服当前面临的暂时经济困难，对此我们是有信心的。至于中央政府对香港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与合作，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正在进行紧密的协商。只要对香港有实惠和好处的事情，而且是可行的，中央政府一定会全力以赴。我相信香港完全能够保持它的亚洲金融中心地位，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以后，机遇会更大。
俄罗斯俄通社—塔斯社记者：你今年要和俄罗斯总理再次举行会晤，请你评述一下中俄关系现状，包括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前景。
朱镕基：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最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好，特别是去年江泽民主席和普京总统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更加巩固了这种友好合作关系。表现在经济领域里，也产生了实际效果。去年中俄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比前年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个贸易统计是不完全的，因为有很多边境贸易没有统计进去，就公布的贸易额来讲，这个发展是非常巨大的。去年中俄两国总理在圣彼得堡举行定期会晤，我们商定在经济贸易和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我预期在两年，也许三年之内，我们可以把现在的中俄贸易合作水平提高一倍。今年两国总理定期会晤将在上海举行，我们将进一步共同努力推进中俄两国友好合作包括经济贸易合作迅速发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跟1998年你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相比，现在看起来，你虽然同样的帅，但是略显疲劳。我的问题是，操持一个有13亿人口国家的大事，我难以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你能否谈一下，在你管理国家大事的时候，最让你头痛、最让你难以入睡的问题是什么？你担任总理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可能现在还没有完成。你能否讲一下哪方面做得还不够？另外，你有没有想过再干一任？
朱镕基：我比1998年是不是显得疲劳，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作何评论。不过我想，时间已经过去4年了，人总是要老的嘛。但是，这4年以来，我始终丝毫不知疲倦地在进行我所担负的政府的工作。我想，这4年本届政府做成了很多事情，特别是刚才讲的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而且在这几年里不断发展了我们自己。当然，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令我最感头痛的是什么？我一天到晚都头痛，最厉害的，就目前来讲，主要是增加农民的收入。因为这4年里，国家的公务员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的工资，而物价没有涨。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亏损企业在3年里面已经基本脱困，很多企业职工的工资也有很大的提高。离退休职工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他们的待遇也提高了，我想他们都是很高兴的。但是比较起来，农民的收入增加得不快，个别地方还有下降。对这个问题，这几年中国政府做了巨大的努力，在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用了大量的篇幅，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最根本的措施，是要靠农业种植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现在的粮食供过于求，农产品越来越多，种什么什么多。价格上不去，农民的收入就增加不起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美国的农产品还要大量地在中国登陆，国内农产品价格还要下降，农民不是更困难吗？这就是我很头痛的事情。现在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大豆已经相当于中国大豆年产量——1500万吨了。当我们想采取转基因农产品管理办法的时候，这也是国际上很多国家实行的办法，你们美国的领导人就来跟我谈大豆的问题，说影响美国10亿美元的出口，要我们慎重一点儿。但是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钢铁产品，却宣布要加税8%到30%，这样就影响中国3.5亿美元的钢材没法向美国出口。我可不可以像美国领导人关心大豆一样也关心我们的钢材，也对美国大豆加税30%行不行呀？这些都是头痛的问题，但我想虽然头痛，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现在全国粮食库存有5000亿斤，我们可以开仓济贫，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的政策，使农民的收入直接或间接地得到增加。同时，我们正在实行农村费改税的政策，以减轻农民的负担。我相信，这些措施能够缓解目前农民困难的局面。再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成效，农民的收入会增加起来。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人民日报》记者：本届政府开始时提出的目标是“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请问总理，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这些目标能否全部实现？
朱镕基：我在1998年本届政府开始时所提出的“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在这4年里面就已经基本完成了。“一个确保”，是确保1998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和人民币不贬值。结果，人民币没有贬值。当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7.8%，比8%少了一点，原因大家也知道，1998年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稍微差一点。“三个到位”，第一个指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在3年内实现扭亏为盈，这个目标在第三年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缴纳的大量税收，财政收入状况就不可能这么好，不可能每年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一倍的增幅在增加。第二个“到位”是金融改革，我们已经对商业银行进行了很大的改革。我们借鉴美国RTC的经验，把不良贷款分离出来，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使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有很大转变，光去年一年，不良贷款的比例就下降了3个百分点。第三个“到位”是精简政府机构，这在当年就已经完成了，减少了一半的人员。现在，精简机构已经推进到省、市、县政府。“五项改革”，包括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资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以及完善财税制度改革。这五项改革，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进行，我对于改革的进展还是满意的。因此，我认为本届政府实现了对全国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出的承诺，要不然为什么每次《政府工作报告》都以高票通过呢？可以说我们问心无愧。但是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好，我们要继续做好。
