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档案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

本文摘自:《文史春秋》 杂志2007年第11期  作者：余刚

清末咸丰至光绪年间，曾发生四起轰动社会的案件，即“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张沦祥刺马案”、“杨月楼诱拐卷逃案”和“顺天乡试科场舞弊案”。

这清末“四大奇案”，由于案情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暴露了封建专制社会的腐朽与黑暗，因而被编成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广为传播，影响很大。不少文献记载亦被作为信史引用，但许多情节与史实出入较大，甚至无中生有，造成误解，且有许多重要史实及内幕活动鲜为人知。本文根据清代档案及有关史料，将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真实史实作一介绍。

葛品连因病死亡

“小白菜”本名毕生姑，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浙江省余杭县人。其父早死，寡母毕王氏因生活贫穷，于同治二年(1863年)携毕生姑再嫁本县粮差喻敬天，改称喻王氏。因毕生姑喜穿一件绿色上衣，腰间系一条白色围裙，人又长得清秀，邻居们都叫她“小白菜”。此时，喻敬天租住木匠沈体仁的房屋，毕生姑之母喻王氏和沈体仁之妻沈喻氏在闲聊时说定，等毕生姑长大成人，就许给沈喻氏与前夫葛风来所生之子葛品连为妻。

葛品连生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也是余杭县人。后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军队打到这里，他参加了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葛品连逃回余杭，在一家豆腐店帮工，因多夜间工作，故时宿店中。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毕生姑17岁，与葛品连完婚，改称葛毕氏；四月，夫妻租住杨乃武房屋，两家同院居住。

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世居余杭县城澄清巷口西首，祖父杨朴堂以养蚕种桑为业。杨乃武娶妻詹氏，生一子，同治十二年考中举人。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八月间，葛品连多次见到葛毕氏与杨乃武同坐共食，疑有私奸，几次在夜晚从豆腐店回家，在门外和檐下窃听，仅闻杨乃武在教葛毕氏读经书识字，未发现奸情。葛品连将怀疑告诉母亲沈喻氏，沈喻氏趁葛品连上工时，前来察看，也看见葛毕氏和杨乃武正在同坐共食，遂加深怀疑，并向外人谈论，巷间遍传。杨乃武听到流言蜚语，以增加房租为名，希望葛品连搬走，沈喻氏等也劝儿子速迁避嫌。同治十二年(1873年)闰六月，葛品连夫妇移住喻敬天表弟王心培院内，王心培留心察看，发现杨乃武从未来过葛家，也未发现他与葛毕氏有过任何接触。

这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葛品连因嫌妻子腌菜迟误，将她责打，葛毕氏悲愤交加，将头发剪去，扬言要出家为尼。喻王氏和沈喻氏闻讯赶来，葛品连跟她们说“为杨乃武前事，借此出气”等语。

此后，葛品连生病，且病势加重。他左腿患丹毒，俗称“流火”，十分疼痛。十月初七发烧，葛毕氏劝他不要上工，他仍坚持上工两天。初九早晨，沈体仁在大桥茶店碰见由豆腐店回家的葛品连，见他面色发青，浑身发抖，不停打寒战；地保王林在点心店前见葛品连买粉团，食后即吐，勉强走回家。葛品连进屋即睡，时欲呕吐，发烧畏寒，嘱葛毕氏托喻敬天买来东洋参、桂圆煎汤服用。未料，服后病势立刻加重，喉中痰响，口吐白沫，不能言语。葛毕氏托王心培叫来沈喻氏、喻王氏等人，又请来余杭名医严雅州，诊为“痧症”，用万年青、莱服子(萝卜子)灌救，已经无效，申时死亡。沈喻氏为之换衣时，留心查看尸身，并无可疑迹象。

