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二）

我不能说胡绳等提出“三大高潮”是主观上有意识地通过对“两个过程”进行诠释以凸显中国本土因素(尽管这在基本思路上非常符合毛泽东的一贯倾向)，但从客观效果看，把上述涉外事件的重要性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的确体现出以中国本土事件为核心的取向。当然，这只是就倾向性而言，实则近代中国任何大的政治事件几乎都不能脱除外国印迹，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从来强调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惟其体现似在定性方面要多于个案研究。

“三大高潮”与“两个过程”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至少体现出倾向的不同：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定性来说，“三大高潮”显然更多呼应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无论如何，“三大高潮”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中国内地的近代史研究，其一个后果可能导致不属于“三大高潮”的近代史事有意无意间被研究者所忽视，连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研究得不够充分，遑论更广义的所谓“西方冲击”了；但其另一后果，却是很早就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本土倾向(尽管可能不是有意的)。

是否可以说，“三大高潮”研究取向实际挑战了以中外关系为中心的既存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中国的和外国的)。今日不少中国学者忘却自身的传统，专从外国学者那里重新输入一定程度上在中国既存的取向，提示着中国自身学统的中断，而且很可能是一种“自觉”的中断：一些学者对以前的，特别是所谓“十七年”的研究基本采取不看或视而不见的态度。我想，要总结过去几十年中国内地的近代史研究，这一可能是无意之中形成的倾向，特别是其怎样形成的发展过程，还值得进一步深入认识和分析。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既存研究关注“半封建”胜于“半殖民地”这一客观后果大体可立，则今后的中国近代史恐怕还要增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研究。由于被侵略的中国当地条件制约甚或决定着侵略的方式和特性，应更加侧重侵略行为实施的场域以及侵略在当地的实施，特别是侵略与被侵略双方在中国当地的文化、政治、经济冲突和互动过程。对更广义的“西方冲击”亦当类此，不仅是简单陈述中国的“反应”(如所谓“开眼看世界”及引进外来观念体制等)，或应更具体地探讨在中国的西方的言与行，对这些的“冲击”有更深入的认识后，必能更易领会中国朝野的各种“反应”。

其实“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研究模式与“中国中心观”未必势不两立。费正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指出，对于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清廷甚少主动提出修订，这主要反映出中外条约并未从根本上打破中国的政教体制，所以清廷既不看重条约，也不认为有必要修约。他那时就提出应从提问层面移位到清人方面的主张。此文可说是所谓“中国中心观”的早期尝试，说明只要更加凸显中国“反应”的一面，也能走向“在中国发现历史”。反之，如果不移位到具体时段里“在中国之人”的所思所虑，并将其落实到提问层面，则不论发现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被“发现”的内容仍是受外在预设影响或制约的“历史”，且非常可能就是带有异国眼光的“中国史”。

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在七十多年前就注意到近代中国人因“中西痛苦的接触所产生的忽视中国”自身的“精神错乱”现象，前引柯文所表述的西方史家曾试图从中国学者著述中寻觅“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而不能得的现象表明，中国学者自己“忽视中国”的倾向仍长期持续，故美国学者感到他们有责任来提倡“在中国发现历史”。但这一研究取向产生于外国这一事实意味着被“发现”的“中国史”很可能带有异国眼光，毕竟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受西方整体史学的影响甚大，其具有的“问题意识”非常可能是西方的(western－oriented)。当中国学者转而“引进”并仿效这一取向时，进一步的可能是中国人“发现”的“中国史”也带有异国风味。

我这里绝非提倡什么“中国人自身的中国史研究”或“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史研究”。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几乎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更多参考非汉语世界的中国研究成果，包括其研究的结论和探索的取向。重要的是在具体研究中更进一步地与外国同行真正进行“对话”，而不是将国外研究作为“通货”一样进行“流通”。实际上，异文化的视角可以提供一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本文化之人忽略或思考不及之处，这恰可能是“本土”研究者所缺乏的。李济很早就从学理上论证了异国与本土眼光的互补性，他多年来一直提倡一种对某一“文化”的双语互证研究模式，惜未受到应有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