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查理一世是一个模范的丈夫，优秀的父亲。他在最后的关头也不曾乞求。他的君权神授的观念使得他无比坚强，他认为只有以身殉教方能上报天父，下不负臣民。
我们即使在今天读到记载查理殉难的这些情节时，也不能不对他的遭遇产生深深的悲悯之情。
查理的头被砍下来之后，一个少年举起查理的头颅，说：“看！这就是叛国者的脑袋！”。一位目击的教士后来用悲愤和仇恨的心情写道，这个少年像魔鬼一样举起了我们高贵的国王的头颅，下面发出了一阵粗野的狂叫，就像地狱里的恶魔一般。
看来，古今中外的老百姓都有这种闲着看砍头的嗜好，英国人这种兴高采烈的这种狂欢心情其实我们并不陌生。这种情况只和人的动物本能有关，而无关政治立场。
在十七世纪的这场最大的杀人游戏和紧接着下一个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我们不难发现，要做一个充满正义感的革命群众实在是太容易了，只要你跟着大多数人上街喊口号就行了，最多再加上几场游戏般的街垒战斗。
国王被处死的消息在英国国内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总的来讲，克伦威尔先生手握重兵，强迫议会将国王处死的举动是不得民心的。
劳伦斯·厄恰德在《英格兰历史》中写道，尽管从一些士兵中发出了一阵阵欢呼声，因为这些士兵自始至终一直与国王对抗到最后。但是，当国王的头被高高挂起时，人群中发出了深深的叹息声。不久之后，从掌权的保皇派和长老教会的牧师中爆发了抗议的狂潮。在普通的民众中，也广泛散布着震惊和愤慨。
厄恰德写道：“当他的死讯在整个王国流传时，很多怀孕的妇女流产了，许多男男女女因心悸而病倒了，有些人忧郁地昏厥过去，还有些突然惊慌失措，猝死过去”。
一位后世的英国历史学家说，当时英格兰的这种做法，就如同丛林里的一群鹿抓住并弄死了一只老虎，超越了那个时代普遍的政治观念。消息很快传开，给欧洲的每个宫廷都带来了恐慌，舆论一片哗然。这使英国的国家威望降到了最低。
也许这就是这位国王悲剧的根源：他过于专注国王的权力，以至于过分地侵犯了贵族和民众的权利，从而丧失了国王的宝座和自己的头颅。但是，这场悲剧英国人民也有责任，他们在这次革命中还没有发展出足够的政治智慧，以应对这千古未有之变局。
不过，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很快就学会了。
在这些昂贵的政治试错实验中，英国人民为我们贡献出了一个现代政治文明的普适规范，即在政治斗争中应该努力实现零伤亡，革命能不流血就不流血。因为有史以来，人类各个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始终是存在的，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暴力革命，无疑是所有解决社会问题的策略中最不经济的一个策略，社会将以自身发展的停滞和倒退为这种策略买单。
不过，要避免这种最不经济的策略的出现不是博弈中某一方的事情，而是双方的事情，它的精髓是妥协而不是暴力对抗，双方必须做出让步，鱼死网破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民主的精义就是灰色的妥协，我们在随后的历史中就会看到这种灰色的妥协。
若非如此，从专制中走出来的就不是民主，而是一场新的专制。
奥利弗·克伦威尔并非名门之后，他家境平平，出身于英格兰亨廷登郡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在剑桥大学上过两年学，成了一名清教徒。
离开学校后他回到家乡，靠种田和收租过日子。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这时的克伦威尔先生一点都不像一个英雄人物，整天忙于养家糊口，应付家里面的十几张嘴。虽然他在1628年和1640年两次当选下议院议员，不过此时克伦威尔先生的大名还没几个人知道。
如果不是内战改变了他的命运，克伦威尔先生一辈子恐怕就是个穷酸破落的土地主了。
克伦威尔从来没有从军的经历，一开始谁也没有发现这个将来的英雄。
1642年8月，内战刚一开始克伦威尔就自掏腰包，亲自出马，招募了一批清教徒农民，组成一支60人的骑兵队。克伦威尔先生自任队长，开始了军事冒险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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