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朝霞》杂志研究（三）

当时负责参与创办《朝霞》的施燕平晚年回忆说：

1974年，上海市决定要出一本书，开头不是书，开头叫丛书，出丛书，就是专门找一些新的工、农、兵作者，反映当前的，出一本书。当时写作组的领导，陈冀德跟萧木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就是把作家协会还没有完全打倒或者已经打倒了以后解放出来的，把这一批人开了个座谈会，参加的人我记得有涵子、茹志娟、我，还有一个郭卓。

几个人召齐，召齐以后，当时市委写作组提出，征求我们的意见，你们看现在是不是需要办一个刊物，是不是要重新议议，大家都不写了，是不是还应该写东西？我们都表示，办刊物都是很需要的，因为一个国家总要有一点刊物吧？读者也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们这批人都不想搞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吃了苦头了，都不想搞了。结果呢，这个会散了以后呢，它就决定有两个人出来，要编书。一个是欧阳文彬，一个是我。两个人到出版社，不是属于出版社领导，属于市委写作组直接领导，就是编一本书，编一本丛刊。这个第一期的丛刊叫《朝霞》，每一期的名字不同的，总的叫《文艺丛刊》。第一期的名字叫《朝霞》，第二期换成其它一个名字了。它是这一期上哪篇文章写得比较好的，就用这个题目作为丛刊的书名。实际上是一个刊物。

《文艺丛刊》以后出了大概靠十本，十本左右。每一期的名字不同的。那个丛刊，当时只有两个人，就是我跟欧阳文彬两个人。

当时市委有个写作组，市委写作组下面有文艺组，这个文艺组大致相当于现在市委宣传部的文艺处，文艺组的负责人叫陈冀德。

当时我们没有名义上说谁是主要负责，就是我和欧阳两个人共同负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过渡。到1975年开始正式办月刊，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基础了。月刊叫什么名字呢？大家想来想去，就叫《朝霞》。所以1975年开始，正式出了《朝霞》。出了《朝霞》以后，欧阳文彬跟我两个人，她是政治上负责，我是业务上负责。当时不叫主编，是编委。这个都是当时写作组决定的，这样子就办了《朝霞》了。

办了《朝霞》以后，到了1975年的10月份，北京呢要办《人民文学》，这就插到《人民文学》了。北京要办《人民文学》呢，他们提出希望上海办《朝霞》的，因为《朝霞》当时是‘四人帮’下面的一个直接的刊物，全国比较有影响，在这个里面找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来准备这个《人民文学》复刊。”

施燕平的回忆，虽然个别时间不准确，但大体是当时的基本情况。

《朝霞》创刊时，编者在“致读者”中说：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批修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上海同全国各地一样，革命和生产都有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此同时，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也正在蓬勃兴起。为了进一步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推动创作队伍的发展，我们决定出版不定期的《上海文艺丛刊》。

现在出版的《丛刊》第一辑，以小说为主，作品绝大多数是工农兵业余作者写的，其中近半数作者还是刚开始写作的新手。是火热的斗争生活激励他们拿起文艺武器，通过革命英雄形象的塑照，努力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风貌，热情歌颂毛主席路线的胜利。

《丛刊》将发表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除小说、散文、叙事诗外，还准备发表话剧、电影剧本和报告文学以及文艺评论等。以后也可能出某一种文艺形式的专辑。热切希望得到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的支持。让我们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共同努力学习和实践，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争取文艺革命的更大胜利！”

《朝霞》杂志受控于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它的工作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为当时的主流政治服务。《朝霞》创办前后，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还创办了几种杂志，如《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教育实践》《摘译》等。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几十年后再观察，创办这些杂志比不创办要有益于社会，我们可以否定杂志的内容，但不能否定杂志存在本身，如果完全以政治关系的转换评价历史，那是不客观的。就以《朝霞》杂志的出现来观察，因为有了这本杂志，文学活动提前得以恢复，虽然文学创作本身仍然受制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但作为文学活动本身，《朝霞》的创办，使部分作家提前回到写作中，特别是随着大学的恢复和工农兵学员的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学活动和相应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使文学训练和学术研究工作，得以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变态的方式展开。特别是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偏重于从工农兵和知识青年中选拔文学和学术精英，客观上为知识精英的上升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