葛品连身体虚胖，虽死于秋末冬初，但南方气温较高，至初十日夜晚，尸身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本来就对儿媳不满的沈喻氏在他人挑拨下，盘问葛毕氏，葛毕氏坚称是“病死”，但沈喻氏仍请地保王林代写呈词，说葛品连“死因不明”，“请求验尸”，并未涉及任何人，也未说系何因死亡。十一日黎明，王林携同沈喻氏将状纸投递于余杭县衙。

错验尸铸成冤狱

余杭知县刘锡彤看了沈喻氏的呈词后，正欲前往验尸，可巧有个秀才陈湖到县衙给人看病，向刘锡彤提到葛毕氏与杨乃武有私，今葛品连很可能是被他们谋毒。刘锡彤又叫门丁沈彩泉出去打听，回称外人颇多议论，和陈湖讲的一样，刘锡彤深信不疑。

当天中午，刘锡彤带领门丁沈彩泉、验尸员沈祥到葛家验尸。沈祥首次独立验尸，水平较低，将尸体口鼻流淡血水认作“七窍流血”。一般情况下，如果用银针探入咽喉，拔出后本应用皂角水反复擦拭，若银针上青黑不去，则可断定系服毒身死。可沈祥毕竟是个新手，拔出银针后，未用皂角水擦拭，只见银针上有黑色黏液，即说“服毒身死”。

刘锡彤在县衙听了陈湖之言，已认定葛毕氏串通杨乃武毒杀亲夫，现在又经验尸，更确认不疑，遂将葛毕氏带回县衙，严刑逼供，葛毕氏在酷刑下无奈招供：与杨乃武有“恋奸情热”，十月初五日杨给她一包砒霜，初九日下午她将砒霜掺入桂圆汤内，毒死丈夫，后来婆婆看出服毒形状，自己方承认毒死丈夫。葛毕氏的供词与沈喻氏的呈词不符，刘锡彤也不想想：既然葛毕氏已经向婆婆承认了毒死丈夫，沈喻氏的呈词为何不提此事，仅说“死因不明”呢?

刘锡彤立即传讯杨乃武到堂，出示葛毕氏供词，杨乃武拒不承认，因他是新科举人，不能动刑。十月十二日，刘锡彤向上司请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功名，不等批文下来(十二月初七日才下圣旨，同意革去杨乃武的举人功名)，刘锡彤即用酷刑逼供杨乃武，并令其与葛毕氏对质，葛毕氏惧怕再动刑，仍照前供，但杨乃武拒不承认。

奉上级令，刘锡彤将二犯及人证押往杭州府，他对案卷作了篡改，如将沈喻氏呈词的“口鼻流血”，改为“七窍流血”；验尸未用皂角水擦拭银针，改为“已用皂角水擦洗，青黑不去”，丝毫不提动刑之事。十月二十日，除犯人外，还有沈喻氏、王林、王心培等，一同押解到杭州府。

酷刑下冤上加冤

杭州知府陈鲁听了案卷后，一拳击在案卷上，说：“奸夫淫妇谋害亲夫！”立即传审杨乃武，根本不容他分辩，即施“跪火练”酷刑。杨乃武双膝被烧焦，只得招供：自己与葛毕氏同院居住，后“调戏成奸”，八月二十四日二人在葛家“房内玩笑”，被葛品连撞见，自己逃走。九月二十日，见到葛毕氏，她说被丈夫责打，自己“恋奸情热，起意把葛品连毒死”。十月初五日将砒霜“密交葛毕氏收藏，嘱她乘便下手”。初九日，葛毕氏把砒霜和入桂圆汤内，毒死葛品连。

陈鲁追问砒霜自何而来?杨乃武想起从余杭到杭州，经过东乡仓前镇，曾见有一家药铺门口挂着“钱记爱仁堂”的招牌，随口供认：“因有事去杭州，十月初三日路过仓前镇，在爱仁堂捏称毒鼠，用钱四十文，买得砒末一包。”陈鲁问药店老板叫什么名字，杨乃武胡说是叫“钱宝生”。