英国路透社记者：自你担任总理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进行广泛改革。中国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十六大以后，中国是否会强调在政治领域进行改革？另外，接着CNN记者的问题，再问一下，你是否寻求连任？如你不想再干一届，那么你的同事，江主席、李鹏委员长是否也会退下来？
朱镕基：我想，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就是建立民主法制国家的改革一直都在进行。今后会以更大的力度来进行。至于连任不连任的问题，我已回答了无数次这样的问题，每次都引起无端的猜测，所以我重复刚才的话，你耐心等待一段时间，答案马上就有了。
台湾《联合报》记者：在你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台湾的部分，我们注意到你并没有提到以前常用的一些词语，例如“绝不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也没有使用最近常听到的“渐进式台独”这样的词，请问你是出于什么考虑？是不是反映大陆对台湾有一些新的思路？是不是基于台湾民进党执政的事实？
朱镕基：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始终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和江泽民主席所提出的八点具体解决措施。我没有强调的问题不等于我们的政策就改变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主要是针对那些坚持“台独”的顽固势力所讲的，这个话没有变，但是也不需要我天天讲、月月讲。
美国彭博新闻社记者：在几个月以前，我们看到中国银行的一些海外分行有一些腐败现象被揭露出来，它们有一些违规的贷款等等。另外，中国的同行也有同样的报道，中国银行广东分行也有类似的问题。我想问的是，在中国的银行界是否还存在这样的问题？这种问题有多严重？中国正在采取什么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此外，既然已经有了这些报道，这是否影响你过去一直提倡的一种做法，就是你鼓励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要到海外上市？现在出了这些问题，有了这些报道，是否影响这方面的考虑？
朱镕基：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十几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在个别的分支机构发生违法事件，我想这不是什么太奇怪的问题。你们美国不是也出现了“安然事件”吗？由于你们在认真地处理“安然事件”，中国的报纸、杂志、舆论界没有大肆渲染这件事情。同样，中国银行的个别分支机构发生一些违法事件，也不值得大肆渲染。我们对这种事件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是依法处理的。我想，个别的银行分支机构发生这种违规事件，不会影响中国银行、中国金融界的信誉，也不会影响中国的银行将要在国内或者在海外上市的目标。
法国法新社记者：朱总理，我们听到很多中国老百姓说，很希望你连任。但你刚才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请问，无论下一届总理是谁，你觉得他应该有什么优点呢？如果下任总理不是你的话，你觉得他在哪个方面应该向你学习，在哪个方面不应该向你学习？
朱镕基：我很佩服你们新闻记者的执著和毅力，总是要把这个问题追个水落石出。但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答案，我怎么回答你呢？至于我本人，除了我确实是在埋头苦干以外，我没有什么优点，我不希望别人学习我。特别是某家香港报纸说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就更不要学习我。但是这家报纸说得不对，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不瞪眼睛不就是植物人了吗？板凳绝对没有捶过，那捶起来是很疼的。至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唬老百姓，我想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说法。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香港亚洲电视记者：刚才你提到香港比起内地的其他城市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就是现在内地很多大城市发展得很快，也追赶得很快，尤其是它们在国家整个经济的战略发展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但是，香港在这方面还不是太明确自己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请教一下总理，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讲一下，你觉得香港在未来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我们都很担心，像过去20多年引入外资的角色可能要失去了。
朱镕基：香港曾经扮演着亚洲金融中心的角色，同时，也是一个文明的国际城市。我想，这种优势香港并没有丧失。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香港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作出的贡献是第一位的。今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我想香港的地位应该作一些调整。所有香港的精英都在为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我们也愿意和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人民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我始终坚信，香港的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它将来的地位是不可限量的。我刚才已经说过，没有任何一个内地的城市可以在近期代替香港。我们都应该有信心，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