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周恩来：1956年的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不得不作检讨
1958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这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已陷入被批评的境地，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
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如：
——1956年6月15日，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那里说：“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中宣部根据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思起草的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
——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关于1957年度计划的报告》节录，这份报告主张：“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点”，“数量上的增长稍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
……
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所以，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一吹，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是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 ”、“市场紧张”，过个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
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南宁会议开始的前两天，周恩来还在北京；11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12日，接见了三批外宾。待周13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时，才亲身感受到会议空气的凝重。周也为之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追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继续往下说：
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
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
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
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薄一波看出来，周恩来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转过弯来，但组织原则驱使他不得不作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
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
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们理解，在会议的紧张气氛下，周恩来除了这样做以外，还能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呢?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主动承担责任，是他的一贯作风。
周恩来也不是不清楚，迁就毛泽东的思路，必然会助长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之风，以至促进党内急躁冒进思想的进一步膨胀。但是，由于党处在特殊的环境中，组织生活又不健全，他只能如此。为此他的内心非常郁闷。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杨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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