陈鲁又审问葛毕氏，她惧怕再受刑，所供同前。接着传证人，先传沈喻氏，她听到杨乃武和葛毕氏的供词后，也顾不得考虑是真是假，只是满腔仇恨要为儿子报仇，因而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初九那天下午，我给儿子换衣服，见七窍流血，浑身发黑，盘问媳妇，她承认是杨乃武给她砒霜，毒死我儿子，十一日我便报官。”陈鲁也不想想，初九就知道自己儿子被毒死了，何以十一日才报官?再传王林和王心培，他们心里明白：八月二十四日葛品连责打妻子，杨乃武并未来葛家；葛品连死前发烧，确有病情，但他俩见杨乃武和葛毕氏都已承认，何必再为他们申辩，遂也信口雌黄，作了伪证。

十月二十七日，陈鲁令刘锡彤传讯“钱宝生”，实则他叫钱坦，根本没有卖过砒霜给杨乃武。刘锡彤让陈湖和沈彩泉威逼利诱，钱坦只得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此时，自刘锡彤以下，大家都知道杨乃武与葛毕氏是冤枉的，但各自出于个人目的，不仅无一人为他们伸张正义，且都竭力作伪证。

陈鲁接到钱坦的伪证后，草草定案，根据《大清律例》拟罪：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

杨昌浚审此案时，为慎重起见，派黄岩县候补知县郑锡滓到余杭县微服私访。刘锡彤事先得消息，盛宴款待，重重贿赂，二人竟联名回复杨昌浚，称“案情确凿，无冤无滥”。杨昌?也没留意调查者和被查者居然共同写“密访”结论，于是上报刑部。各级官吏草菅人命，可见一斑。

杭州府三堂会审

刑部接到案卷后，正在复核。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杨乃武在狱中写了“供辩”，详细揭露了葛毕氏受刑后攀诬自己，自己亦在酷刑下屈打成招的经过，并设法将这份“供辩”送到自己姐姐叶杨氏(杨菊贞)手中。叶杨氏让家中佣工王阿木和其堂弟王和尚，携杨乃武的“供辩”到京师都察院呈递。京师都察院按例行公事，将此“供辩”发还杨昌浚复查此案。

杨乃武在“供辩”中控告陈鲁严刑逼供，但杨昌浚却令陈鲁复审此案。陈鲁复审时，根本不许杨乃武分辩，只是用重刑威吓，杨乃武知道，寄希望于陈鲁平反此案，无异于与虎谋皮，为免再受皮肉之苦，只得再次招认；葛毕氏更不敢翻供。陈鲁仍照原审结果，上报杨昌浚。

这年九月，杨乃武再次写了呈词，由其妻詹氏托人上京师步军统领衙门上告。步军统领衙门又上奏朝廷，慈禧太后第一次知道这案子，降旨：“交杨昌浚司亲提严讯。”杨昌浚发现事情闹大，决定请湖州知府锡光代为复审，因为他知道慈禧太后对他们这批汉人封疆大吏不信任，希望由一位满人官员复审，一是取得慈禧信任，二是万一发现复审有问题，自己可以开脱责任。

锡光正要复审，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五日，同治帝病死，光绪帝继位。国有大丧，一切政务均要搁置，锡光赶回湖州府设奠哭灵，直到第二年(1875年)二月十二日才继续复审。这次复审即为后来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三堂会审”。

这次审讯没有动刑，杨乃武、葛毕氏双双翻供，讲出历次严刑逼供之事；钱坦也讲出刘锡彤如何威逼他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之经过。锡光不知如何是好，请示杨昌浚。杨心想：以前历次上报朝廷，都坚称案情确切，若这次否定了，等于否定了自己以前所为，会影响前程，因而以“未能审出结果”的话搪塞朝廷。

