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噙着泪水写完这封信的，因为我深深为这老人的人格而感动。当我问她，在那样困难时为什么不给亲友写信，再怎样我也可以给点粮票和资助的。她淡淡地一笑说：“不!我已因为吴浩荣的关系受牵连，对不起子女，又怎能再把这关系连累亲友哩，”为此，她主动与亲友断绝一切联系，从不伸手求助，独自承受一切苦难，这是多么令人敬重!然而这又何尝不是株连政策的严酷，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呢?我想给她些钱以弥补当初的过失，也被拒绝了，她说，包产到户后她承包了一个果园，生活有了温饱，还有些积余。她要的不是补偿，是一份公道。尤其令人叹息的是，在她谈到自己遭受的种种磨难时，居然没有一点怨言，只叹命运不济，这使我下意识地感到她是不是像祥林嫂一样，被苦难折磨得有点麻木了；可当她谈起怎样承包果园，经营一些小买卖的兴奋，我又觉得她简直是中国的阿信。一个受难者拥有的却是金子般的心啊!
黄克诚同志见到这封信后，当即要他的夫人唐棣华接见了我，表示会尽快与上海方面联系，还准备解囊相助，以帮助受害者治病，当我说起她谢绝一切资助时，夫人也不禁为之动容。但是时隔20多年，所在单位和人事都已有了变动，会有许多周折，为了能够顺利进行，夫人又给了我一封介绍信，让我到上海找黄克诚的老部下杨光池，这位受冤狱株连，被囚禁多年而平反昭雪的老人，虽然现在已不在职，但50年代初曾出任上海公安局长，有许多老关系可能促成这件事的解决。像这样一件最不起眼的凡人冤情，受到黄克诚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央领导人的费心尽力，使我感动不巳。
我是事出无奈才向中央领导人求助的，在这以前我在上海跑了好儿个单位，受够了白眼和子难，最令我难忘的是见一位区委书记，当然我是不敢贸然求见的，这是通过他的亲戚介绍，并事先通了电话约我到他家的。第二天我准时敲开了他家的门，一个保姆样的人，一下子把我堵在门外说，书记不在家，抨的一声就把门关了。我又敲开了门，说明是书记约我来的，并一脚跨进了门槛说我等他。就这样我在客厅里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期间他的家人出出进进，没有一个正眼看我一下，也不问个来意和长短，好像我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尤其是一位小姐，高跟鞋登登地在我面前走来走去，连连向我抛出不屑的眼光，后来又与保姆耳语，似乎是要把我打发走。这无异是在羞辱，我愤然而起，不辞而别。回到旅馆就给这位从未谋面的书记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今天是你失了约，你家人不愿接待我，我只好走了。我找你，不仅是为一个人平反，极左路线从根本上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关系，如今正是要通过一件件的具体工作，重新修复人民对党的信念，所以你该帮助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受到伤害的人民群众。信寄出后就回到北京，这件事重重挫伤了我找基层解决问题的愿望，所以才向中央申诉。
黄克诚和夫人的古道热肠，重新燃起了解决问题的希望，我赶到上海去拜访杨光池。按事先所约来到杨的住所，这是坐落在淮海路不远的一所破败的欧式小楼，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一刻钟，见到他房门牙着缝，不便冒昧，就在门外徘徊。不意，门内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说：“你进来吧。”进了门，一间偌大的客厅，几乎没有什么家具，高高的窗台帷幔低垂，幽暗的光线中一个衰弱的老人深深地埋在大坐椅中，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来早了，没有准时。”话语尽管有些不客气，但我对他肃然起敬，就凭他在室内就能发觉室外的动静，保持了老公安的高度敏感，就有些不同凡响。那严谨的时间观念，说明他办事一丝不苟，令人钦佩。我恭恭敬敬地呈上申诉报告，他说眼睛看不清了，让我念给他听。我一面逐段、逐段地往下念，一面见他眯着眼，一声不吭，几乎有些怀疑他是否睡着了，谁知刚刚读罢，他霍地站了起来，拍着桌子大声说：“这是我们对人民欠下的债!”这近乎吼样的一声，使我顿吃一惊，这时我才看清他的眼睛灼灼闪光，这是一个威震上海滩的公安局长的剑眉怒目，虽然如今已老态龙钟，然而锋芒不减当年，原来他是听得如此入神、动情呵。接着，他就谈了怎样尽快落实政策的方案，并由此打开了话匣子，说他的经历，与黄克诚夫妇的战斗情谊。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没有孩子，老伴也离他而去，平反后就他一人住在这深宅里，靠一个公务员兼秘书照顾他生活。谈话中我发现他的孤独和寂寞，内心里充满了解社会问题的渴望和对受害者的同情。难道他缺少朋友吗?我在想象当年的他，一个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人物，主宰过多少人的生杀大权，是不是也有过错捕错杀的情况呢?要不，在他火热的同情心后面，不时有一种隐隐的负疚感，这究竟是为他个人过失还是党的失误而不安呢?我没有问他。
按理说，事情到这一步，能够顺利落实政策了吧，不然，据说这牵涉到好多万人，还得慢慢来。想当初，一周之内赶走几万人，何等雷厉风行，一旦事实昭彰，顺理成章的事偏偏又以不在理的理由拖延，所幸的是落实政策的每一程序都有杨光池的亲自过问，那些没有领导人关怀的人呢?这事情的最终解决还得感谢北京市政法委员会负责人王仲方同志，是他把我的又一份申诉报告，转给甘肃省委，经过省委冯书记、酒泉地委麻书记、敦煌县委李书记逐层批示，并很快转给我县委信访室的调查报告，认为我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表示积极配合上海方面落实政策。这件事终于在1984年得到圆满解决。
现在想来这又有点可笑，惊动了中央纪委、甘肃省委、酒泉地委、敦煌县委、上海市委和区委等各位领导的并非是要案大案，而是一件小而又小的事：即是恢复无辜者应得的退休待遇和就近安排户口进入城镇的问题。这样极其简单的事，微不足道的要求，竟然拖了6年。所幸的是，刘聚霞终于在生前看到这一纸“昭雪”，阖然长逝了。
这件事留给我的是一种可悲的感觉，作为一介草民要申冤昭雪，太难了，难于上青天，青天难及，清官还可盼。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人们那样歌颂清官，盼望清官，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地方，民众的去留存亡没有法制保障，只有梦想清官下凡。41年前一个“红彤彤的大上海”肇成多少人间悲剧!但愿这一悲剧不要被人遗忘。
这件事给我感召最深的是杨光池留下的一句话：“这是我们对人民欠下的债!”八十年代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每逢在院、所级的党务会上遇有落实政策或平反问题，我义无反顾地为受害人讲话，因为我既然是党的一分子，就有义务清偿这笔债!
党和人民的关系在那里被破坏，就要从那里修复，这是我的信念!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刘志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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