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交汇：理与势的冲突──中英鸦片战争论（五）

他所提到的这些人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归类不同，褒贬也不同。而以当日的尺度衡量，却大半都是“数十年”仕路“造就栽培”出来的一时能吏。他们沿用驭夷的古法“筹办剿抚”，已竭尽自己的才识和气力，並在对手的心目中留下了不无敬意的个人印象。然而两年多的时间里，剿与抚“致都偾事”，使这些久受器使任用的人们先后成了驭夷的失败者。而时论纷纭，“主剿者莫不痛诋议抚之非，及至剿而失利，又归咎於剿者之多事。主抚者或称剿不足恃，及至抚议既成，复不伸度彼己，欲图一试，取快目前。若即令主剿者剿之，主抚者抚之，临事之际，亦皆一筹莫展。”耆英经历过剿夷和抚夷的两种场面，深知剿与抚都罩不住别成一路的英国人。因此，他对由剿获罪者和由抚获罪者都怀着等量的同情。时当清议激扬帝王盛怒之际，朝廷正着力向当事的个人追咎责任，以考求夷务挫跌的因果。但这种见之於奏议的同情却说明，耆英的内心並不相信此中因果。其密折一个一个地罗举了先后绾夷务的大吏，而重心所在，则是一种由归纳提炼出来的矛盾：这些曾各以吏事见才干而久为帝王所识拔的人物，为什么“一经办理夷务”，全都成了偾事的罪人？他用叙事的笔法写出了一个有力度的问句，以此展示出夷务败局中的普遍性与共性。与追咎个人相比，耆英在奏议中陈述的矛盾和疑问要更深刻一些。从这里追问下去，两年又两个月的中英之战剿与抚俱穷，应当能够催发出中国君臣的反思。然而耆英没有追问下去，道光也没有追问下去。他们都不会意识到，刚刚过去的那一场战争其实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开端。於是，从夷务败局中提炼出来的这个问句便成了事过之后的迷惘。它在炮口的震撼下产生，又在随后的岁月中澌灭，没有留下一点困而后知的思想痕迹。西方人已经用火炮和条约打破了驭夷的古法，但当群体的反思出现之前，这种由二千年历史经验沉积而成的古法在中国人心里却不会破碎。耆英后来在广东主持“通商事物”多年，直面西人的进逼而备受磨难，以致“鬚髮尽白，肝疾日甚，心气尤亏”，眼昏头晕，而或“猝然眩倒”。其间的忿郁、困顿和愁苦都是可以想见的。然而他总想用私谊编成笼头，套住满身戾气夷酋，使中西交冲的煎逼化解於私人和私人的酬应之间。道光二十三年，他曾致书璞鼎查，把这个悍猛的对手称作“心心相印”的朋友，並预言：“后来人们会说，我们身虽为二，心实为一”。而后在信的收尾处流泻了过量的惆怅：“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再能觌面快晤，言念及此，令人酸恻。”与他奏议中的文字相比，这些情感显然都是造作的。以造作的情感驭夷，既反映了他的满腹苦心，也反映了他以小聪明应付大局面的一厢情愿的两眼迷离，苦心和迷离都说明，他沿用的仍然是羁縻这个老方法。通商与禁煙的冲突，导致了中西之间的民族战争。发源於欧西的那个世界历史过程因通商的胜利而进入了沿海中国的条约口岸，自比把根须扎进了一个古老的社会，为来日造因果。而曾经高亢一时的禁煙议论则被战争打成了碎片，不复再见於廷旨与奏疏之中。此后鸦片（和它的提炼物）裹着贫病、黑暗、朽烂在中国社会流毒百年。对於那一代士人来说，“夷氛”大半是一种传闻之知。由於西人的面目模糊不清，夷夏之争久远的历史回声便成为当时的公论和通论、从这里产生的激越清议容易鼓荡意气，作成动人心目的歌哭文字；也容易在事过境迁之后悄然消散，留不下一点固化的东西。在二年又二个月的战争之后，“息止肇衅”、“永存平和”的《南京条约》被看成是一个了局。

庙堂内外都很少想到来日。时人记述说：“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严有诗书偶语之禁”。又说：“怡（良）奏英夷索还台湾已杀之俘。上曰：『这个东西，不过又要我找些银子罢了。』盖以其未有大志，惟在图利而已。”与中国社会的惯性和常态相比，炮口震撼下触发的愤怒和惊怵都不耐久。曾经与林则徐一同禁煙御侮又一同落职受谴的邓廷桢，道光二十五年再起为陕西巡抚，然而当日英气已销鎔殆尽，在属员眼里显得一派状貌颓然：

此老忧患之余，生气已尽，又以日薄崦嵫，纵情娱乐；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於无日不花天酒地。岁首属司道凑费数百金，制造灯戏，为明年正初演用。余两仓书斗闻中丞高兴，亦鸠金制灯，互相赌赛

这个时候上距虎门销煙不到六年，上距江宁议和不到三年，但在陕西巡抚的官衙里，那些日子显然已经成了非常遥远的往事。与邓廷桢相比，士大夫中更多的人没有目睹过英国人的巨炮之利，並因之而缺乏思索的形象。他们与高鼻深目之属的心理距离一定会更加遥远。因此，在西人已入条约口岸之后，朝官中的多数人远望岛夷，眼中仍然是一片恍惚朦胧。魏源曾作〈都中吟〉，於此穷尽刻画而深致感慨：“为问海夷何自航？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或云廓尔喀印度可窥乌斯藏；或云弥夷佛夷鄂夷辈，思效回纥之助唐；或云诸国狼狈叵测可不防，使我议款议战议守无一臧。呜呼！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当日的都中，荟萃传统中国的智慧和人才，是为天下造风气的地方。以此为尺度，量出来的应是一种士林共相。比之炮火下被摧毁的营垒和城墙，这种万千人共有的朦胧和隔膜无疑更富韧性。中国人的“茫昧”面对着西方人的进取，由此产生的是一种长久的不可沟通。於是，《南京条约》签订后十五年，中西之间战火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