胡瑞澜奉旨复审

有个刑科掌印给事中王书瑞，上奏再次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指出此案可疑之处。慈禧太后派浙江省提督学政胡瑞澜复审此案。胡瑞澜与杨昌浚私交甚厚，他到杭州后，和杨昌?密谋，决定维持原判。胡瑞澜虽知道杨乃武冤枉，却不能让他申冤，办法是从他的供辩中找出破绽，堵住他的口。

原来，杨乃武在供辩中急于洗刷自己，有两处不实：一是他胡说八月二十四日是余杭县衙役何春芳在葛家与葛毕氏通奸，被葛品连撞见，胡瑞澜传来葛毕氏与何春芳，二人皆否认此事；二是杨乃武诬称葛品连死后，余杭县衙役在葛家“私议两日”，借以勒索他，经审，亦无此事。

胡瑞澜又审葛毕氏，令葛毕氏务必说清“葛品连如非中毒，到底因何死亡?”葛毕氏不知道，胡瑞澜以刑相吓，葛毕氏只得胡说丈夫因负债过多，无力偿还而自尽。胡瑞澜又问她：“欠谁的债，以何方式自尽?”葛毕氏无言以对，只得承认是胡说。

胡瑞澜抓住杨乃武与葛毕氏在无关紧要问题上的不实之词，小题大作，并咬定其他事上也是假话，用“跪火砖”等酷刑对他俩日夜不间断地“熬审”，迫使他俩不敢再翻供，其实这也是替杨昌浚打击报复。

最后一堂，杨乃武双腿被夹断，葛毕氏乳头也被人用铜丝穿入，二人画供时已气息奄奄，神志模糊。文艺作品写杨乃武将姓名写成“屈打成招”四字，查无此事。其实是杨乃武失去知觉，差役抓他手按个手印。

老奸巨滑的胡瑞澜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一方面肯定了以前审讯的结果，另外又想借主持科举考试一走了之，以免节外生枝。杨乃武已经彻底绝望，在狱中作联自挽：

“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胡瑞澜)充刑台，乃武归天。”

翁同龢伸张正义

刑部右侍郎夏同善与翁同龢均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为毓庆宫授读。夏同善丁忧期满要回京，杭州著名的中药店胡庆余堂老板胡雪岩为夏同善饯行，胡雪岩席间提到杨乃武冤案，夏同善答应回京后相机进言。

翁同龢在咸丰六年(1856年)中状元以前，曾在刑部当差，他在任光绪帝老师之前，还曾任过刑部右侍郎。正在此间，发生了杨乃武与葛毕氏案。慈禧太后见了胡瑞澜的奏折后，传谕：“着刑部速议具奏”，翁同龢接到上谕第二天，即向刑部浙江司索取杨昌?、胡瑞澜的奏折及附的《供招册》，细核了杨乃武、葛毕氏的“招供”与“翻供”，发现几处可疑，都用标签标出，出示给刑部尚书桑春荣看。桑胆小怕事，且杨昌?每年都重金贿赂他，他也不想得罪杨昌?，主张维持原判。

于是，翁同龢采取了一些策略，先联合其他有关官员，如与翁同龢同值毓庆宫的张家襄、广寿，刑部左侍郎绍祺等，大家一致同意平反此案。然后，他们一起和桑春荣展开了长时间辩论。桑只好让步，同意发文给胡瑞澜，让他将可疑之处再审。翁同龢的换帖弟兄荣禄此时正任步军统领，翁请荣禄抄写杨乃武两次 “供辩”原文进行研究，发现杨乃武提出的可疑之处，胡瑞澜上奏时极力回避，已经是欺君罔上。

光绪元年十月三十日，翁同龢联合刑部尚书崇实、桑春荣，礼部尚书灵桂，刑部左侍郎绍祺、黄钰和右侍郎载崇、钱宝廉，联名给慈禧太后上奏折，对胡瑞澜的复审提出四点疑问：第一，(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到底去葛家否?第二，杨乃武在“钱宝生”的药铺买砒霜否?第三，(证人)王心培发现过杨乃武来葛家否?第四，刘锡彤之子参与此案否?慈禧太后看了奏折，当天就降旨，令胡瑞澜将上述四个疑问审理清楚，“不得稍涉含糊，意图迁就”。

