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枪、夺枪
就在这时,高岗突然从右边裤兜掏出手枪,迅速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扣动板机,“砰”的一响,餐室内外的人都惊呆了!在这一瞬间,包括高岗自己在内,全都确信:高岗的头颅准被打了个窟窿,完了!高岗一松手,枪掉到地上,身体也不自觉地倾倒下去。
我虽然心有戒备,但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一手。当突然发觉他掏枪、举枪时,我本能地侧转身,伸出右手去阻挡。就在高岗扣响扳机的瞬间,我用右手向上搪了一下他的臂肘。枪响了,子弹向斜上方飞去,打在后面墙上。
在枪响和高岗倒下的瞬间,我确实以为他中弹了,下意识地一面大喊:“快打电话,快打电话!”一面抱住他,一起双双倒在地毯上。
高岗被我死死抱着,仰面朝天地压在我身上,很快清醒过来。他看见手枪掉落在后侧地毯上,拼力挣扎着去捡枪。此时我也看见枪离得不远,就在左前方二三尺地方。他越是拼力挣扎,我越是拼力紧紧抱住不放。他虽然压着我,但被我紧抱着双臂和胸部,使他的上臂不能转动。要去捡枪,必须挣脱我向左侧转身。因此,他只得靠双脚着力撑着地毯,用力把两人的躯体同时向左侧转动,而我则竭力顶住,阻止他。尽管我比他年轻14岁,可是力气远不如他,加上他压在我身上,我的双腿使不上劲,因此,阻拦不住他向手枪靠近。经过短暂剧烈的挣扎,他终于把手枪抓在左手中。如果手枪被转到他的右手,问题就严重了,肯定又会开枪,不只是打了他自己,还可能打了我或别的人。我急忙大喊:“快,快,快把枪夺下来!”
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瞬间,此时,人们从枪响的震惊中清醒过来,明白了形势的严峻。随着我的喊声,小董、李力群从对面壁炉前跑过来,高老虎、白俊杰等从门口跑过来,有的抓住高岗右手,有的抓他的左手,更有使劲掰开高岗左手手指的,而高岗仍被我紧紧抱住,仰面躺在我身上,奋力挣扎着,一声也不吭。经过大家的齐心努力,终于把枪夺了下来。白俊杰马上把枪膛里的子弹和弹夹退出来,把枪放入衣袋。高老虎、白俊杰、董文彬他们力气大,在夺枪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没有他们和其他人的协同合力,任何一个人是很难把枪夺下来的。
我在情急之下喊“快打电话”,这话很不明确,叫谁去打?打给谁?说什么?当时,谁也没理会,也无法执行。我自己也不清楚,是向上面报告高岗自杀这件事,还是向医院求助来人抢救?可是,这句话,在很快清醒过来的高岗头脑中引起了很大的惊恐。枪一夺下,他马上瘫软。大家把我们两个扶起来,送到隔壁办公室去休息。高岗一边走,一边说:“赵秘书叫人打电话了,一会儿就来人把我带走了。”在沙发里坐下之后,他还这么不停嘟囔着。大家一再说没人打电话,他仍将信将疑,喃喃不停,有点神经质。
从我们上楼揭盖子、烧信、开枪、夺枪,到坐下休息,从极度紧张、惊险到表面安静,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其实只不过半个钟头,高岗在办公室坐下的时候,是下午1点45分。
这时候,安志文来了。他曾是高岗的秘书,当时是国家计委的专职委员,是高岗信得过的助手。他对高岗,对高岗身边的人,都很熟悉,他到高岗家里来,穿堂入室,楼上楼下,都自由随便。这次,他从楼下找到楼上,找到办公室,推开门一看,这么多人都在那里,非常惊讶:“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大家你一句,我一语地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番,志文听明白了,十分气恼又带有惋惜地批评高岗:“你怎么搞的嘛!”高岗答非所问地对志文说:“赵秘书叫打电话了,很快就来人把我带走了。”
安志文啼笑皆非,查问到底打了电话没有?大家一再说,没有人打电话。安志文向大家郑重交代:“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谁也不要对外人说。”
这时,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突然响起,把高岗吓了一跳。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的专用电话。高岗慌慌张张,颤颤巍巍走过去,无力地依着桌边,拿起话筒,有气无力地:“喂?……”
话筒里传来周恩来总理的声音:“高岗同志,今天下午的会,你能参加吗?”高岗似乎还未回过神来,用乞求的眼光,直望着安志文,不知如何回答。
安志文轻声说:“就说你身体不舒服,请假。”
高岗木讷地对着话筒复述了一遍。
总理说:“那好,以后把大家的发言记录给你看吧。”高岗放下话筒,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又瘫坐在沙发里。
这时已是下午2点45分。
安志文站起身来,对高岗说:“该好好休息了,可不要再胡来!”又对大家说:“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各自坚守工作岗位,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于是,李力群和张自信扶着高岗去卧室休息,高老虎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我和安志文、小董、白俊杰等都纷纷下楼,各自去办理自己的事情。
下得楼来,一进办公室,安志文立即把门关好,低声说:“这是件大事,不能隐瞒,一定要向中央报告!”我和小董点头称是。
我对小董说:“我坐志文的车一起去报告,要是有人问起我,就说我回去休息了,不要让人知道我去哪儿了。”
小董点头:“行,你放心去吧,我会注意的。”
在大楼门前上车时,我故意大声说:“志文!我搭你的车,回去休息!”
一上车,安志文立即对司机老杨说:“去政务院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