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
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可见在总方针上，毛泽东的意见是“促进”而不是“促退”，而且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去年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和“促进”性质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很不满意，在讲话中他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提得很高：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
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又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说：
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此言一出，谁还敢继续“促退”，谁还敢说“促进”是“冒进”?况且一些人以为，只要人有胆量、有意志，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
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来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许多时候都是高瞻远瞩的，其正确的一面远远多于错误的一面。他与毛泽东是多年密切合作的伙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感情深厚的朋友。然而，自从反冒进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总感到在一些方面自己与毛泽东的思路有一些距离，或者说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
这时，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
——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指责：
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
也是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杨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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