在京的浙江籍官员知道慈禧太后的上谕后，18人联名上书都察院，重申“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并未去葛家”，刘锡彤逼迫“钱宝生”写卖砒霜给杨乃武的伪证词。大家还提出：

第一，余杭县监生吴玉琨曾到县衙作证，杨乃武十月初三日到南乡岳父家，初六日才回余杭。而杨昌?在报刑部时称杨乃武初三日买砒霜，初五日给葛毕氏，出现明显漏洞。因此胡瑞澜复审改为“初二买砒霜”，并勒令吴玉琨将证词改为杨乃武“初五回余杭”，以证明这天杨乃武给葛毕氏砒霜。

第二，胡瑞澜复审后，犯人与证人均不画押，无法结案，胡瑞澜令葛品连之母沈喻氏一人代画了8个人的供词。

第三，若杨乃武真的在初五给葛毕氏砒霜，葛品连初九才发病，难道发病前四天杨乃武就能预料得到吗?

都察院将这18人的呈文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对胡瑞澜也不信任了，十二月十四日再次传旨将本案犯人、证人及案卷押解到北京，由刑部亲自审讯。

刑部京审洗沉冤

胡瑞澜先前接到十月三十日慈禧太后的上谕，草草审了两次，没有动刑，想敷衍一下。他现在不太害怕了，因为“钱宝生”(钱坦)于十一月十二日突然死去，因何而死，至今是个悬案，死无对证。胡瑞澜长出了一口气，但没想到又接到十二月十四日的上谕，这才感到大事不妙，虽然知道这批人到北京会说些什么，可面对圣旨，又束手无策。

光绪二年四月底，刑部先审讯杨乃武买砒霜之事，吴玉琨、杨恭治、詹善政均证明杨乃武于十月初三至初六日在南乡，不可能买砒霜，爱仁堂伙计杨小桥、钱坦之母钱姚氏亦证明杨乃武未买过砒霜。葛毕氏供出真实情况，承认在酷刑下诬陷了杨乃武。再审沈喻氏，也说了实话：儿子有“流火”症，自己并不知道他是否被毒死，只请求验尸。又审王林、王心培，他们证实葛品连死前已病，不知中毒否。

刑部又审验尸人沈祥，沈祥说了实话：自己只是一个学习的仵作（验尸官），葛品连到底因何而死，他自己根本不清楚，且拔出银针后未用皂角水擦拭，是沈彩泉让自己说是中砒毒的。

刑部将复审结果上奏慈禧，请求将葛品连尸棺及刘锡彤、沈彩泉等押解北京，开棺验尸。九月十七日，得到慈禧太后同意，通知杨昌浚立即执行。

海会寺开棺验尸

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刘锡彤、沈彩泉以及死去的葛品连的尸棺被押解到京，尸棺停在北京朝阳门外神路街海会寺内。

刑部先提审刘锡彤，他只承认未用皂角水擦拭银针，因为他不是仵作，可以不负责任，其他事概不承认。又提审沈彩泉，他供出了如何逼迫钱坦证实杨乃武买砒霜的经过。在一旁的刘锡彤顾不得官场规矩，举拳就打沈彩泉，堂上乱成一团，无法审讯。

此案实则无须再审了，但必须证实葛品连是病死还是被毒死，以便定案。十二月初九日，刑部在海会寺开棺验尸。这一天，刑部满汉尚书、侍郎以及证人们全到海会寺。开棺之前，先令刘锡彤查看封条，认明原棺无误，即由刑部仵作开棺。

棺木打开，尸臭扑鼻，人死已近3年，皮肉已腐烂，仅余骨骸，老练的仵作一见骨头黄白，即断言：“因病身死。”刘锡彤明白这关系到自己前程乃至身家性命，不死心，指着几块骨头说是“青黑色”，仵作说“外边青黑色乃发霉所致，挫断骨头，里边黄白；若中毒，里边亦青黑色”。

