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农民“失语症”的病史考察（二）

中国革命在农村，通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尤其是后者），在农村完成了颠覆性的革命。经过革命的风暴洗礼，新中国的建立也意味着话语的根本性变革。革命不仅仅是老的精英（从正常到边缘的）退出历史舞台，边缘群体进入中心，而且意味着农村话语体系的转换。旧教育基本上被扫除干净（只有少数地区以扫盲班的形式存留了下来），旧的宗教、祭祀、戏乐性组织也基本上被新政权组织的宣传团体和群众组织所取代，传统的礼法社会在革命的炮声彻底崩溃。在组织起来的农民中间，人们开始学会用新的话语，掺和一点过去乡村道理的残余，来解决彼此的纠纷，处理相互的关系。“同志”的称谓，开始与“乡亲”、“老倌”以及叔婶大爷、兄弟姐妹的称呼混用，开会、发言、批评、表扬，这样的新词逐渐被农民所熟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充斥整个社会的革命话语，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公而忘私”，“斗私批修”，“大公无私”，“跟群众打成一片”等观念的频繁运用，对遏制农村干部的腐败，也的确有相当的作用。文革前在农村大规模推行的“四清运动”，尽管一度对农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主要是多吃多占和生活作风问题）进行了过筛子一样的清理，但真正算得上是腐败的农村干部实如凤毛麟角那样的稀罕，查出的问题，不过是多吃了几顿饭，私分了几斤谷子，贪污了几十上百元，就已经是大蠹虫了。尽管那时的农民没有丝毫的自由，但却处在强烈的革命道德话语的氛围之中，农村干部固然可以管、甚至关打农民，但如果犯到了革命的话语，有点四不清的问题，那么被打翻在地的可能性也相当大。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中国农村一下子被抛入了与新中国建立同等规模的大变革中，随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在城市出出进进，各种媒体的狂轰滥炸，城里的变幻景象也遮蔽了农村。农民虽然不见得都学会了城里人的时髦话，但城里流行的现代和后现代话语的去政治性和去道德性，依然左右了农民的话语。从前政治性道德性的革命话语被嘲弄和解构了，所有当年非常神圣的话语突然之间变成了笑料，农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入了话语转换的旋涡。人们在抛弃政治性话语束缚的同时，连附着在其上的道德约束也一并扔掉，在全民向话语庸俗化的竞走中，农民兄弟的步伐其实并不慢，甚至道德的失落程度往往更大。突然之间，农民发现，当他们不再用道德话语约束自己的时候，用它来约束干部也有了几分困难。也许，人们还会操着传统的道德工具来抨击干部的腐败，但这种抨击事实上已经没有了道德的普适意义，更多的只是一种嫉妒，或者为自己讨公道求利益时的策略，人们对从前深恶痛绝的腐败丑行，不仅内心的道德谴责不如从前，而且已经丧失了语言上批判能力。事实上，一旦抨击者自己有了权力，那么很可能比别人贪得更厉害。农民对干部的制约丧失了，而农民之间的纷争也进入原始状态，现在农村的人们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传统的道理和革命的话语都失去了作用，干部的调解也在逐步退出现场。在司法腐败没有根本好转之前，农民走向法庭其实未必意味着社会的进步，也可能是在寻租，实现对自己有利权钱交易。而更可悲的是，很多的人事实上选择了武力解决，极大地恶化了农村的生存空间。应该说，农村的失控和农民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因果的联系。

农民如果在自己的生存半径之内，尚且处于失语的状态，那么，无论我们有多少良好的愿望和措施，都是不可能让他们走向自治的。他们可以为了一斤猪肉，放弃自己的权利，也可以像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刚刚播过的山西老夭头村的村民那样，以每人的1800元的价格，卖掉自己的选票，因为事实上他们的话语里根本没有“权利”这个概念，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投票权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我发现，在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某些卷入市场颇深的农民群体，虽然对于民主概念依然模糊，但由于市场的缘故，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权利，所以也有自组织的愿望的期待，居然有了自己的NGO（非政府组织）。而在某些偏远的山区，比如湖南的平江，由于传统的礼法体系尚有残存，私塾还有生存空间，传统的话语还有市场，所以传统的民间组织也可以生存，在传统的话语氛围里，乡村干部的行为也得到了某种约束。某些基督教盛行的农村，在宗教话语的氛围中，在教的农民也可以依托教会，对他们利益相关的事情说点什么。事实上，只有失语的农民是无法自组织的，即使有外人介入组织了起来，恐怕也很可能是暴民。

在此社会大转型之际，知识界所要做的，也许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帮助农民走出失语状态，让他们用自己的话语，组织自己的自治，或者帮助以农民熟悉的形式，掌握现代话语，如是，中国幸甚，世界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