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何须时尚化——从“汉服运动”说起（二）

深衣是何等服装？这是上古流行的长袍，“深”者意为有深刻的含意，如其形制：长袍，有上衣下裳相连，象征二极；上衣象天为玄色，裳在下为黄色，天地玄黄取之乾坤；上装用4幅布，喻为四季，下裳有12幅是12个月，这是“法天”；领口是交领，直角相交表示“地道方正”；背有中缝，象征“人道正直”；袖长而广，伸展如圆规，是为“天道融和”；腰系大带，以作权衡；整个造型上宽下收，因为上是阳下是阴。穿着深衣要有五项规则：即规、矩、绳、权、衡。这种幅巾缙带，宽袖大袍，穿在身上，要求行为进退有仪，稳重迟缓，以顺应天时地势人和。这样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衣装，已成为政治伦理的符号，远在千年以前，宋明时代的人都不看好，又岂能为现代人所欢迎？所以提倡深衣不过是一场娱己娱人的闹剧。

虽然深衣不可行，但是面对全球化和生活方式趋同化，怎样保留民族特点，却是时代性的课题。清末民初的服装改革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早在戊戍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裙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与欧美同俗”，又说：“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这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把变衣冠作为学习现代文明，革除社会陋习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

民国前后，洋装一度风行中国，这有利于突破中外风俗差异所形成的壁垒，也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创新。但是愈来愈多的人感到，西服与中国人生活习惯不相适应。领带卡脖子，手套不方便等等，怎样使西服本土化，尊重中国人的穿着习惯，是推进服装改革的关键，这种交流的结果不是洋装吞没中装，而是创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服装：中山装和旗袍。

旗袍，并非以旗为名的就是旗人的服装，现代旗袍实际上有四个来源，那就是蒙古的袍服，明代汉人的长马甲和满族的旗装，宽大，直腰，凝重、端庄。从西服洋装传入中国以后，轻盈利落，紧身贴体的西式连衣裙吸引了中国女性，促进了旗袍的改良。依照西方流行的人体曲线美对袍服重新剪裁，收拢腰身，衬起高高的胸部，宽大的衣衫一变而为苗条的长袍，逐渐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是中西联璧，择优而取的成功之作。

中山装是由孙中山创制而得名。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翻领，上下左右4明袋，喻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袋口为倒笔架形，以不忘知识分子；5个扣，象征五族共和。这一式样与西服不同，突出表现在关闭式的立领，钮扣直线排列均匀，背有缝，腰节略加收拢，穿起来收腰挺胸，凝重干练。裤子则把传统的连档裤改为前后两片组合，腰围有折裥，侧面和臀部有口袋，裤脚带卷口，这就是中山装的原初样式。对四袋、五扣的伦理解释，富有中国古人衣着的情调，但与古代服装有实质性的不同，古人的穿衣着装是礼制的重要内容，正如《管子》所说：“衣服所以表贵贱也。”以服装标志等级的高下，并受到国法的保护，这是古代服装的通则，从民国伊始，服装不再有等级之分，戴什么帽子，穿什么款式，用什么色彩，不论尊卑贵贱，听凭自选，从此走上自由着装的时代，这在中国服饰史上是新的里程碑。

可贵的是，孙中山在创制中山装时还提出服装现代化的理念，这是他在给中华国货维持会函件中提出的民国服式的制作原则：“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这服装四原则，真正结束了服饰伦理政治化的观念。由于这一服装样式结构合理，自然舒服，受到民众的欢迎，常盛不衰，延续至今。

当今人们提倡深衣的一大理由，是中国没有国服，因此要以深衣作为国服登场，殊不知早在民国初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民国服制条例》中就已确定中山装为礼服，建国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穿中山装出席国家大典。所以中山装和旗袍都是吸收西服的审美价值，结合中国人穿着的习惯，对传统服装加以改造而创制的新服式，在国际上已被视为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服装，约定俗成地成为中国的国服。此种记忆并未消失，而在汉服运动中竟有人无视中山装和旗袍创制和演进的历史，将旗袍视为满人的服装，中山装是洋人的服装，进行排除或视而不见，再从先秦的老古董中发掘出深衣，作为中国的国服来宣扬，姑且不论将满族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大有狭隘民族主义之嫌，从服装演变来看，也是误解或无知。

在文化发展史中，取之国外，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事例举不胜举，远的如民族器乐胡琴、笛子、琵琶来自西域，先秦的古乐大多已失传；近的如乒乓球，从上个世纪起中国人几乎垄断世界乒乓球坛，被中国人引为骄傲的“国球”，可乒乓球却源自19世纪的英国，并非中国土生土长。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某些传统，不合时宜的，只能请进博物馆，供后人观摩它昔日的辉煌。

对于推行汉服，我也粗略地作过调查，2007年网上有人发起穿汉服祭奠袁崇焕，我去了现场，袁崇焕的墓地在北京旧花市一个僻静的地方，一上午前往凭吊的约有二三十人，有9人身穿汉服(含1个儿童)，我与他们一一交谈，发现其中4人是服装公司的，2人是网站的，1人是民乐团的，还有1人未示身份。从这构成来看，不可否认它的商业要求，该服装公司专事设计汉服，200元可买一套，如团购还可优惠。可见汉服的提倡者既有个人喜好，更有推销商品的动议。

“国学搭台，商家渔利？”

当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以文化为资本的新经济时代，商业愈来愈凸现主导社会时尚的趋向。商家的炒作，已经长驱直入到从不以商品论处的国学领域，国学仍是中华民族传之悠久的精神遗产，对今人来说，是学与不学，而不是卖与不卖的问题。国学热，很快火爆到全国，细究之下，商家的炒作是重要原因，2005年成立“中国国学俱乐部”，且不说国学成为“俱乐”，乃是前无古人之举，如果为了“大家乐”，使国学走向平民，也无可厚非。然而所办的国学班，绝非面向平民，“乾元国学教室”，一年学费24000元，恐怕连小业主都上不起，又何能平民化？说穿了这是国学搭台，商家渔利。还有那些国学幼儿班，身穿古人服装，头上梳起丫丫髻，再缴上价格不菲的学费，方能聆听受教，这哪是贫寒子弟所能问津。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已经异化为有钱才有类。不过这比黄金制作的古籍，乃是小巫见大巫，一部金质古籍动辄数十万，上百万。不论是纸质或金质书写的难道不是同样的内容？贵重的是金而不是文，以国学谋取暴利，这本身就使孔夫子蒙羞，更遑论“正其谊不计其利”的国学精神了。

按理说，商家愿卖，顾客愿买，那是市场交易，但行无妨，而国学研究者大可不必为之撑腰张目，面对汹涌的商业大潮，还是保留一点先贤风骨，维护国学的声誉，以保障国学教育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