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九十年代以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报人的社会地位在下降,虽然我们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报纸,但就是在官方的报业机构里,报人在社会上的形象也不如以往,这是中国舆论的悲哀。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官方报业中,极少出现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一点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很不相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出现大批产生名记者和名报人的社会条件,现在甚至连“报人”这个词也消失了。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民间报纸,极难产生有长久生命力的记者和报人,除非他们有绝大的勇气与强大的社会相抗争。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来观察,他们当中曾经产生过一个“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进步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作家甚至学者,或者说作家和学者正是通过他们与社会发生关系,这是因为他们职业特性所决定的。这个集团有晚清的士子,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再到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经过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可以说代有才人,文气不绝。他们的政治态度各异,思想倾向悬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作为“报人集团”成员时,他们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感受是相同的,在把报业作为一种健全舆论活动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意义上,他们的努力永远为后人景仰。这个“报人集团”一般都经历过为强烈的信仰和理想所感动,在危难中选择报人的职业,他们很少有人因为官方的压迫而放弃自己作为舆论代表的良知,他们几乎都有与官方抗争的经历,都有自己报纸被查封的历史,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不是好报纸!人们更不应该忘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倒在了各种政治压迫的血泊中,他们的人生结局都很悲惨,但他们的理想却为后人怀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当戴晴第一次为储安平作传的时候,世间已很少有人记起这位早已故去的报人,还有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他们。但九十年代以后,在所有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献中,我们又频频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著作在重新出版,他们的人格再一次为人敬重。多少达官显宦早已烟消云散,而这些报人的名字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舍我在《我们这一代的报人》中曾说过,“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以及若干新闻界先烈的刽子手,有几个不是杀人者人恒杀之?在林老先生就义的后一天,我也曾被张宗昌捕去,并宣布处死。经孙宝琦先生力救得免。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那威风,曾使人股栗。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手无聊。他屡想与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成舍我还讲述了他在1934年因为在报纸上反对汪精卫媚日外交,报纸被封门以后,汪让唐有壬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成舍我完全不接受他的意见,并说:“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1948年7月间,当外界风传国民政府要查封《观察》周刊时,储安平在当月出版的周刊上写了一篇《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得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为国效忠,要是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