刘锡彤仍绕着棺材细看，其实他什么也不懂。新任刑部尚书皂保问他还有什么话说，此时刘锡彤才摘下顶戴，跪在刑部各官面前，承认“委系无毒，因病身死”。

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刑部尚书皂保领衔上奏，洋洋万言，详细介绍了全案经过，结论为：“此案刘锡彤因误认尸毒，而刑逼葛毕氏；因葛毕氏妄供，而拘拿杨乃武；因杨乃武妄供，而传讯钱坦；因钱坦被诱捏结(伪证)，而枉坐葛毕氏、杨乃武死罪。以致陈鲁草率审详，杨昌浚照依题结，胡瑞澜迁就复奏。历次审办不实，皆由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冤狱，情节显然。”

几位刑部官员探讨冤狱形成的原因：杨乃武与刘锡彤都坚称，在此案之前他们毫无私仇，案发后，刘锡彤也没有勒索杨乃武。十一日早上沈喻氏上告，十二日审完杨乃武，即请求上司革去杨乃武举人功名，中间没有间断。若企图勒索杨乃武，必然要耽搁几日，勒索不成，才上报，以此证实，刘锡彤不是贪官。那么，是否由于刘锡彤不能容忍杨乃武与葛毕氏的奸私呢?几位刑部官员反复查阅案卷，并审讯人证，未有任何人证实他们通奸，在定案时亦未指斥他们有奸情。那么，各级官员为何齐心协力制造这起冤案呢?

当然，刑部官员们不可能认识到，在一个封建专制统治的制度下，具有中世纪特色的法制极不科学、极不健全，各级官员素质极差，愚昧野蛮，只知严刑逼供，一味草菅人命，且吏治败坏，官官相护。这样的社会里，由这样的官吏办案，造成冤假错案就是必然的了。

最后的处理为：沈祥“杖八十，徒二年”；刘锡彤“革职，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陈鲁、郑锡滓、杨昌?、胡瑞澜均革职；沈彩泉“杖一百，流二千里”；沈喻氏“杖一百，徒四年”；王心培、王林、沈体仁“杖八十”。

自冤案发生起，看不出大清国的法律有一丝一毫的公正，可在最后处理上，它突然像变戏法似地“公正”起来，且“公正”得令人啼笑皆非，这体现在对杨乃武和葛毕氏的处理。本来已给他们平反，但刑部官员依然认为：“无风不起浪，为何不冤枉别人，单冤枉你俩?”这句话，刘锡彤、陈鲁、杨昌?、胡瑞澜全都讲过，现在刑部官员也是如此看法，并如此处理杨乃武：“讯无与葛毕氏通奸确据，但就同食教经而论，亦属不知远嫌。又复诬指何春芳在葛家之玩笑，虽因图脱己罪，并非有心陷害，实系狱囚诬指平人，有违定制律。应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杨乃武落个“杖一百，革去举人功名”。关于葛毕氏“捏供与杨乃武商令谋毒本夫，讯因畏刑所致，惟与杨乃武同居时，不避嫌疑，致招他议，虽无奸私实据，实属不守妇道，拟杖八十。”

陈湖、钱坦及刘锡彤之子已死，未作处理。但刑部亦未调查钱坦因何而死，乃本案一大疏漏。葛品连的尸棺就近埋在京郊。

这件冤狱，慈禧太后共下10道上谕，才得平反。

杨乃武自遭官司，家产荡然，以养蚕种桑为生，1914年9月腿股间患疮疽，不治身死，葬于余杭县城西门外新庙前，年74岁。

葛毕氏回到余杭，孑然一身，万念俱灰，在余杭县城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庵中没有香火，以养鸡、猪谋衣食，了此残生。她死于1930年，亦享年74岁，坟塔在余杭县东门外文昌阁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