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战被神话了,国军瓦解的真实原因?（二）

熊向晖称得上是典型的情报人员，而他却是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的顺手之作。他打入胡宗南部，还在抗战刚刚开始之际，他当时本是清华大学流亡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的成员，恰好赶上胡宗南招收学生，被胡看中，报请周恩来同意后，留在胡部，官至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由于抗战期间胡宗南负责包围封锁延安，熊的位置对确保延安中共中央的安全至关重要。但是，由于抗战条件下有种种牵制，胡宗南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计划，却都没有实施，故中共中央基本上没有动用熊。熊最重要的作用，即是前述在1947年春胡宗南受命攻占延安的那一次。原本这个时候胡宗南已经送熊向晖去美国留学，熊早已离开西安，到上海准备动身。因为蒋介石突然决定进攻延安，召胡到南京，高度机密地部署袭击方案。胡宗南为了做得漂亮，鬼使神差般地把熊向晖临时召至南京，要熊帮助准备占领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等文件。这样一来，中共中央自然也就预有准备，及时撤退，确保自身的安全。不过，延安占领之后，熊向晖就去了美国，其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内战爆发后在情报方面对中共军事上帮助最大的，理当是郭汝瑰。郭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以代旅长的身份参加过淞沪抗战，以暂五师师长身份参加过第三次长沙会战，并因有勇有谋而被陈诚看中，先后升任第五十四军参谋长、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乃至于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第三厅厅长。但是，郭和熊向晖不同，他并非中共有意安排潜伏的情报人员。郭和后来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将领一样，是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后来脱党的。郭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前，眼见国民党太腐败，相信共产党政治清明，才又萌生“归队”思想，并很快与中共取得联系，进而被安排为中共提供情报。只是，战后初期郭还在军务署任职，1946年9月才进入国防部，任负责编制和训练的第五厅任副厅长，11月26日升任厅长。1947年3月免第五厅厅长职，接任负责作战的第三厅厅长职。但不及两个月即被调任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在此前后差不多一年多与中共失掉联络。因此，除了1947年3~5月间有将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直接接触到作战计划以外，直到1948年7月7日，郭重新被任命为作战厅厅长一职之前，他并没有能够提供给中共多少特别有战场价值的情报。而即使在郭就任作战厅厅长之后，其情报的战场价值也仍旧有限。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军事指挥系统一向重叠交叉，比较混乱。用杜聿明的说法就是，这时的整个战争都是由“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所谓‘官邸汇报’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因此，除了部队整体部署的大原则之外，国防部作战厅获批的计划与部署，往往并不会严格地落实到战场上去。何况，郭就任作战厅长后4个月，淮海战役，即徐蚌会战很快即告展开，杜聿明等已经开始对郭有所怀疑，不让郭知道自己的作战方案了。12月间，蒋亦不要郭再提供作战意见。如果照郭自己的感觉，实际上从这一年10月以后，他就已经开始受到监视，不得不小心翼翼，注意保护自己。淮海战役刚一结束，他就不得不辞掉作战厅长一职，于2月4日飞赴重庆，去担任七十二军军长了。从上述情况来看，郭在情报上如果起过一些作用的话，也不过是在淮海战役之前的三四个月里，主要是传递出来一些有关辽沈战役的情报。对于淮海战役，无论是从已知中共所得谍报情况，还是从郭当年日记的内容看，都可以看出郭的情报价值不大。甚至，郭本人这时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也很少真会站在中共的角度去设想一切。但即使是辽沈战役期间，由于卫立煌和郑洞国等屡屡抗命不遵，故国防部作战厅的计划亦形同具文，没有多大实际价值。而读郭在淮海战役期间的日记，可以看出郭仍在积极策划有效的进攻和解围计划。其多数难以实现，并非由于郭之计划对国民党不利，多是因为前线指挥官抗不遵行，郭对此亦十分恼怒。

关于中共情报工作之神奇，明显地被一些纪实文学之类的读物和海外的国民党人所夸大了。中共军事上战胜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法宝，严格说来并不是情报工作做得如何出神入化，而是它的策反工作非常到家。

中共军事上战胜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法宝，严格说来并不是情报工作做得如何出神入化，而是它的策反工作非常到家。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6月内战爆发，到1950年6月占领整个大陆（除西藏以外）为止，战场起义的国民党军队就达到将近85万人，接近被消灭的国民党军总数的九分之一。如果加上接受和平改编的将近30万人，则占被消灭的国民党军总数将近七分之一。其中较为著名者，如1947年2月25日第五十二军五十八师王家善在辽宁营口率部1万人起义。9月19日济南守军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2万人起义。10月17日第六十军军长曾济生率部2万余人在长春起义。10月31日新编第一军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阳率部在沈阳起义。11月8日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万余人在江苏贾庄、台儿庄起义。11月27日第八十五军一一师师长廖运周率部5000余人在安徽蒙城双堆集起义。1949年2月7日第一六军二八二师师长张奇率部5000余人在安徽芜湖至繁昌地区起义。4月23日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等率舰48艘分别在南京和镇江江面起义。5月15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南省主席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部2万余人在武昌起义。8月4日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长陈明仁、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唐星、李默庵等率部在长沙起义。9月19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第九兵团司令孙兰峰等率部在绥远起义。9月26日新疆总司令陶峙岳、副总司令赵锡光及新疆省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包尔汉等率部在迪化（按即乌鲁木齐）起义。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率部在昆明起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部在成都起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率部在彭县起义。12月11日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等率部在四川宜宾起义。12月12日国防部挺进军总指挥范绍增率部在川北起义，第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等率部在贵州起义。12月21日川陕绥署副主任董宋珩、副司令兼第十六兵团司令曾甦元等率部在四川广汉一带起义。12月22日川陕边区代主任喻孟群、第二路总指挥许绍宗等率部在四川广江一带起义。12月23日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补给区司令曾庆集等率部在成都起义。12月24日第十五兵团罗广文率第一八军、一一军等，以及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十五军军长刘平等率部于四川彭县起义。12月26日川陕甘边绥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于成都北德阳起义，湖北省主席、第三兵团司令朱鼎卿等率部于四川金堂起义。12月27日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率部于四川简阳起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