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慰安妇”的自述 朴来顺/口述 张应勇/整理
我是韩国庆尚南道咸安郡理让面内谷里人。我的父亲朴命万，母亲宋崔引，父母亲都是朴实的农民。父母养我们九兄妹，大哥朴恩植、二哥朴乙植，大姐朴任顺、二姐朴乙顺，他们都是农民，现在是否还健在，我不清楚，我是老五，下面还有弟弟朴寿富、朴基英，妹妹朴其顺、朴次顺。现在如果还健在，也该是50多岁以上的人了。
昭和15年(1939年)，日本人已经大规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这年下半年，日本人在我家乡大量征兵，我的恋人(他姓崔)也被征去中国战场。但不知道他在中国什么地方，属哪支部队。第二年二月，日本人又在我家乡征集年青妇女，组织战地后勤服务队。征集服务队的负责人是一位姓李的朝鲜人，他到处宣传说，这是支援大东亚圣战，妇女到那边(指到中国)去只做饭、洗衣、照顾伤病员，每月还有工资等等。在他的宣传鼓动下，我家乡不少青年妇女都报名应征，这些人大的30来岁，小的只有16岁左右。我当时25岁，两个姐姐已出嫁，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听说参加服务队能挣点钱养家，再说我的恋人也在中国战场，我不了解中国有多大，说不定到中国后能和他相会呢，这样一考虑，我也就报名参加“战地后勤服务队”了。父母开始不同意，后来经不住姓李的多次动员，老人也只好同意了。
1940年3月，战地后勤服务队开始前往中国，与我同乘一辆车的有30来人，和我同姓的姐妹有4人。有一天终于到达中国东北抚顺的日本兵营。但我们不住兵营里，而住在离兵营不远的一座有围墙的大院子里。进了院子才看到这里已经来了不少年青姐妹，约有200人左右。两天后进行编队，我所在的那个队约有50人，有日本人和朝鲜人，我们这个队的管事是一位姓崔的朝鲜男人，编队后的第二天，崔管事就发下同颜色和样式并有编号的衣服，叫我们洗澡后换上，说要进行体格检查。
我们换好衣服后，崔管事叫我们在大厅里排好队，这时来了一位穿白大衣的中年日本女人，她后面跟着五六个彪形大汉，也都是日本人。“怎么，给女孩子检查身体让这些男人来干什么?”姐妹们既惊异又害怕纷纷议论起来。崔管事大声呵斥，大家才不敢出声。日本女人说话了，她说这次体格检查是为大东亚圣战，为皇军的生活服务，你们要有牺牲精神。接着叫我们就地脱光衣服。怎么能在男人面前脱光衣服呢?姐妹们谁都没有动手，静静地站着，心里害怕极了。日本女人见大家都不动，大为恼火，恶狠狠地指着前排一个17岁左右的妹子叫她出列，勒令她立即脱去衣服，她站着不动。日本女人一挥手，站在她旁边的两个恶汉冲将上来，按住那妹子把她的衣服剥得精光，随即将她按在地板上轮流强奸。小妹子挣扎着，又哭又叫，但丝毫没有用处，最后只见她绝望地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眼泪流个不停。我看到这情景害怕得哭起来，许多姐妹也跟着哭了。但最后还是被强令脱光衣服，赤身裸体接受日本女人检查。这女人对我们每个人前后瞧瞧，上下摸捏，不该看的地方也要检查，谁要是再哭就被打嘴巴，大家只能将泪水往肚里咽，谁都不敢出声了。
我以为体格检查后，便可以去部队里做饭、洗衣了，谁知道当天晚上，院子外面来了很多日本军人，崔管事给他们卖门票，2元日币一张。买了门票的军人闯进院子，按票上的号码，对号拉人强奸。顿时院子里的哭叫声、怒骂声、撕破衣服声和军人狂笑声响成一片，个别敢于反抗强暴的姐妹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一天是昭和16年3月1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屈辱日子。
从那一天开始，姐妹们每天都要被迫接待日本军人，少的也有三四人，多时达十几人，而崔管事每天只发给我们10元日币的工资。日本军人把我们当成泄欲的工具，不把我们当人看待。这种非人生活我受不了，想逃跑又逃不了，因为日本人看管很严；那时我只想到死，可是一想起家中亲人，想到来中国还未见到我的恋人，所以只好打消死的念头，屈辱地活下来了。
昭和17年(1941年)1月底，我被抽调出战地后勤服务队，乘日本军舰离开抚顺南下。同行的姐妹有28人，和我一起从家乡来的只有一位姓朴的小妹，她才20岁，我已经是26岁的人了。
我不知道要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只知道路途很遥远。我幻想到那里也许能见到我的恋人，以此来安慰自己，减轻愁闷的情绪。在军舰上，我们姐妹还得日夜不停地接待日本水兵。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于2月23日抵达海南岛海口市，住在日军司令部附近。第二天，我到日本人开的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这张相片呢。
我在海口市住了将近一年，同我一起在“慰安所”的有台湾妹子和菲律宾妹子。除了在日军司令部附近接待军人外，还要每月一次分批轮流到较远的日军兵营去“慰问”。每批有十几人左右，在兵营的二三天中，接客更加频繁，有时不到一个小时就要接待一个军人，甚至月经未干也不放过。如果遇到残暴的军人，动作稍为迟缓一点，就被拳打脚踢，折磨得死去活来。我们姐妹中有不少人病倒了，脸黄肌瘦，但稍好一点就被强令接客。更惨的是有的妹子已染上了性病还要被迫接客，直至下身烂了，臭气难闻，这才在她床位上挂上红色的牌子，客人见了才不敢接近。昭和18年
(1942)1月，日军用军车送我到海南岛南端三亚，住在红沙旁边的慰安所。这个慰安所有52个姐妹，台湾人和朝鲜人各占一半，我们在这里过的生活更悲惨，由于战事紧张，来往军人更多，有时接待残暴的军人只好任他蹂躏而不敢吱声。
我来三亚不到两个月就患上疟疾，时冷时热，非常难受，但还要接客。幸好慰安所管事泉井君对我较好，他在我床边挂上红牌，客人不敢近了，我才能休息治疗，我真感激他暗中保护我。但不久体格检查，发现我得的不是性病，泉井君被调走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后来调来一个姓金的北朝鲜人当管事，我从他那里了解到，我的恋人小崔和他一个部队，在华北地区跟中国军人作战，早已战死，死时距他来中国还不够三个月。听到这消息我哭了几天几夜，后来大病一场，不死算我命大了。
1945年8月，日本国战败投降，日本兵一批批地撤离海南岛。我这个受日本兽兵折磨得身体很虚弱的女人被丢下了，有个别朝鲜兵和台湾兵因生病也被丢下了，这时我结识了一位叫石建顺的北朝鲜青年，命运使我们结合为伴侣。1948年，我俩正式结婚，住在崖县荔枝沟，每天我俩去割茅草出卖维持生活，虽然生活清苦，但比起昔日在日本人的慰安所中的屈辱生活，简直是天地之差了。我和石建顺结合七年，虽然没有生儿育女，可是生活还是愉快的。
1955年，厄运又降临我这个苦命的女人头上。和我相依为命的石建顺病故了，丢下我一个人艰难地生活。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对我这个异国女人很关心，给我发了“外国人居住证”，安排我到保亭公路工区当养路工，公路工区的领导始终关心着我，退休后让我领百分之百的工资，分给好的房子住，这次患重病，领导派一个年轻女工专门照顾我，并已为我备好一副一千多块钱的棺材。你问我想不想回韩国，我早就说过，我不想回去了，我在韩国只生活25年，而在中国土地上却已生活了53年，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歧视我这样的女人，大家像对待亲姐妹一样对待我，我舍不得离开。如果问我还有什么希望，我只希望以后永远不再发生那可怕的战争，让人们都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口述者：朴来顺，韩国人。1948年居海南行政区崖县。
本文摘自：《天涯》2001年第6期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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